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规模报酬和生产函数情况

如前所述,在新古典框架下建立考虑供给侧传导关系和中国税收体系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前提的理论模型,需要考虑前提条件的不同,同时由于本书所研究问题的对象是企业,因此建模时的微观基础就需要考虑到企业的生产函数。从模型的前提条件来看,在中国背景下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特别重视的:第一,相对于西方国家,在我国的税收总收入中,直接税占比低而间接税占比相对高,因此在建模时需要考虑到我国财税税基来源与西方国家的本质区别,本研究认为,其中对个人劳动所得所征税收部分,在建模时为了简化可以将其忽略不做考虑；第二,根据我国近几年税收年鉴统计数据,货劳税的占比始终超过70%,而企业所得税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比例在20%左右,因此基于这样的现状,本研究认为可以主要考虑企业所得税和商品税这两个税种,从而简化建模时的分析；第三,我国的总体税收状况具有累退性^[3],且其中商品税的累退性尤为明显,因此建模时需要考虑税率提高导致相关消费下降的现实条件；最后,根据我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建模时本研究设定我国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国内市场处于未出清状态,因而需要通过外部需求来消化内部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过剩产出。

以上所列四点,是本研究在建立中国背景的新古典框架下模型时需要考虑的不同于经典假定的建模前提。正如本章开头所言,为了与前人的研究有所不同,本书会更加关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前人在供给侧分析时容易忽视,且对于当前通过减税清费鼓励我国企业创新升级也很有现实意义的代表性变量。以下建模过程中,本研究还将借鉴Barro（1990）所使用的经典生产函数假设,以及吕冰洋（2011）的相关建模思路,同时建模中主要考虑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边际税率对经济体中个体厂商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上式中的ρ为贴现率。由于代表性行为个体同时也作为个体生产厂商存在,就需要设定其生产函数。同样地,参考Barro对生产函数的经典设定,以及Lucas的供给侧模型的相关设置,这里考虑一个类似于经典A-K生产函数的代表性厂商生产函数,形式为:

其中,P指代的是代表性厂商的劳动生产率,也即其雇佣劳动力的平均产出；这里A指全要素生产率；K指厂商投入的资本；G0则指政府所投入的、对厂商的生产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的生产性支出。

全要素生产率是此前新古典模型中往往作为常量处理的一个变量,但本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从供给侧进行细化处理。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重要的生产函数的投入变量,不应仅作为常量处理,而需要考虑它受到其他外生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应当会受到来自供给侧的创新投入类变量的影响。基于这两点,本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A的影响函数,取其影响变量为企业资本K、对资本征税的边际税率tK和政府生产性支出G0,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函数表达式为:

这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中,为了简化,略去了人力资本的因素。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本书分析的主要切入点是企业的减税清费问题,而人力资本与个人所得税是否存在直接的关系尚需要实证数据的证明（这也可以是未来继续研究的一个方向）,同时前文也提到对个人的直接税在我国背景的分析中占比相对较小,为了简化分析进行忽略,因此这里在分析代表企业创新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时,同样将人力资本和对个人减税的部分略去。但在本书第四章的细化分析,以及本书第七章的案例分析部分,对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企业人力资本相关的个人减税问题会有所涉及。

如果G以来指代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且这里不妨认为政府的收支平衡,若假设政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的比例为φ,则有G0＝φG的关系。由此,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应满足如下的关系式:

在上式中,r指市场利率。这里不妨按经典设定,认为此经济体中的代表性厂商之间存在竞争性均衡,即代表性厂商均只能获得正常利润,从而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就应与市场利率r相等。那么,就存在以下的等式关系:

根据竞争均衡条件,不难得到资本市场的均衡关系表达式如下: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净出口X＞0,即上文所述,我国由于内部需求不足,需要通过净对外出口,以外部需求来消化国内过多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