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

我国的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比较落后的。从国际比较来看，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1960年为52.6%，1990年上升到65.3%，1995年则达到68.2%。服务业占就业比重1960年为43.1%，1990年上升到62.8%，1995年达到64.4%。服务业成为这些国家的第一大产业。而我国到2010年时，第三产业产值仅占GDP的38.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34.6%(见《中国统计年鉴2011》)。为什么附加值低、盈利率也低的简单制造业在我国发展如此迅猛，而盈利率高、附加价值也高的服务业和研发设计等制造业中的服务部门却发展如此缓慢?

其一，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足与我国理论界和决策层对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关系的认识存在偏差有直接关系。我国长期以来对生产与服务的关系认识不清，没有处理好工业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把工业化片面地等同于工业的发展，存在着重生产轻服务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因服务落后而制约生产的结果。如由于交通瓶颈而导致生产受损、由于设计缺陷导致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由于营销落后而导致产品大量积压、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而导致企业融资困难等。

其二，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足是与我国城市化滞后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许多服务业的发展要以人口和产业一定程度的聚集为基础。如果产业布局分散，人口居住也分散，许多服务业就会因为市场需求的制约而发展不起来。而城市由于聚集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和产业，形成了对服务业的巨大需求，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可见，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化。

其三，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足与不健全的制度环境有密切关系。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有着很不相同的要求:与有形物打交道的制造业对体制、机制的依赖性相对较弱，而与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却很高。服务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因而大大增加。在制度不完善的社会里，服务类行业更容易发展缓慢和停滞不前。如果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高附加值、高盈利率产业的发展，能够发展的就只能是那些低附加值和低盈利率的产业，它的人民也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低收入的行业，“卖硬苦力”。因此，中国保证服务业健康快速成长的关键，在于切实改善服务业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

资料来源:参阅吴敬琏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