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学协会的建立推动了代际社会流动性研究的兴起

Sorokin（1927）之后的十几年中，相关研究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代际社会流动性研究的真正兴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既与战后国际环境逐渐趋于稳定、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有关，同时也与国际社会学协会的建立和大力推动密不可分。

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y Association）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在战后成立的国际社会科学协会之一8。它在1950年成立了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委员会，主导进行了多个国家的数据调查与比较分析。这些研究大多通过计算职业流入率与流出率来比较不同国家的社会流动情况，并得出了社会流动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且在各西方工业国家差别不大的结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Lipset and Bendix（1959）9，作者在其著作中直接指出其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社会流动是工业化过程的内在持续要求（Social mobility is an integral and continuing aspect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2．2　一系列关于代际社会流动性的优秀社会学著作问世，使其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

在上述研究的推动下，更多的优秀著作问世，代际社会流动性走入了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包括：

首先，Blau and Duncan（1967）建立了职业声望表（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 Prestiie Scale），为国际比较提供了统一基础，并基于其中的连续职业编号首创了“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尝试量化区别Galton提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环境（nature and nurture）之分，这已成为当代社会学进行代际社会流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

其次，Goldthorpe和Muller主导的CASMIN项目（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对西方和东欧的13个国家进行了高数据质量的国际比较，同时还建立了统一的社会阶层分类表（The EGP Classification，EGP代表Erikson-Goldthorp-Portocarero），使得国际比较有了一致的分析框架和基础，对代际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对代际社会流动性的社会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质量不断改进的数据和越来越复杂的统计方法逐渐被运用到社会流动性的测量和国际比较当中，以至于有观点认为社会流动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各个领域技术性最强的分支；但与此同时，不少社会学者也指出，复杂的数据分析方法并未对社会流动的理论作出本质上的贡献（Ganzeboom等，1997）。事实上，单纯的社会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对代际社会流动性进行全面和有效分析的要求，现实政策的更多关注，以及经济学等更多学科的参与，将为代际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角和更丰富的方法，并带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