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转轨中的失业情况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东欧国家先后经历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其转轨基本上遵循了所谓“休克疗法”，只有部分国家在后来面对激烈的社会矛盾时作了一些调整。“休克疗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强烈的金融紧缩和大力压缩消费硬性弥合总供需间的缺口，这种金融政策在80年代后期给南美的玻利维亚带来了两年内将通货膨胀从五位数降至50%的成功，但苏、东国家的国情却与玻利维亚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其实行休克疗法的后果则是政治动荡、生产滑坡、财政状况恶化、外贸下降、恶性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剧增。其中，失业率的增加，既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又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因而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根据1991—1994年的数据（如图2.3），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国家除了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之外在转轨过程中普遍经历了较高的失业率，基本上保持在10%以上，并且失业率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图2.3　苏联、东欧国家的GDP与失业率的变动

在失业率居高不下，部分国家失业率持续上升的同时，各国普遍经历了生产的滑坡，GDP增长率持续为负，虽然除了俄罗斯之外，各国的负增长状况有所好转，但多数国家直到1994年才转为正增长。总体来说，经济学家们认为苏、东各国要达到转轨前的生产水平仍需经历一段较长的时期。

由于苏、东国家转轨的方向是市场经济，而其转轨方式之一就是实行私有化，所以在各国私有经济普遍增长，国有部门则持续衰退，不同所有制的增长状况不同，伴随着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其中，东欧国有部门就业减少非常迅速，在俄罗斯相对较慢。但从俄罗斯失业者构成来看，超过2/3的失业人员是来源于国有企业的。

在地区差异上，各国内部也显示出失业率的不均匀分布。以俄罗斯为例，不同地区间，由于产品结构不同，国家的财政政策倾斜不同，劳动力流动性情况不同和工资水平的差别，都相应地表现出了失业率的差别。

在行业结构方面，转轨以后使计划经济下就业过于集中在工农业的扭曲就业结构状况得到了改变，各国一致表现出服务业就业人口增长，而工农业就业人口下降。1994年服务业所占劳动力比例在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超过了50%，在波兰、保加利亚超过了40%。

苏、东国家经济转轨中，除了失业率居高不下外，还同时表现出如下的现象：（1）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参与率非常高，所以当传统的计划就业体制发生改变以后，苏、东各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普遍下降，尤其是在妇女中该比率下降更大。（2）长期失业人口（失业超过一年）增加，1993年底至1994年底，斯洛伐克长期失业人口的比例从32%上升到48%，匈牙利从34%上升到42%，其他东欧国家均上升了5%—6%，即使在失业人数很少的捷克，长期失业人口比例也从18%上升到24%。

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普遍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政治制度也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演进方式，其直接的后果是政治动荡，经济体制也同时陷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在苏联，“8·19”事变以后各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的统一市场彻底瓦解，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在1991年一年内锐减30%，同时，苏联的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也每况愈下，生产、流通各环节出现紊乱，黑市经济膨胀。在东欧各国，政治纷争也相当猛烈，保、捷、罗、波、阿五国出现了党派纷争和左翼力量组织的罢工，各国政党面临国内矛盾都不能提出有效地推进改革的经济纲领。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各国综合国力急剧下降，生产滑坡。以1991年为例，当时的东欧各国和独联体国内生产总值均比1990年下降10%以上，仅波兰一国下降幅度低于10%，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很多国家国民经济滑坡到这些国家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水平，国内经济滑坡是导致失业的首要原因。

引起失业的第二个原因是需求水平下降。从国内来看，一方面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以1991年为例，苏联日用消费品和劳务价格一年内增长了140%，同年阿尔巴尼亚通货膨胀率达600%，保加利亚为500%，罗马尼亚为280%左右，波兰为71%，捷克斯洛伐克为57.9%，匈牙利最低也达35%，东欧国家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到1994年才得到缓解，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多数国家，仍然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之中。另一方面，职工名义工资增长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率，在有些国家还采取了限制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于是职工的实际工资购买力下降，在东欧国家只有匈牙利1994年度的平均实际工资高于1989年，其他国家实际工资下降得很剧烈，下降最小的是捷克，1994年度实际工资是1989年的85%。与此同时，各国贫富差距拉大，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增多，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国内需求水平的下降。从对外贸易来看，苏、东各国普遍经历了外贸的急剧下降，1991年6月，经互会宣告解散，在此前后，苏、东各国分别取消了记账易货贸易和卢布结算体系，从1991年全盘改行外贸现汇结算体制。但苏、东各国普遍存在的情况是现汇短缺、产品滞销、原材料不足或消费品匮乏，实行现汇结算后，使得苏、东各国间原本拥有的贸易关系无以维系，苏、东各国各自拥有的一批为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生产专业化协作产品的厂家，出现产品销路不畅，有的则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原苏联各共和国在独立之后，相互之间也视为外国，要求对方以硬通货支付货款，中断交通运输，提高关税，废除合同，限制本共和国产品向其他共和国外流，人为地造成各共和国之间的贸易急剧下降。同时苏、东各国试图将自己的拳头产品卖往西欧，以求赚得硬通货和回归欧洲大家庭。但实际上，由于苏、东各国与西欧原本联系较少，短时期内很难弥补原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下降。由于这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苏、东各国贸易大幅度下降，加剧了失业的产生。

