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生产变动概况

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呈明显波动上升态势（如图4.1所示）。伴随着国内政策的调整及粮食价格的涨跌，大致可将我国粮食的生产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艰难起步阶段：1949-1977年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产量波动较大。而且旧中国的农业基础极为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几十年战乱的破坏，粮食生产严重不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明显的短期增产效果。他们提出了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粮食生产又以高产作物为主的“三个为主”农业政策，即不惜牺牲农业和农村其他部门的发展，不惜牺牲农民的经济利益，通过最大限度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最大限度增加对粮食生产的物质和人工投入来提高粮食产量的“以粮为纲”政策，其核心是追求粮食产量的增长，尽可能缓解粮食供给短缺的压力，以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孙宝民，2012）。在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亿吨增长到了1958年的1.98亿吨，增幅达74.46%；在同期人口增幅为14.82%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的增长仍达52.26%，由1949年的208公斤增加到了1985年的303公斤。

图4.1　中国粮食产量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FAOSTAT相关数据库资料整理得出，其中1961-2009年数据源自其Food Balance Sheets数据库，2010-2013年源自其AMISstatistics（2013为预测数据）。

但受到自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1959-1961年间的连续大规模自然灾害以及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中国粮食生产明显放缓。“大跃进”时期提出的“大炼钢铁”、“大办万头猪场”等口号，使得基本建设投资大大挤占了农业生产投资，而且有不少粮食作物因没能按时收获而绝收；三年内轮番上演的旱、涝、霜冻、风雹、虫、鼠等自然灾害更是使得我国年均5700多万公顷面积受灾，且集中在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据统计，全国粮食减产达611.5亿公斤；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民进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仅能维持低水平的缓慢增长。经过20年的发展，1977年，我国粮食产量达2.83亿吨，比1958年增长47.98%，年均增长率仅为2.4%。

2.快速发展阶段：1978-1984年

改革开放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分相结合的经营体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粮食生产得以快速增长，中国粮食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得以扭转。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跨上了3亿吨的台阶，达到3.05亿吨，1984年又跨上了4亿吨的新台阶，达到4.07亿吨，7年间粮食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8%，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粮食快速增长期，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供过于求的状况。

3.停滞徘徊阶段：1985-1989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业政策也由开始由之前的“以粮为纲”转而支持农林牧渔各业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户种粮的积极性，分流了本应参与粮食种植的劳动力。从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查得，1985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6979万人，1989年则近9367万人，增加2388万人，而1985-1989年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总数仅增加2089万人，可见，这期间中国农村种粮劳动力处于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这种调整使得油料、棉花等农作物的种植挤占了粮食种植面积。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85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0884.5万公顷，1989年徘徊上升至11220.5万公顷，但仍未恢复到1980年11723.4万公顷的水平。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在这一时期表现不佳，总产量徘徊不前。198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仅3.79亿吨，经过小幅涨跌波动，1989年恢复到4亿吨水平，达到4.08亿吨。

4.稳定发展阶段：1990-1999年

上一阶段粮食产量的徘徊波动让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国家也提出了“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农业指导方针。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进入到了紧缩调整期，乡镇企业的增长开始放缓，农村人口出现了回流；同时，政府又一次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1989年的粮食收购价格增幅达到26.7%，因此，在种粮人数增加和高种粮预期收益刺激下，我国粮食生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90-1995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都保持在4亿吨以上，仅随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而小幅度波动；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上升到了5亿吨的新台阶，并在接下来的4年里年均总产量达5.05亿吨，粮食库存量也在1999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2.88亿吨）。

5.调整发展阶段：2000-2004年

伴随着粮食产量的连续增加，中国国内粮食市场“卖粮难”的问题又逐步凸显出来，国内粮价不断下跌，面对增产却不增收的困境，不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1999年的粮食库存量因远高于合理库存量，既不能再进行收储，也导致了高昂的库存管理成本，给政府财政造成了负担。因此，国家于1998年下半年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大幅度调减粮食播种面积，进一步落实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等政策。进入21世纪，政策调整效果开始显现。200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4.62亿吨，比上一年减产9.1%，2003年下降到低谷4.03亿吨。伴随着产量的下降，粮食的消费这一时期却不断增长，国内又出现了粮食供需缺口不断加大的现象，粮食价格呈全面上涨态势。此时正值我国加入WTO过渡期，国内不同领域正逐步对外开放，粮食对外开放程度正逐步加大，国际市场价优质良的粮食产品给国内粮食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结合我国加入WTO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WTO相关规则要求，政府于2004年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的政策，如实施农业税减免，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实施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经过调整，中国粮食生产于2004年转减为增，达到4.69亿吨，实现了8.82%的增产。

6.持续增长阶段：2004年以来

2004年的“大豆风波”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就曾指出，一方面，中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正在吞噬数百万农民的土地；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粮食市场的不稳定正迫使数百万农民减少“无利可图”粮食品种的种植。自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制定并于当年年初下发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发展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其中不乏保障中国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04年至今，中国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小幅增加，粮食产量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十连丰”。200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重返5亿吨时代，2012年达到了5.90亿吨，比2004年上涨25.80%，年均增幅为3.22%；同时，人均粮食产量也稳步提高，已由2004年的人均362公斤提高了2011年的人均425公斤，超过人均360公斤粮食需要温饱水平18%。中国粮食生产已处于持续平稳增长状态（如图4.1所示）。

图4.1也显示了中国主要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大米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品种，大米产量的增减也保持了和粮食产量增减一致的波动态势，其增长速度在中国加入WTO前都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粮食品种的增长速度。进入到21世纪，中国粮食市场逐步融入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对玉米需求增加并推高玉米价格，国内玉米的生产积极性也不断提高，其产量也于2002年超过了大米产量，并自此成为中国粮食构成中的主要部分。小麦是中国第三大粮食生产品种，多年来，产量呈缓慢增长态势。大豆在四大粮食品种中所占比重一直最低，多年来产量徘徊不前，1985年以前一直在1000万吨以下，之后产量有所提升，最高产量仅为2004年的1740万吨，之后又逐年回落，2012年仅达128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