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用“大锅饭”、“铁饭碗”说明传统劳动体制的弊端。但这种形象化的描述所涉及的主要是这一体制的表象。传统劳动体制的构造不仅受到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特殊规定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古典公有制经济特殊规定性的影响。这双重规定性使得传统劳动体制具有了如下特征：
1.就业的统包统配。这是计划体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具体实施方式。不仅劳动力的初次就业，而且就业后的流动都要纳入计划安排。劳动者选择企业和职业、企业选择劳动者的余地都很小，如果说这种选择余地不是完全没有的话。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不是职业适应劳动者的偏好和特长，而是劳动者的偏好和特长被职业“改造”，即所谓“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非计划就业和流动不仅被计划者视为“非法”，而且要受到户籍、粮油管制制度的严格限制。于是，非计划就业和流动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通常人们并不打算作这种尝试。
2.就业和保险的结合与就业刚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负有向其社会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险的责任。[1]但是它为什么不采取就业与保险分离的方式，而采取二者结合的方式，则是因为在实行公有制和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社会上出现失业并由政府加以救济，不仅意味着计划者的“失职”，而且意味着对公有制本性的违背。按照传统公有制经济理论的说明，失业仅仅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能够保障社会成员的充分就业。于是，政府采取了永久就业，即不允许失业的办法提供保险，而就业和保险双重职能则“历史地”同时落到了企业身上。一个人一旦就业，原则上就永远获得了就业的权利。所谓“就业刚性”，即人们常说的“铁饭碗”作为就业与保险相结合体制的产物，便合乎逻辑地出现了。
3.工资平均分配倾向与工资刚性。传统工资制度虽有八级工资制等规定，但这有限的工资等级通常并不反映工作努力程度和成果的差别，而只反映资格、年头上的差别。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八级工资制和按劳分配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受到批评，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以致干或不干都一个样。这种工资平均分配即吃“大锅饭”的倾向除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外，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是，由于企业外部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即使计划者愿意实行较为准确的按劳计酬，也要面临核算费用过高而难以实行的问题，特别当企业经理缺少工资分配权时就更是如此。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在就业与保险相结合，而工资水平又很低的情况下，工资实际上更多体现了保险的职能，即工资分配首先要保障人们有饭吃，能够维持生存。由此决定的工资分配必然有均等化的特点。
与工资平均分配倾向相联系的是工资刚性。工资刚性并不是传统体制下的特有现象。但传统体制下的工资刚性至少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而得到了加强。首先，上面述及的低水平工资收入所具有的更多的保险职能，使工资很难压缩，而且压缩本身缺少合理性。其次，由就业和保险相结合而导致的就业刚性，使劳动者之间不存在争取和维持就业岗位的竞争，不存在获取更高收入的竞争。简单地说，竞争不会给哪个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相反，用某种集体行动方式，即垄断方式维持已有的工资水平，以及追求更高的收入，则几乎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因此，当工资水平提高到某个程度，工资的保险职能明显减弱以后，工资刚性就已包含了某种劳动垄断价格的意味。
4.收入的高实物福利倾向。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只是劳动者收入的一部分，另一个占相当大比例的收入部分由企业提供的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服务性设施（食堂、浴池、文体活动场所、学校、托儿所等）以及某些消费性实物组成。这部分收入主要由实物福利形式提供有其必然性。就业与保险的结合使企业对劳动者承担了从生产到生活的无限责任，同时这种结合又使劳动者的流动性很低，从而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封闭性较强、具有一定程度自给自足特征的社区经济。在这种社区经济中，福利设施的就近和集中建设不仅是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还是经济的。如住宅区邻近生产区，职工上下班时间大为缩短，同时减轻了城市交通的拥挤。此外，由于实物福利的供给和需求在同一“单位”，货币介入的必要性也降低了。
首先，实物福利的低分解或不可分解性和集体消费的特点，使其分配更具有平均主义的性质。例如，住房是按一定建筑标准成套建造的，而且类别不可能太多。假定有一套两间房的住宅，企业很难让贡献小的某人只住半间房，而让贡献大的另一个人住一间半房。又如，倘若企业试图按照每个职工的贡献大小决定并监督他们洗多长时间的澡，看多长时间的电影，那无疑是荒唐可笑的，事实上也是无法实施的（由于测定和监督成本过高），“人人有份”反倒成了节约的办法。其次，与工资具有部分保险职能一样，许多实物福利用于满足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他们的生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看，对实物福利进行平均分配的合理性显然增加了。再次，大多数实物福利具有不可移动的特点。对职工来说，这些实物福利只有在“单位”内才有权享受，一旦离开“单位”，这些实物福利并不能随他的流动而流动，即是说，这些实物福利是“单位所有制”的。不可移动的实物福利显然增加了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实物福利占收入的比例愈高，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性愈强。职工调动，不仅意味着工作岗位的更换，而且意味着原有的实物福利在新企业内得到补偿。因此，劳动力流动成了“工作岗位＋实物福利”的联合换位。这显然使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大为增加，并使其配置结果受到扭曲。
总之，就业的计划统包统配，就业与保险的一体化，以及收入中的高实物福利倾向，或者说收入中的低货币化，构成了传统劳动体制的基本方面。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对职工承担了无限或近乎无限的责任，而职工则对企业形成了全面依赖。直观地看，企业“负担太重”了，但对此的经济学解释应当是企业“负担得太多”了。与企业中其他要素和产品交易体制有所不同的是，传统劳动体制的既有特点决定了对它的改革具有较高的综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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