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国民产值的相对比重不断下降，而集体工业部门，特别是乡镇工业的产值份额迅速上升，成为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变化（见表1.4）。这自然是需要经济学家来给予解释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为什么乡镇企业能获得这么快的增长？第二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虽然国有部门的产值比重在下降，国有企业的效益（可用利税率来衡量）也在下降或滑坡，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我初步统计约有15种以上的计量研究）证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是提高的（见表1.5）。对于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区别以及可能发生的反向变动，最近已由罗斯基（Rawski，1994）和郑玉歆（1994）等学者撰文做了分析，这里不再展开。但是，正如表1.5表明的那样，用总要素生产力（TFP）来估算的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是提高的，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乡镇企业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经济学家的解释存在着差异，似乎也较复杂，我们留待后面专门展开评述，这里我们先就第二个问题做些文献的分析与评论。
表1.4 中国工业产值的所有制份额（%）
资料来源：Jefferson和Rawski（1994）。
表1.5 中国工业的生产力增长率（估算）（%）
资料来源：Jefferson和Rawski（1994）。
在解释国有工业的效率为什么有所改善这个问题上，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后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例如，巴里·诺顿（Naughton，1994c）、托马斯·罗斯基（Rawski，1994）、罗斯基和加里·杰佛逊（Jefferson and Rawski，1994）等很多学者都强调了竞争对中国国有工业改善其效率的直接影响。诺顿（1992）的研究反复强调，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传统上一直享有政府保护的垄断特权，而这个垄断特权在改革后随着计划控制的不断松弛而受到严重的削弱，结果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得以发生，而“进入”创造了市场竞争。但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改革将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结构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应该说，计划体制的改革和计划指标的大幅度削减并不一定会导致工业部门的竞争局面，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国有部门对市场的继续操纵。
例如，周惠中（Zhou，1994）在《在不完全市场的混合经济中国有企业的行为》一文中提出的理论假说认为，由于不存在一个完全的市场条件（如资本市场并不完备），经济改革可能会导致传统国有部门利用非市场手段（如政治寻租）来操纵市场，以牺牲生产来捕获垄断利润。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当这个国有部门份额非常大时，其他部门的产出增加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的产出下降，由此导致生产的萎缩。苏联的经济改革所导致的产出严重下降即可由过渡中的国有部门的垄断行为加以解释。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诺顿（Naughton，1994a，c）的解释仅仅是，由于产品市场发展较快，可能无需私有化，只要允许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即可形成竞争，竞争进一步导致产品市场的发展。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导致了国有部门的赢利率的下降和金融上的压力，结果会使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的软度有很大的降低，这大概是国有企业在改革以来经济效益下滑，但经济效率却提高的基本原因。[21]诺顿用37种产品的赢利率（由资金利税率来衡量）的变化情况做了验证。他发现，1989年与1980年相比，不仅这37种产品的赢利率普遍下降，而且变得比1980年更加均齐了（变异系数大幅度下降）。这说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进入不仅使国有部门的赢利率普遍下降，而且竞争也导致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另外，欣格、拉塔和肖耿（Singh，Ratha and Xiao，1993）的研究也从侧面给予了支持，他们发现，大概在非国有部门的产值增长最快的省份，国有部门的赢利率处于最低水平，并且他们还发现，非国有工业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大的省份，往往与较高的国有企业的总要素生产力（TFP）联系在一起。这也反映了非国有部门与国有部门的竞争对国有工业部门的赢利率和效率的影响。尽管国有工业部门可能仍然得到政府补贴，但罗斯基（Rawski，1994）、杰佛逊和罗斯基（Jefferson and Rawski，1994）的研究发现，这并未能阻止有赢利的国有企业与亏损企业之间在职工福利水平上的相当大的差距。虽然，职工也许不能被辞退，但奖金和福利却与企业的赢利率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
在用“进入”或竞争来解释国有工业部门的效率时，上述学者对这个由改革所塑造以及怎样塑造的竞争的市场结构并未给予足够的注意。相反，他们隐含地假定这个市场竞争的存在性和完备性。但是，我们也许值得问一下，为什么经济改革在中国促进了工业部门的竞争，而在俄罗斯却进一步加强了国有工业部门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我们也许可以说，前苏联的工业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而且以纵向的部门垄断为特征，而中国改革前的工业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地方工业（包括地方国有工业和非国有工业）较为发展和发达。用大卫·格兰尼克（Granick，1990）的术语来说，中国的国有工业几十年来已演化成了事实上的地区多级财产。这个分级的地区产权格局实际上隐藏着潜在的竞争趋势。而俄罗斯高度集中的产业组织随着价格控制的放松势必使潜藏的垄断势力公开化。在改革前，由于价格控制存在，这种垄断的工业部门也许只能通过增加产出来增加利润，但价格控制放松以后，利润的增加反而可以通过减少生产来达到，这或许是一个有益的解释。[22]另外，与上述解释相关的另一个不同的解释是，中国在改革前就注重发展它的消费品工业（包括食品），这使得中国在改革后很快形成以消费品（和食品）为“领先部门”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俄罗斯的工业部门之所以长期受困于自我加强的垄断体系以及在改革后难以找到“突破口”来逐步扭转困境，与苏联和俄罗斯过分压抑消费品（包括食品）工业有直接的关系。消费品工业不发达，无法在改革后迅速形成高度竞争性的消费品市场，从而也就无法带动一系列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及其相互的竞争。有的学者指出，苏联的消费品工业受到过分的压抑是今天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与中国改革成功之间最根本的区别（Ross，1994）。当然，我们的确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显然得益于它的消费品和食品工业成了领先部门。消费品和食品市场的发展诱发了更进一步的市场竞争，作为一种筛选器，消费品和食品市场的激烈竞争直接导致其他加工工业部门的竞争。但是，以上这些理论解释还只是现象描述型的，就事论事的（ad hoc）。因此，我们还需要知道更为一般的东西，那就是，就工业部门来说，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是怎样形成的？传统的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将传统国有工业部门私有化，为什么改革能够并且在什么方面改变了国有工业部门与整个经济的其余部门的关系？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而以上这些解释都没有从根本上涉及这一问题。显然，这个问题与价格双轨制有直接的关系，本书对价格双轨制所做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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