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组织的资源配置机制

从理论上说，任何正式组织都是为着效率而建立的，而效率机制首先是一种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中介组织是经济和社会服务范畴的组织，它的基本职能在于围绕社会目标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式，中介组织站在市场与社会的分界线上，心怀建设美好社会的宗旨，一手指向社会公益事业，一手握着市场机制，在市场与社会之间架起桥梁。而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中介组织的优势是相对于市场机制和政府公共服务机制的不足而形成的。在这一方面，关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理论已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中介组织产生的根由。为了避免老生常谈，本节基于前文关于社会经济的勾勒，着重对中介组织作为社会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首先从透视市场机制和政府计划配置资源的不足开始。

(一)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其缺失

既然运用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解释中介组织的兴起已经成为共识，那么沿着这个思路，以中介组织为主体构成的社会经济范畴、以企业为主体构成的市场经济范畴、以政府为主体构成的计划经济范畴三者就是相对存在的。只有考察市场经济和政府计划机制的优势与劣势，才能明确中介组织及其社会经济范畴的真正意义。

相对于无限增长的人类需求而言，现有的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决定了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也使寻求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问题。一般地说，资源配置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对其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其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一方面，由于人类需求的多样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社会分工，社会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各种资源在不同需求方向或不同分工部门之间进行安排，这可称为结构性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由于人类需求的再生性和延续性，人们也需要将各种资源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运行环节上作出安排，这可称为延续性的资源配置。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即消费者，人们自给自足，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延续性资源配置占主导地位。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开始深化，生产者和消费者部分地分离，生产者之间以货币为媒介相互交换货物用以消费，市场调节下的结构性资源配置对于社会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利益分化日益重要。到市场经济时代，生产发展为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完全分离，货币转化为资本并成为一切财富的代表，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益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延续性的资源配置已经从属于结构性的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的含义被压缩，成为生产资料、劳动、资本进行有效结合的经济活动，这是一种以生产和利润为核心的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把“经济人”的理性发挥到了顶点。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个人作出理性选择和决定是为了其自身利益。为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作为消费者要以最低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效用，作为生产者则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市场的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为厂商和个人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可能，而价值规律则为之提供了调节具体选择行为的杠杆。市场的价格波动向商品生产者提供了市场供给与需求变动的信息，指导商品生产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向和规模，从而自发地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向、结构和数量，并确定生产资料、劳动和资本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这个过程不断引导社会上的各类人群把自己拥有的资源投入到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领域中，并且不断对商品生产者实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就此而言，市场经济当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也是最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

市场之所以能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关键在于价值规律所起的调节作用。这是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为条件，以商品的生产成本及厂商对该成本投入的获利预期为基础，通过各方面的自由选择而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自亚当·斯密以来即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推动人们从自利的动机出发，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并使社会总产品增加到极大值，另一方面在各种买卖关系以及竞争与合作关系中实现互利的经济效果并带来社会福利的普遍增长。经济学家还设想，如果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是达到了经济效益的最优化，这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同时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就在资源配置方面实现了改进，经济的效率也就提高了，这被称为帕累托改进。

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如高效率地传递信息和增值社会资源等。但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不少局限性，而且市场在事实上并不完备，这使单纯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仍然难以避免经济上的巨大浪费，同时还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斯蒂格利茨提出，市场失灵有八个主要根源，其中六个与非营利组织的兴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①市场竞争存在盲目性的缺点;②市场不完善;③公共物品;④外部效应;⑤信息不足;⑥失业、通货膨胀及失衡。斯蒂格利茨认为，这六个根源导致市场处于低效率状态，因而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自行运行，资源配置将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19]实际上，市场失灵的根源都来自市场本身，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特点密切相关。

