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迁移理论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发展，城市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地进行了城市化的研究，但早期的城市化理论往往和人口流动理论交织在一起，如20世纪50—60年代所出现的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等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动模型。这些模型重点讨论劳动力在部门间和地域间的转移问题，但体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地域差异性和经济差异性的载体却是农村和城市。因此，早期的人口流动模型虽没有明确地研究城市化，但实质上仍是研究城市化中的人口流动问题。

(一)刘易斯模型

1954年，刘易斯(W.A.Lewis)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指出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并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

1.二元经济的内涵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前者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其特征是:生产规模大，所使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较先进，生产动机是谋利，产品主要在市场上销售。后者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代表，其特征是: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生产动机主要是为了自己消费，产品很少在市场上出售。农业部门最显著的特征是滞留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两个部门之间的根本关系是: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大时，便从非资本主义部门吸收劳动力。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

2.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在刘易斯模型中，包含一个假设条件，即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高，人口过多，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密度更大，而传统的农业部门又缺少资本投入，土地资源也十分有限。因此，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大量剩余劳动力必然会出现。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固定的土地上不断增加劳动投入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会越来越小，最终等于零甚至成为负数。这些劳动力实事上是剩余劳动力，即这部分劳动力的减少不会影响农业总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非常低，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称生存工资或平均收入。

按照刘易斯的解释，无限的劳动供给是指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固定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所需要的任意数量的劳动力。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低，而城市工业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高，加上工会的作用等原因，收入水平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因此，扩张的工业部门可以按照现行既定工资率获得所需增加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工业部门在增加劳动投入时，不会提高工资水平，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劳动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这一固定的工资水平取决于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可能低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否则，农村劳动力不会愿意迁移到城市。不仅如此，工业部门的工资必须高于生存工资才能吸收到农村劳动力。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城市生活水平较高，如房租、交通费用等都比农村高;二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需要承受环境改变的心理压力;三是工人能以工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与企业主讨价还价。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不能比农民的平均收入这个界限高很多，否则，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会超过工业部门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刘易斯估计，通常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比农业平均收入高30%～50%。

3.经济发展模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出发，把经济发展过程看做是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提出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见图11-2所示。图中OA表示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实际收入，OW表示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WSS'是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D1 K1，D2 K2，D3 K3分别表示不同资本量投资水平下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对工业部门而言，在OW工资水平下，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具有完全弹性，即不必提高工资，就能得到来自农村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完全水平的直线WS。假定工业部门在初始阶段的资本量为K1，当资本投资量固定为K1而逐渐增加劳动投入时，按照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劳动边际生产率将逐渐降低，如曲线D1 K1所示。这条曲线也正是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工业部门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由劳动供给曲线和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当资本量为K1时，雇佣的劳动数量为OL1，工业部门的总产出相当于OD1 FL1部分，付出的工资总量为OWFL1部分，剩余产出即利润量为WFD1部分。假设资本家将全部利润用于再投资，则资本总量由K1增加到K2。重复这一过程，就使工业部门的资本量继续增加，雇佣的劳动力数量随之增加，利润额不断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张。

图11-2　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

当工业部门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到一定限度，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时，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也将提高。此时，工业部门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图11-2中，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为OLS (即刘易斯转折点)。超过OLS，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将向右上方上升，成为SS'。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资本稀缺，劳动力充足。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边际产量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按现行工资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就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资本和劳动力都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工资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两个部门中，只有现代化的城市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农业只是被动地起作用。经济发展就是资本主义部门(现代化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不断扩大的过程。工业部门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来自于利润的再投资。因此，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资本积累(规模与速度)，还特别强调了企业利润及其再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刘易斯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就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或以上的这个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运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关于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刘易斯认为，它主要来自于国内私人储蓄，并假定工人的所有工资均被消费掉，资本家的利润是唯一的储蓄源泉。资本家要把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为分析方便，刘易斯假定资本家把全部利润都用于储蓄，然后转化为再投资。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决定了工业部门扩张及劳动力转移的速度。

4.对刘易斯模型的评论

刘易斯模型提出后，人们在肯定该模型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刘易斯模型存在的缺陷。

