社会流动性研究有什么意义

2．1　社会主义国家代际流动特殊性的社会学分析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流动性，西方学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强调工业化带来流动性提高的普遍逻辑。以Blau and Duncan（1967）为代表，延续了主流社会流动理论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追求经济增长和逐步走向工业化，所以也必然和西方国家一样伴随着由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提高。

第二类观点强调意识形态与偶然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表现。一方面，他们认为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对吸收低阶层人员的重视，以及广泛教育体系的建立，极大削弱了家庭背景的重要性，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更大；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流动性特别容易受到某些偶然因素（如领导人观念的）影响，从而表现出较大的波动（Yuan Cheng and Jianzhong Dai，1995）。

第三类观点则强调了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的市场经济转轨对社会流动性的特殊影响。以Victor Nee（1996）为代表的研究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渠道主要由计划经济的再分配力量所决定，而伴随着经济转型，对资源和机会的控制权开始部分地由政府转向市场，这就导致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并改变着不同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相对地位，甚至创造着新的社会流动渠道。而“再分配”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的共存和博弈，也必然使得转型国家的社会流动现象出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性。

2．2　中国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内社会学界对中国代际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体现在运用流动表和社会经济获得模型进行的社会流动性测量方面，共同结论是改革初期较大的社会流动性可能正在减弱。

我国社会学界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林南对天津的社会流动性调查为开端（林南，1989），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用调研数据进行社会流动性分析的著作，例如李春玲（1997）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青少年研究组“青年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源开发”课题的调查数据（全国8市的3 800名青年），通过计算流动表和相关系数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流动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分析；基本结论是，在中国城镇，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获得的作用非常小，中国的社会流动性相对较高。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流动的社会学研究也不断有着新的进展。这首先体现在不同学者运用各种数据对社会流动性的测量方面，例如严善平（2000）仿照日本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调查（SSM）项目对天津的研究；王春光（2003）运用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课题组调研数据的研究；王振卯（2007）运用南京样本的研究；陈芳（2008）运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中江苏样本的研究；李晚莲（2010）运用CGSS（2005）的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主要通过计算基于流动表的多种比率、相关系数分析对我国的社会流动性进行测量，并对社会地位获得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教育在个人经济社会地位获得当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进行，在改革初期较大的社会流动性可能正在减弱。例如，李晚莲（2010）发现父代的职业类别对子代有显著影响，而父亲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其子代实现上升流动的可能性最大，是农民的2．818倍。

另一方面，在这些数据分析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尝试从更系统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流动现象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其中，陆学艺（2004）对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已经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石，而文中以职业地位和收入为因变量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型分析，在得出“中国社会正在渐进地走向开放型社会”这一结论的同时，也指出了教育、政治资本和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社会流动中的特殊作用。而吴晓刚（2007）则通过理论和数据分析直接指出了户籍制度在限制中国社会流动中的负面作用，作者认为，由于只有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城镇居民，这就导致已有的只覆盖城镇居民的社会流动性测量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社会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