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破解了世纪难题，大大推进了改革的进程

1．邓小平的答案破除了世纪教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992年一、二月间，邓小平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巡视和考察，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理论界的争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在满怀热情地肯定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深刻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这一重要论断，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他提出的这“三个有利于”也成为人们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

他还着重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邓小平的精辟论断，扫清了长期弥漫在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问题上的迷雾，指明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破除了改革征途中的主要障碍，粉碎了20世纪禁锢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主流经济学家头脑的紧箍咒，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得到了新的解放、实现了新的飞跃。邓小平的答案在经济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新纪元。

邓小平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曾说过，从马克思以后10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解决他去世之后成百年、两百年、成千年所产生的问题。列宁也同样不能承担他不在以后50年、100年所出现的事情，不能要求他解决这些问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不用新的观点继承、发展马列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主流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思想。邓小平强调，新的观点是从实践中来的。正是坚持实践第一，邓小平才能打破“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教条，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从战略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新贡献。

帕累托“猜想”的前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是商品经济消亡的产品经济形态的设想。科学家可以大胆提出“猜想”的命题，革命家、政治家也可以提出美好的理想目标，但这种理想目标的具体蓝图也只是一种没有经过证明的“猜想”。我们可以对美好理想憧憬，进行探索，为之奋斗，但不可以把没有经过证明的“猜想”作为当前的行动纲领和判断当前实践的是非标准。我认为，我们几十年来一切“左”的方针政策的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把没有经过证明的猜想作为当前的行动纲领和判断政治是非的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穷过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凡是对人民公社质疑者都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周有光老人说“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这话是实事求是的，符合我国实际的。

2．邓小平讲话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明确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南巡讲话迅速传遍全国，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改革就是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迅速成为广泛的共识。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作出了决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新修改的宪法第十五条也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大报告指出，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节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从此，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新时代。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节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同时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采取切实措施，积极而有步骤地全面推进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寻找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依法治国等。

在上述重大决策的推动下，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市场体系建设、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迅速推进。新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市场机制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3．以邓小平讲话为指针，中共中央从十六大到十八大提出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

到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初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了，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各项事业也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这个初步建立起来的新体制还很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不少深层次的问题都有待于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新体制来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993年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要求尚未完全实现。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远未完成，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还存在不少制度性的限制与阻碍，尚未做到一视同仁地平等竞争与发展;行业垄断与地区封锁的“市场条块分割”现象还存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尚未建成，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受到限制，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信用缺失、假冒伪劣等问题严重;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任务艰巨，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尚不完善，证券市场尚不规范，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高、股份制改革刚刚起步;收入分配制度问题较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税收调节作用不明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水平低、欠账多;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换尚未到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待深化，政府职能从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有待加快，宏观调节体系尚不完善，经济法制建设跟不上要求，以权谋私、经济腐败现象严重;等等。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中国改革更上一层楼，体制制度、法律法规要同国际接轨。为此，要清理与废止一切与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相违背的法律与规章制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准入的限制;提高政府行为的公正性与透明度，创造公平和可预见性的法律环境，大力推行依法行政，严格对政府行为的法律监督与公众监督;加快金融改革，强化金融监督，以防范和化解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建立外贸运行监控体系和国际收支预警机制;建立不仅面向国内而且面向国际的公共卫生与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预警与应急机制;等等。

(3)国民经济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是:煤、石油和一些重要的矿产品消耗过高、使用率过低，供应过分紧张;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的趋势仍在扩大;城乡差距扩大，二元经济结构亟待改变;地区差距扩大，要大力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就业压力加大，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以吸纳越来越多的待业人员;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事业发展相对落后，要深化这些事业的体制改革，政府也应在方针政策上对其倾斜，尤其是要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和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等等。

为此，进入21世纪之时，在全面总结20年改革的经验和问题后，中共于2003年10月举行了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节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仍以深化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以构建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以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着力点，同时稳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把国内改革和制度创新同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要突出政府职能转换，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协调，形成能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的体制和机制。

根据近10年改革和发展的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2012年11月8日通过的中共十八大报告继续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而“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并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的任务是: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并举。“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第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

第三，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包括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第四，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

第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健全和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十八大报告要求，“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决定》进一步更明确地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其他任何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以促进和保证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当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4．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

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从来就没有兼容过。而中国在1992年10月，由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融入并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越来越显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表明，中国不仅在国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成功兼容，而且在国外，与世界市场经济也兼容了。尽管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不少迫切问题亟待解决。但是，世界不能不承认，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已经平稳地、渐进地、成功地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如此深刻变革的是: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已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已迈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也已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不能不被看作是世界经济体制变革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而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市场，它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在西方一个理论派别所谈论过的“市场社会主义”。我在本书开篇就谈到，“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和他的学生巴罗内，在大论战中的捍卫者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集其大成者是美籍波兰经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他们所研究的市场是人造的，是计划机关(所谓“集体主义国家生产部”)模拟的，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在他们研究的“市场”里，没有实际存在的竞争环境，不可能通过竞争形成一个能真正标志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体系;而没有这样的市场价格体系，价格信号必然陷入混乱，不可能准确地反映供求关系状况，不可能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他们所谈论的“集体主义国家生产部”，是以生产资料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存在经济利益独立的市场主体。这种虚拟的“市场社会主义”一直停留在理论的王国里，从来没有实践过。