首先，刘易斯模型的几个主要假设条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第一，刘易斯模型假设剩余劳动力只存在于农村地区，而城市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实际上存在着大量失业。第二，刘易斯模型假定的无限劳动供给或固定工资率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决定中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工资随时间推移而大幅度增加。

其次，刘易斯模型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他把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仅仅视为被动地为工业部门输送劳动力，而忽视了农业部门自身发展对整个经济的基础作用。按照刘易斯模型，只要有资本积累，并且工业部门的工资略高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工业部门的扩张就可以持续下去，而不管农业是否发展。事实上，工业部门的扩张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停滞阻碍了工业部门的扩张。

最后，刘易斯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对工业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忽视了技术进步。从刘易斯的理论看，剩余劳动被吸收速度决定于可用于再投资的剩余。然而，就业不一定会随着这种再投资而增加。如果城市工业部门再投资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则就业可能不会增加。这种现象可以用图11-3来表示。在图11-3中，由于投资的增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由MP1移动到MP2，虽然总产出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工资总额和就业量仍保持在原来的水平。

图11-3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美国耶鲁大学的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在1961年共同发表的题为《经济发展理论》的论文和1963年共同出版的《劳动过剩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对刘易斯模型作了改进，将农业部门的发展也纳入了分析的范畴，提出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1.经济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

费景汉和拉尼斯把经济发展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经济、二元结构经济和成熟经济。农业经济阶段的中心特征是传统农业在经济中占压倒优势地位，其他经济活动或者与农业有直接联系，如铁匠直接为农业提供生产工具，或者是建立在农业产品剩余或农业剩余劳动的基础上，如贵族的奢侈消费和教堂建设等。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经济不仅在历史上代表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形态，而且很好地刻画了现代不发达世界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费景汉和拉尼斯明确地将二元结构归结为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并存(这与刘易斯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二元结构经济阶段的中心特征是一个巨大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工业部门的非对称性并存。农业部门的主要投入是土地和劳动力，资本投入几乎微不足道。现代工业部门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组成，使用大量的资本。二元经济中的两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都经历了不断的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最为关心的是单一农业生产结构的维持和发展的情形不同，二元结构经济最为关心的是通过生产结构的急剧变动消灭传统农业部门。

成熟经济阶段的特征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商业化，农业和工业中的工资水平都由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所有的生产者都追求利润最大化。

2.二元经济分析

(1)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

刘易斯模型只是描述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而对农业的进步问题没有作出分析。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部门除了能够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还可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产品支持。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存在更多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把两个部门联系起来加以说明，如图11-4(a)、(b)和(c)所示。

图11-4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图11-4中，(a)是大家所熟悉的刘易斯模型，它表示的是工业部门，而(b)和(c)则代表农业部门。

图(a)表示的是工业部门。在图(a)中，OW代表工业劳动，OP代表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和工资;dPf代表边际生产率曲线，它与劳动供给曲线SP'交于P点，决定了工业部门的就业量为OG'。在图(a)中，劳动供给曲线由两部门构成，水平部分的SP和上升部分的PS'，P为转折点。按照刘易斯的说法，一旦劳动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上升，无限劳动供给也就终止了。费景汉和拉尼斯也接受了这个观点。

图(b)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图。OA轴代表农业部门投入的劳动力，OB轴表示农业总产出，曲线ORCX是农业部门的总产出曲线。其中，ORC段上凹，这表示随着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的边际生产率递减，水平CX段则表示当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其边际生产率为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将C点以后的农业劳动力(这在图中表示为AD)全部抽出，农业总产出不会受任何影响。这种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称为“多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 Force)。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应等于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水平，即使存在剩余劳动，他们也同样应当获取这种收入。原因在于，如果一个劳动力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那么他的生存将出现问题。费景汉和拉尼斯称这个收入水平为“不变制度工资”(Constant Institutional Wage)。该工资不是由市场而是由道德和习惯等因素决定的，且在剩余劳动完全被转移之前将始终不变。图(b)中的平均产品线OX就代表农业部门的工资。

