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美元债务

根据以上估计的结果来看,我国企业在正常的生产性税收负担之外,除去社保、土地出让金等非普遍性的非税负担外,总计承担了大约1.2万亿元的包括行政性收费、非公益性政府性基金、罚款等税外的费负担。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企业缴纳税的费用的10%。而事实上,我国企业的用人成本中社保基金也是不低的数目。企业缴纳的社保基金占到了社保基金总金额的2/3,以2012年数据计算,为19273.33亿元。

如果说,把企业的各种负担进行加总,即以2012年为例,9.16万亿元的生产税,政府非税收入中刨除行政性收费和罚款的金额外企业约承担1万亿元,1.92万亿元的社保基金企业缴纳部分,约2.2万亿元除去补偿居民的土地出让金和彩票等公益性收入的政府性基金,再加上前文估计的1.2万亿元的行政性收费,我国企业在2012年的总财政负担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5万亿元以上。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当年统计年鉴统计的企业盈利金额。2013、2014年更是如此。从国内整体税负水平来看,如果说窄口径的税负比例在22%左右,那么算上以上所列的种种非税负担,我国整体税费负担实际上已经超过了40%,而税之外各类负担的加和总额,已经几乎等同甚至可能超过单纯税部分的负担。

这里我们不妨与美国的企业负担进行横向比较。根据《国际统计年鉴》、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的数据库,本书整理了目前可得的2011—2014年美国企业负担占美国联邦及州、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情况,如表6-7所示。

表6-7　美国2011—2014年企业负担占财政收入比重情况（单位:10亿美元）

美国企业的负担中,主要为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税,其中社保税是由个人和雇主以五五分的方式共同分担、个人企业主完全自主承担。因此在估计时按照最高可能性,即美国联邦社保税收入的一半来估计。此外,在美国的财政收入中通常还有3%左右来自商品和服务税,即类似我国的所谓货劳税,其占比非常低,而且存在企业和终端消费者之间由于供需关系转嫁的可能,因此实际由企业负担的部分难以明确。但根据已有数据可以看出,即便加上货劳税负担,美国企业的负担在财政中的总占比也低于25%。2011—2014年,美国企业税收负担大约占美国GDP的比重在1.77%—2.60%之间；财产税、个人负担的直接税是美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非企业。相比之下,以上文计算出的我国企业负担中位数来估计,以2012年为例,企业的生产税净额、企业负担的社保和企业的费负担加总将达到122951.06亿元,而在包含社保、土地出让金等我国政府财政总收入203563.27亿元中,达到了60.4%的占比。因此我国企业不仅负担的绝对数值高,在财政负担中所承担的比重也是最重的。

回顾本书第四章中对收入流的分析,如果企业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承担的边际税负过高,那么对人们创办企业无疑会起到负的激励效果。创办企业的成本和边际负担过高,将会抑制人们创办企业的动力,对鼓励创业、鼓励就业而言无疑是不利的。从供给侧来看,这都是抑制社会中创业和就业微观活力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