我还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起决定作用”，而不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部分的市场机制，所以，它也完全不同于20世纪50—80年代东欧国家一些改革派的先驱们所谈论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波兰原计委经济所长布鲁斯设计的分权模式、捷克原副总理奥塔·锡克设计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模式等，那些模式都还是在中央计划的基本框架内有条件地引入一些市场机制。由于他们的主张，有些得不到本国最高领导的支持，有的为当时的苏共领导所不能容忍，他们于是被迫逃亡国外，他们的改革见解成了没有成功实践的、受历史条件局限的学术著作。

同样，我还要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不是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20世纪50—80年代在一波又一波改革浪潮中引入的那些零打碎敲的、基本上属于行政性分权的市场调节。那时，所有这些国家都受斯大林理论的影响，只承认消费品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说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只能起影响作用而不能起调节作用，所以，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那些改革中的市场不是全流通的，是支离破碎的。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任苏共总书记后，一面提出“加速战略”，高喊“新思维”，一面又坚持说“计划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杠杆”，提起“市场”这个词就“谈虎色变”，所以，直到苏联解体之时，苏联的市场还是极度不发育的。普京任俄罗斯总统后，于1999年12月30日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正在建设和继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在市场发挥基础作用条件下的宏观调节体系、法律框架、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市场经济的条件，适时地研究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之间的“适宜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再者，我还要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现代市场经济，它完全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中的市场。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的“经互会”组织自成体系，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绝。“经互会”组织不是现在所谓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市场，“经互会”国家间的交易不是等价互惠的。“经互会”实质上是苏联国内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国际上的延伸，成员国出口企业同样是按照行政指令来分工生产的，基本上要服从当时苏联的利益，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利益。所以，“经互会”解体后，苏联终止了订货，东欧各国当时的产品就很难出口到世界市场去。而中国自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以来，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加大，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中国还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了并正在继续探索着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途径。迄止20世纪80年代末，人类历史上自然发育的市场经济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发地逐渐演进而成的。凡断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者，其主要论据就是市场化必须以私有化为前提。如果我们僵化地对待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没有经济利益独立而且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那么，社会主义当然就无法与市场经济兼容。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而搞市场经济，并在转轨伊始立即着手大规模地私有化。中国的抉择是，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鼓励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寻求公有制实现形式多元化;允许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与此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更新社会主义的理念。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

这里，我追述一件往事。1988年10月，我出席了由南共联盟主席团主办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圆桌讨论会。会议地点在南斯拉夫海滨城市察夫塔特。东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及其他左派政党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共151人出席了会议。我受中共中央联络部派遣，以中国共产党3人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会。与会者围绕着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本纲领和实践模式进行再评价。

当时的与会者普遍感到“社会主义运动存在严重危机，只有全面深刻改革才能复兴”。

在会议发言中，多数与会者高度关切社会主义世界自身存在的危机感。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混乱、迷茫、消极颓废、无明确方向等。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的弊病日益明显，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严重脱节，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已不再能成为对世界被压迫民族有吸引力的模式。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处于低潮，共产党的影响力在西方国家普遍削弱，群众对社会主义信仰的热情明显消退。不少与会者由此而批判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这种后来为许多国家效法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埋下了停滞与萧条的祸根;在政治上破坏党内和社会的正常民主生活，形成家长式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抽象的、空洞的和僵化的教条。这些严重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有的与会者提出，必须对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纲领与战略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再认识和再评价，进行全面的深刻的改革和更新，否则，它将不复存在。多数与会者认为，只有改革，才能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带来希望，只有在改革实践中，才能重新构建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理想。这是多数与会者的共同认识。

当时，有位苏联代表对我说，现在大家都批旧东西，都知道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不需要的，但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我说，看来只能在未来的实践中去探索吧。这是1988年。

确实如此，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联系中国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践教训，对原来传统的(或称“经典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经济层面主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产生了许多问号，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纷乱。有些人坚持过去的社会主义理念，认为不能改，改了就是背叛，认为搞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叹;也有少数人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又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5]“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当然，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至今并没有中止和终结，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仍在不断呼唤着、带动着社会主义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的改革实践在不断向经济体制注入市场机制活力的同时，也向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观念注入新的因素和新的活力。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应是普遍贫穷而应是共同富裕的;不能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而应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不能是排斥市场经济而应是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不应是闭关锁国而应是全面开放的;不应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应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和主要目标的;不应是GDP挂帅而应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已有的探索实践已经勾画出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理念”。从此，“社会主义”从“天国”回到了人间。

【注释】

[1]《新华文摘》，2011年第14期，第373页。

[2]同上书，第372页。

[3]同上书，第375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0页。

[6]同上书，第62—63页、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