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高度融合表现在哪里

根据2015年6月召开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中国在金融业开放措施上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具体业务开放的承诺，也包括一些未来金融改革方向的承诺，从中可看出与对外投资贸易协定谈判紧密相关的内容。

根据《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中方承诺“增进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者对其资本市场的参与”，涉及的主体包括外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外资评信机构等，具体承诺包括8项（见表13.3）。

表13.3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金融业开放的中方承诺及现状

资料来源：《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http：//www. 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0092.aspx。

从表13.3具体承诺可以看出几点：

（1）中国没有承诺放松证券机构和资产管理机构的股权比例限制。中方可能将其作为中美BIT谈判重要谈判筹码。

（2）资本市场开放中，更强调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中国表明开放目标在于“为了进一步达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目标，为实体经济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发一个深度、高效的债券市场，加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国内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债市对外开放措施将相较于其他金融服务业更快推进。表13.3中的8项具体承诺中，4项与债券市场直接相关。

（3）一些具体开放承诺，实际上已经在双边投资协定范围之外，例如表13.3中的“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经纪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依法设立期货公司，代理境外交易者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

（4）中方已承诺的金融开放措施中，相当部分措施在政策面上并没有不允许外资开展相关业务。外国投资者同等适用政府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的承诺。该承诺实际上并非BIT所必须要求的，因为政府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可以视为政府补贴类型。

（5）对透明度的承诺多与具体政策相挂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多次强调提高透明度，如第七轮对话明确：“中美双方确认在监管措施包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中，透明度对于提高市场参与者的可预见性和增强对两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美方对中方透明度的许多诉求直接与具体政策相挂钩。例如2015年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特别提到关于商业银行信息系统的法规的透明度问题，双方承诺要“透明化地制定银行业ICT相关法规，包括在正式发布相关法规前公开对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并考虑国内外各方意见”，此外中国还承诺“对中国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包括产业发展促进指导意见和各级政府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就其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以加强该领域的政策透明度”。第六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中，美方特别对保险公司提交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申请的程序提出透明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