在此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指出，在农业部门中，凡是边际生产率小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劳动力，都可以算是一种剩余劳动力。他们称之为“伪装的失业者”(Disguised Unemployment)。在图(b)中，我们可以通过作出与平均产品曲线QX平行且与总产品线ORCX相切的辅助线HR来找出这些“伪装的失业者”。具体地讲，伪装的失业包括两部分:一是多余劳动力(即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如图中AD所示);二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平均收入的劳动力(如图中DP所示)。费景汉和拉尼斯把多余的劳动力视为一种技术现象，它取决于生产函数，而把伪装失业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它取决于工资水平。

在图(c)中，伪装失业、多余劳动力和不变制度工资等概念得到了进一步说明。在图(c)中，OA代表劳动部门的劳动力，OV代表农业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曲线VUDA代表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其中，水平部分DA表示边际生产率为零，负斜率部分VUD表示边际生产率递减，SU为不变制度工资线，它与OA的距离等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出，即等于图(b)中OX线的斜率。SU与VUDA交于U点。我们可以看到，U点以下部分UDA的边际生产率都小于平均产出。这就是费景汉和拉尼斯所分析的“伪装的失业”。

费景汉和拉尼斯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换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由DP线段表示)的流出，这部分劳动是多余的;第二个阶段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是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由DP线段表示)的流出，流出的两个部分之和(PD加DA)为PA，它是农业中的伪装失业者;第三个阶段是前两部分劳动流出后余留下来的劳动的流出，这部分劳动的边际产品在价值上大于不变制度工资，于是要吸引余留下来的劳动的任何部分离开农业部门，就必须按照其边际产品的价值，即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而给予报酬，而且要吸引更多劳动继续离开农业，付出的报酬就必须继续提高，此时农业劳动力已变成竞争市场的商品，如费景汉和拉尼斯所说，农业部门已商品化了。总之，农业劳动的流出经过第一、二两个阶段后，一旦进入第三个阶段，工资水平就由市场力量决定，而不再由不变制度工资决定。因此，在图(c)中，我们可以用SUV代表三个阶段的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其中，水平部分SU代表第一、第二个阶段的劳动力供给曲线，UV代表第三个阶段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2)农业剩余对人口流动的作用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农业劳动流向工业部门是不可能的。费景汉和拉尼斯把农业总产出减去农民消费的余数称为农业总剩余(Total Agricultural Surplus)，它是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从图11-4(b)可以看出，如果GA劳动量流入工业部门，农业总产出GF减去农业部门自身消费GJ，其差额FJ即是农业总剩余。在农业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农业总剩余与流出的农业量有密切关系。图11-4(b)显示，农业总剩余等于OX线与ORCX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如农业流出劳动量为GA时，农业总剩余为FJ，农业流出劳动量为DA时，农业总剩余为CE，其余可以类推。但是，这是第一、二两个阶段的情况。当农业劳动的流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即PA量的劳动全部流出以后，由于按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工资高于不变制度工资，农业总剩余将小于OX直线与ORCX曲线的垂直距离，即设定的OuQ曲线与ORCX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

以流出的农业劳动除农业总剩余得出农业平均剩余(Average Agricultural Surplus)，例如，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的劳动量为GA，农业总剩余为FJ，则农业平均剩余等于FJ/GA。由此，可以在图11-4(c)中，得出SYO曲线，表示农业平均剩余。例如，当流出劳动量为DA时，农业平均剩余为YD。从图11-4(c)可以看出农业平均剩余在三个阶段的变化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任何劳动量的流失，不会使农业总产出减少，因此农业平均剩余与不变制度工资相等，在图中表现为在SY部分农业平均剩余曲线与不变制度工资曲线相重合。进入第二个阶段后，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数，当这部分劳动力流出时，农业总产出就会减少，而农民的消费不变，于是农业平均剩余就低于不变制度工资，在图中表现为农业平均剩余曲线的YO部分在不变制度工资曲线YU部分的下方。进入第三个阶段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的价值越来越高于不变制度工资，农业消费也提高了，结果，农业平均剩余将更快地下降，在图11-4(c)中表现为农业平均剩余曲线ZO部分与不变制度工资曲线UU'部分相距更远。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劳动的流动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农业剩余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并进而影响工业部门的扩张速度和农业劳动的流出速度。在第一个阶段，农业平均剩余等于不变制度工资，因而农业多余劳动流入工业部门不会产生粮食短缺问题，由此并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如图11-4(a)显示，劳动供给曲线在第一个阶段是水平的，它与横轴的距离OS即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不变制度工资AS相等。在第二个阶段，农业平均剩余低于不变制度工资，结果，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粮食不足以按不变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需要，于是，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工资不能不随之提高。因此，劳动供给曲线在第二个阶段转为上升，如P'X'所示。拉尼斯和费景汉把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交界处，即图11-4(c)中的D点称为短缺点(Shortage Point)。它表明，当农业劳动流出量超过这一点时，农业平均剩余将降到不变制度工资以下，并出现粮食短缺。在伪装失业者的劳动全部流入工业部门以后，就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商业化阶段。费景汉和拉尼斯把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交界处，即图11-4(c)中的P点称为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 Point)。过此点后，工业部门要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至少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品的价值，这会导致劳动供给曲线迅速向右上方升起，如图11-4(a)中X'S'所示。

