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利用中国经济普查数据研究了对外贸易和FDI等全球化因素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通过计量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若干有意义的发现。
第一，就对外贸易而言，无论沿海还是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均不利于中国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的提高。该结论与H—O模型一致。从行业分类情况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进出口显著提升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比例，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则更有利于高技能工人的就业。并且，进口贸易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副作用主要表现为中间品进口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
第二，FDI的影响机制颇为复杂，总体上，FDI的流入有助于增加中国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这一发现验证了Feenstra-Hanson外包理论中有关资本流入如何影响就业结构的基本判断。但从企业注册类型来看，FDI并不利于外资企业的高技能工人就业。进一步检验FDI与出口的交互作用还可以发现，该项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并且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外资企业及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明显，说明FDI通过出口贸易弱化了其对中国就业结构的正面效应。
其他控制变量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生产规模等均有助于中国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的提高。
综上可见，中国仍在遵循着自身的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活动，与出口贸易有关的FDI流入也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相对丰富的低技能劳动力这一禀赋特征。当然，FDI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仍可在Feenstra-Hanson外包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即在全球范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发达国家外包的低技能生产环节，相对于中国而言仍属于高技能生产活动，因而在总体上提高了中国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比例。
要指出的是，就业结构直接影响了劳动收入分配，而中国的工资差距已从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对均等演变为之后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尽管本章关注于全球化对中国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就业结构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对于两者之间的工资差距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根据我们的经验研究结果，进出口贸易仍有助于缩小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而FDI在总体上会加剧这种不平等。因此，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对于缓解不同技能水平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无疑是有益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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