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4章我们将“四小龙”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归结为实行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能够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果“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取决于比较优势的发挥,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应可以借助于发挥比较优势去追求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此给予了进一步的验证。
中国的改革所直接针对的问题是激励不足和效率低下,所以改革是从微观经营单位开始的。但由于传统体制模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传统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也是互相关联的。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根源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资金相对稀缺的资源结构之间的矛盾。因此,迄今为止无论改革从何处入手,通过何种方式推进,实际上所有改革都触动了传统发展战略。而改革对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触动,通常是以增长从而获得增量资源为动机,并以新增资源的重新配置为手段而实现的。这种新增资源对传统的发展战略的触动,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为典型。例如,工业总产值中的非国有经济比重从1978年的22.4%提高到1997年的74.5%,同期城镇就业在非国有部门的比重从1978年的21.7%提高到1997年的45.3%。
表6.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的变化（亿元,%）
注:后两行的投资总额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略有差异。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国家统计局编:《成就辉煌的2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表6.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的变化（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国家统计局编:《’98中国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意味着整个改革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中国经济的资源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的过程。例如,传统发展战略下受到压抑的轻工业,为非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所推动。1997年在国有企业工业产值结构中,重工业比重仍然占71.7%的同时,三资企业工业产值中重工业比重仅为44.2%。除了非国有经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占较大份额之外,其技术选择也倾向于劳动使用型或资本节约型。其结果是具有比国有企业低得多的资本有机构成。例如,1997年国有企业生产1个单位的工业增加值,需要2.67个单位的固定资产净值,而集体企业的这个指标为1.04,股份制企业为1.85,外商投资企业为1.82,港澳台投资企业为1.98。⑨
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带动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国内投资结构的改善和外资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等等一系列由增长引致的制度变革。有的学者把中国经济增长归结为劳动力流动、市场发育产生的效率、外贸与技术引进以及国内投资与外资引进等四个方面的贡献（表6.7）。这四个方面大致可以涵盖迄今为止中国通过改革创造市场条件,让比较优势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增长效应。
表6.7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分解（百分点,%）
资料来源:Francis A.Lees,China Superpower:Requisites for High Growth,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66.
分析比较优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乡镇企业为例是最恰当的。这是因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成功且取得举国公认、举世瞩目之成绩的其实就是两条:其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完善,一举结束了中国农产品供给长期匮乏的历史,为今日的市场繁荣乃至经济、社会、政治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彻底扭转了农村就业结构长期处于不变状态的历史,有力地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使中国农村奔向小康成为指日可待的现实。
注 释
①Justin Yifu Lin,“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No.1,1992,pp.34—51.
②总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组织与制度安排引起的生产率。在1957—1978年间,中国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停止,总要素生产率为负数的主要原因是组织与制度安排缺乏效率。
③杨坚白:《速度·结构·效率》,《经济研究》,1991年第9期,第43页。
④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Justin Yifu Lin,Fang Cai,and Zhou Li,“Competition,Policy Burdens and State Owned Enterprise Reform”,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8,No.2（May 1998）,pp.422—427；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9,No.2（May 1999）。
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420页的资料计算。
⑥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⑦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537页；1998年数字见《人民日报》,1999年1月12日。
⑧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637页。
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445页。
⑩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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