(3)二元经济顺利转换的条件

在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粮食短缺是工业部门扩张、农业隐蔽失业劳动力全部被吸收的一个重要约束。如果没有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人口超过D点，即到达“粮食短缺点”后，二元经济转换就可能由于农业剩余不足而逐渐减缓甚至停止下来，经济发展就无法到达“商业化点”。因此，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推动二元经济成功发展到成熟经济的关键条件之一。

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认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虽然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转移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有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增加还是不够的。要使这一过程不受阻碍，还必须强调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平衡增长。两个部门之间的贸易条件不能恶化，这就需要农业部门的农业剩余刚好能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农业的贸易条件就会恶化，粮食将出现过剩，这将伤害农业部门。若后者大于前者，则粮食会出现短缺，这又将不利于工业部门的发展。只有保持这种均衡的贸易条件，才能使劳动力的转移得以持续进行，并最终消除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此外，费景汉和拉尼斯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必然伴随经济增长而增长，这增加了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从而加重了二元经济转换的难度。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试图摆脱经济上的二元性，就需要以工业部门为核心的现代非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快于劳动力的增长。

该模型的意义在于:它给予了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合理地位，并比较透彻地分析了农业部门是如何决定和影响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劳动力转移的。这是对刘易斯模型的重大发展。但这一模型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模型中有关不变制度工资水平的假设难以得到现实案例的支持;此外，该模型也未考虑到城市失业现象。这些缺陷的存在表明对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需要作进一步改进。

(三)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构成了二元经济模型的整体分析框架，他们共同建构了宏观结构主义模型，后续的学者则将研究的重点转向整体模型的某一方面或微观层面，并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拓展。理论发展的逻辑从一般性的整体研究转向对理论局部的深化与拓展和结合发展中国家具体情况的应用研究，如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在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创建了他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

1.理论背景

托达罗认为，根据西欧和美国的经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使城乡有了明显分工，促进了工业化，也促进了城市化。在这些国家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一过程。刘易斯、费景汉等人正是以这一历史经验为背景，建立起他们的模型，并试图以此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和经济发展状况。但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事实表明:在当时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尽管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水平不断上升，但农村失业人口仍然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因此，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显然很难对此做出解释，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是有限的。

2.理论假设

托达罗强调，要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人口流动模型，就必须对为什么在城市失业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农村人口仍不断涌入城市做出合理的解释。他首先假定，人口流动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一个迁移者来说，尽管城市存在着失业，但他做出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仍是合乎理性的。事实上，人口流动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无论是已经开始流动的人口，还是准备流动的人口，都是把农村的现得收入，与如果进城找到工作的预期收入作比较，再做出是否迁移的决定。总之，影响他们预期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异的大小，二是在城市谋得工作的可能性大小。

