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产业体系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

上海未来产业体系变化将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两类因素将综合作用于上海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从内部成本因素来看，上海之前在劳动力、土地供给、政府投资型和增长型的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开始逐渐衰弱。首先是劳动力问题。低成本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随着上海最低工资和生活成本的上涨而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迫使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厂商开始向长三角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导致上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同时上海低人口生育率和高老龄人口增长率导致上海比其他城市较快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从上海户籍来看）。这将从两方面影响上海未来的产业体系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上海劳动力供给的适龄人口比重降低，进而抬高工资价格，降低企业的雇佣需求；同时也会因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过高而降低上海自主创新能力，因为最具有创新意识以及能够较快吸收新知识的年龄组人口的总量因生育率低而迅速萎缩，这将不利于上海未来产业能级的提升。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间接通过影响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来影响上海未来的产业体系。老龄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会小于劳动适龄人口，进而降低上海的消费需求。同时老龄人口对未来战略新兴产业如互联网、娱乐产业和游戏的需求不如青壮年的旺盛，因而会降低新兴产业的引致需求和产业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将会催生一批老年产业，如老年护理、老年医疗和老年旅游等产品。这将有利于促进上海从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型，进而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人口老龄化将加速上海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的消失。面临这种困境，上海应一方面逆势而为，主动淘汰失去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寻求资源禀赋结构升级路径，迫使制造业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应顺势而为，积极发展与老年产业相关的消费性服务业，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和政策优惠，从而带动上海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发展。

其次，投资型和增长型财政政策面临挑战。上海经济快速的增长离不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扶持。20世纪90年代，上海最初通过向银行贷款进行“三港两路”大交通、旧城改造、重塑市中心和浦东开发等大项目城市建设，带动城市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迅速扩大和增长，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同时，上海在这期间实行了诸如外贸出口退税补贴、购房者个人所得税税基抵扣和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等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此吸引企业投资和出口。在这一阶段，上海在确保财政收入上交给中央份额后，本土财政政策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因而，上海抓住改革契机，不断通过扩大建设和拉动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从而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一时期，上海的经济增长与财政增长形成了良性互动。进入21世纪后，上海积极的财政政策先后遇到金融危机、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而无法顺利地维持下去。过去由税收大户如钢铁、汽车和化工创造的税收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迅速转入低迷。金融危机之后，上海面临经济转型抉择，在创造税收就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必须做出取舍与割让。因而，上海放弃了一些税收就业大户企业，对财政收入进一步造成负面影响。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对上海社会保障和医疗财政又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上海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等课题。面对环境污染、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上海投资型的财政政策亟待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会倒逼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转变，从而迫使以重化工为主导的工业格局进行转变。

第三，土地空间的增长弹性趋于零。从资源禀赋来看，上海本身是一个土地资源匮乏的城市。上海市域面积为6787平方公里，是同为直辖市的北京的37%、天津的56%和重庆的8%。人均土地0.55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从发展模式来看，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外来人口快速增长，带动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快速增长，其中包括工业仓储用地、交通建设用地和城镇居民点用地。然而，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因土地使用机制、土地定价机制和城市土地政策而较低，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用地结构畸形，工业用地达到27%，与国外综合性城市15%—17%相比明显偏高，与一个综合性城市用地需求明显不符；（2）工业园区用地方式仍旧是粗放式增长，40多个开发区和园区用地效益不平衡；（3）不同行业用地耗量存在较大差异：一些传统行业如电子、汽车和钢铁产业耗量相对较少；而战略产业如成套设备、生物医药和精品钢材制造业耗地量较高，对未来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土地供给提出挑战。从横向比较而言，与东京相比，上海产业用地耗量过大：东京电子机械制造业单位产出耗地量是0.096公顷，是上海的1/24左右，上海是2.427公顷；东京金属行业是0.485公顷，是上海的1/3左右（上海为1.665公顷）。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二三产业用地需求及人民生活用地需求的提高和供地规模有限性的结构性矛盾会日益突出。这将倒逼上海加快转变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方式。同时，上海未来产业体系的变迁也会受到来自土地供给约束的负面影响，一个方向是耗地高产能少的产业不再是上海的比较优势，会被加快淘汰；而类似于以互联网产业为发展导向的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总体来说，土地稀缺性将抬高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成本，不利于培养国际竞争优势。

最后，环境和能源对未来产业体系变化的约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上海目前的环境质量已经对传统产业的污染排放没有多大的容纳空间，而且上海新兴产业还有新兴污染问题。同时，上海能源消费结构还是以煤为主，而清洁煤技术的脱硫脱硝技术因技术保护和成本较高没有被普遍采用，这又对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能源和环境的紧约束将迫使上海的重化工产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或者倒逼其淘汰落后产能。

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新产业技术革命将在长期对上海未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产生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消费需求结构、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变化、生产技术。从消费需求来看，未来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将通过互联网整合娱乐、社交、购物和消费等多个平台，再被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通过网络将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需求进行集成。从生产方式来看，当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传达给生产者后，生产者将通过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生产系统进行生产。从产业组织来看，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将深刻改变过去的“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生产组织方式，进而被“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组织方式所替代。过去的“集中生产，全球配送”的生产组织方式是中心结构，而未来的“分散生产，分散配置”方式是网络结构。从生产技术来看，这一系列的消费和生产方式的变迁依赖的主要基础类产业与新技术是互联网与物联网信息技术、信息、大数据分析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以及智能制造新技术，其主要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嵌入式电子、智能系统与软件控制。这一系列的影响将对上海以重化工、汽车和信息软件为主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格局形成强大的冲击，在未来上海产业“退二进三”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上海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和协同发展，并推动产业空间向网络化和分散化布局变迁，继而对上海土地空间需求提出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