由于苏、东各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劳动参与率极高，就业由计划安置，公开失业不存在，从而失业救济金也不存在。同时，这样的就业体制又造成了大量隐性失业的存在，据估计197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隐性失业占劳动力的15%，1987年，波兰的隐性失业率高于25%。在转轨时期，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和私有化的进展，企业必然开始使隐性失业公开化，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又不健全，失业的流出率普遍不高（俄罗斯该比率较高），这是造成失业上升的又一个原因。但实际上，由于观念上的原因和调整成本的存在，企业并不倾向于将多年的劳动力立即从企业分离出去。以俄罗斯为例，很多企业的做法是工时调整，也就是说并未将全部的隐性失业公开化，面临工时调整的工人数目在1993—1994年间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很多处于非自愿“放假”的人找到了替代的工作。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劳动参与率降低了，部分人在失业后转为非就业人口，缓解了失业率的上升，以俄罗斯为例，就业量减少2.5%，失业率仅上升1%，其间的差距便是由于非就业人口增多了。

苏、东各国的经济转轨的确在几年间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但是近年来，已开始可以看出各国经济中有些使得就业增长的正面因素，尤其是在东欧各国。

首先，自1994年以来东欧各国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这一年东欧各国GDP均有增长。除斯洛伐克外，其余几国在1994年末失业率均有所下降或无明显上升，这里需指出的是，其中只有阿尔巴尼亚、捷克与波兰三国就业率有所上升，其他几国失业率的下降（或无明显上升）更多地是因为劳动参与率在下降。除了经济总量开始扩张外，东欧各国的产业结构也有所优化，第三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上升，高新技术部门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过多地集中于工农业部门的状况得到改变，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稳步上升。

其次，外资进入对于东欧国家经济走出低谷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在1989—1994年间，东欧各国国民经济投资额持续下降，中小企业的投资也很有限，而在这几年间以欧洲联盟为主体的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却在增长，其中，德国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直接投资由不足0.5亿马克直线上升到100亿马克以上，法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典、瑞士、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投资额也有相当的增长。到1994年为止，多数东欧国家已建成上千家合资、独资企业，其中匈牙利2200多家，罗马尼亚3000多家。外资进入使受益国投资大增，同时还推动了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现代化技术改造，提高了合资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最终扩大了出口创汇，增加了就业机会。相比之下，原苏联国家在引进外资方面并未获得与东欧国家相同的成功。1992年和1993年，西方大国分别许诺向俄罗斯提供24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援助，而实际提供的款项仅为预计数的一半左右。在原苏联国家中俄罗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复最为明显。1992—1993年，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外商投资的涉外投资法，但自1994年初起，民族主义势力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孤立主义的经贸政策出台，又使这些法规沦为一纸空文。俄罗斯涉及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的税种增加，税率不断上涨。此外，独资、合资企业出口自产产品所得外汇收入，也由全部留给本企业支配改变为必须拨出50%在国内外汇市场上按议价出售。经过如此反复，大多数外商认为在俄投资已无利可图，转而投资于东欧各国。所以，外援对于原苏联国家促进生产和增加就业作用甚微。

另一个增加就业的积极因素是对外经贸关系的调整，这一点在东欧诸国表现更为明显。首先，东欧国家对外经贸合作的重点由苏联转向了西欧，虽然在短期内没有弥合贸易下降的缺口，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显然是有利的。东欧各国对西欧国家贸易中，又尤以波、匈、捷发展较好，对西方市场准入有所改善。三国于1992年与欧共体签订了“欧洲联系协定”，7月又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另外，经互会的解体以及国家分裂对各国外贸的影响使苏、东国家很快意识到相互合作的重要性，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趋势逐渐增强。1991年12月，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之外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以期加强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后来，格鲁吉亚加入其中，1994年10月独联体国家又一致同意成立独联体跨国经济委员会，可惜的是各共和国间貌合神离，这些做法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四国于1991年11月建立的“维谢格拉德”自由贸易区，1994年，该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进入了第二阶段。根据协议，其成员国分别对其他三国的商品（不包括农产品和少数“敏感产品”）每年降低关税1/3。此外，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与该集团四国也加强了经贸技术合作。据估算，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调整至少可以使相关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5%—1.0%。

苏、东国家在转轨过程中私有部门的增长也成为就业增长的有利因素，但是这一点对就业的影响相对要小，因为私有部门仍然是小规模的，主要集中在贸易部门和服务部门，新建立的私有部门很难达到高效加工业所必需的最小规模。在苏、东转轨过程中，大部分私有部门的增长来自于中等规模企业的增长以及由中等规模和大的私人企业所建立起来的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