强调预期，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主要特点。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还远未实现充分就业。农村劳动者如果只从现实的城乡差异出发，贸然决定向城市迁移，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可能的结果是，要么成为完全的失业者，要么在城市传统部门或非正规部门找一份临时的或非全日的工作。因此，在做出迁移决定时，不仅要比较城乡现实的工资差异，更要权衡进入城市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假定一个普通的不熟练或中等熟练的农村工人，他在农村的年实际收入是100个单位，而如果他迁入城市在现代工业部门工作就可以获得200个单位的年实际收入。按照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假定，这个农村工人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将会选择迁入城市。但是，在托达罗看来，在失业存在的情况下，潜在的迁移者绝不只是考虑两种工作的实际收入差异，还必须考虑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概率大小。如果城市失业率很高，他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或概率很低，假若只有30%，那么，虽然这时城乡实际收入相差100个单位，但这个农村工人做出迁移到城市的决策就是不明智的。因为他只能获得60个单位(200×30%)的城市预期收入，低于他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100个单位)。但是，如果城市失业率较低，他获得工作的概率达到70%，那么，城市预期收入就是140个单位(200×70%)，比农业收入100个单位高出40个单位，则这个农村工人可能选择迁移。

如果我们用V(0)表示在某一特定时点时，迁移者预期的城市、乡村收入的净现值，Yu(t)、Yr(t)分别表示迁移者在时点t上在城市和农村的平均实际收入，n表示迁移者的计划时间长度，r表示贴现率，则有:

其中第一项表示迁移者在t个时期中获得的城乡预期收入之差的贴现值之和，C(0)是迁移的成本，它既包括实际成本，也包括心理成本。P(t)是迁移者在时点t上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概率。如果V(0)为正数，则迁移者选择迁移。

概括地说，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促进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这种考虑还包括心理因素。

第二，迁移决策取决于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实际工资差异。预期包括两个因素:一是工资水平;二是就业概率。如果城市工资是农村工资的一倍，只要城市失业率不超过50%，农村劳动力就会不断流入城市。

第三，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就业率成正比，而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

第四，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即使是在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很大的条件下，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城市的高失业率是城乡经济机会严重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托达罗看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政策牵涉到工资、收入、农村发展和工业化各方面的发展战略，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应尽量减轻城乡机会不均等的现象。由于迁移者是对预期收入差异做出反应，因此，尽可能地缩小城乡部门经济机会之间的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听任城市工资率的增长一直快于农村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尽管城市失业状况不断加剧，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现象仍然会愈演愈烈。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不仅会引起城市的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最终会造成农村地区劳动力的短缺，特别是在农忙季节就更是如此，这些社会成本可能会超过个人的迁移收益。

第二，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解决城市失业的办法，即在创造更多的城市现代部门工作机会的同时，不努力提高农村收入和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更多的城市就业带来更高水平的城市失业。这也再一次说明了预期所得收入的机会不平衡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假定人口流动率和城市较高的工资和较高的就业机会成正比，那么，在任何既定的城乡工资差异为正的情况下(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工资是农村收入的3～4倍)，较高的城市就业率将会扩大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从而导致更高的农村人口流动率。一般来讲，对于每个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将会吸引2～3个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所以，这种旨在减少城市失业的政策，不仅可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城市失业，而且还会因“诱发迁移”而造成更低水平的农业产出。

第三，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进一步加剧人口流动和失业。特别是不宜扩大中、高等教育的投资。因为在城市中，雇主往往根据学历高低来遴选人员，原本小学或中学水平就可以胜任的工作，却雇用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人来承担。于是，农村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们所预期的城乡工资收入差异越大，就越要向城市流动。其结果是，很难找到工作，只好加入城市中“知识失业”的行列，政府对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过分投资，变成了对闲置人力资源的投资，导致严重的知识浪费和智力贬值。

第四，应适当控制工资补贴与政府直接雇用人员的数量。政府为创造就业机会一般采取的经济政策手段，是以工资补贴为主要形式的矫正价格扭曲，或增加政府雇用人员的数量。通常认为，这样做会有助于鼓励采用更加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但如果考虑到这样会诱发劳动力转移的话，这种政策会导致城市失业率上升。

第五，应当鼓励制订一体化的农村发展规划。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解决城市失业的关键所在。只有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战略，提高农村收入水平，扩大就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减少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

显然，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比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它纠正了他们只注重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人口的盲目流动不仅加剧了城市已有的失业现象，还会造成其他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并提出了诸如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城乡发展失衡，重视农村发展，从根本上转变人们流向城市的愿望，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等一系列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