(1)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利润产出机制，也是社会分化的动力扩大机制。市场机制运转的原动力是自由“经济人”的谋利动机，利润才是资源配置的真正核心。这时，社会成员的价值首先不是体现为人的价值，而是被物化为其拥有的资本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获得的收入取决于其拥有的生产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创造利润的能力，并通过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得以实现。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现实依据是其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要素价格，收入分配形式直接与生产要素相对应，收入分配的多少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这又反过来决定社会成员对生产要素的再生产。这是一场追逐利润的竞争，社会成员在这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因此，市场经济不仅以其个人自由和个体自利的价值基础使社会呈现离心倾向，而且通过利益竞争机制不断地将这种倾向转变成贫富分化的现实。一方面这对利他、公平与团结等社会价值原则构成强力冲击，威胁现实社会的整合;另一方面也对市场机制本身造成潜在的威胁，因为“经济人”的贫富分化最终会造成回避竞争的市场垄断。就此而言，市场经济的纯粹化最终也将导致市场经济的终结。

(2)市场配置资源追求货币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但这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如果将社会福利界定为社会总产品的拥有量以及人们从实物性消费中所获得的总效用，那么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不能从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得出。从一个方面看，在市场经济中，货币转化为资本并成为一切财富的代表，生产者与其说是为了商品的消费效用而生产，不如说是为了商品中蕴含的货币利益而生产。这往往导致货币投入产出效益与实物性投入产出效益不一致。有时货币投入产出效益很高，实物性投入产出效益却并不高;有时实物性投入产出效益很高，货币投入产出效益也不一定高。前一种情况会使厂商蜂拥而至，后一种情况则会使厂商纷纷离弃。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产值的增加并不总是等同于社会总产品的增加。从另一个方面看，实物性投入产出效益无疑对社会福利更有实际意义，但社会总产品的增加在市场经济下也不等同于社会总效用的提高。由于市场本身是一个扩大贫富分化的动力系统，由于价格机制不仅调节生产资源的配置，也调节消费资源的配置，总是有一部分贫困群体被价格机制排除在某类商品的消费群体之外，贫困群体的消费不足和富裕群体的消费过度总是同时存在。根据边际效用规律，当富裕人群消费的物品达到一定数量，他们从增加的同类消费品中得到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时铺张浪费的行为就会出现。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的消费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尽管该消费品的增加对他们来说仍可得到边际效用递增的效果，他们却没有足够的货币收入来购买这种商品。就是说，所谓的市场均衡其实只是生产和价格的均衡，而不是与社会福利直接相关的消费效用的均衡。这样的后果当然不是帕累托最优。

(3)市场经济谋求资源的充分利用，但市场的价格机制也使生产与需求发生脱节，并因此无法避免资源的浪费。市场经济的运转以价格机制为媒介，这在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之间确立了销售/购买这个中间环节。在这个环节上，价格机制为生产者提供了调整生产与供给的信息，同时也为消费者限定了消费方向和消费数量。生产者只愿意生产(供给)那些能卖出且能赢利的商品，消费者只能购买那些愿意买且买得起的商品。生产者根据价格水平调整生产和“供给”，消费者根据价格水平调整自己的消费和“需求”。因此，严格说来，市场经济中只有价格的高低，而不存在商品的剩余或短缺。在这里，所谓价格体现供求关系，实际上体现的是既定价格水平上可赢利的供给和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社会的绝对供给能力和社会的绝对需求。由此带来三个方面的后果:①没有人愿意提供消费者绝对需要却买不起的私人物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是为了销售获利而不是为了消费者消费，他们只关注那些有购买意愿和支付能力的相对需求，对于贫困群体为达到一般生活水平所必需却无力购买的私人物品，没有人愿意生产或供给。②没有人愿意提供消费者绝对需要却不愿买的公共物品。生产者是“经济人”，消费者也是“经济人”。由于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如果有人付费购买这种物品，并不排斥别人免费享用，因此每个消费者都期望搭别人的“便车”而不愿意付费，这导致生产者失去对公共物品的生产意愿。③社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提高经济效益意味着减少浪费，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微观经济生活中的优势无可替代，但自马克思以来，市场所固有的局限性也已成为共识。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会发生周期性危机，其特征往往体现为“生产过剩”。但正因为仍然存在着不被生产者的自利动机所认可的社会绝对需求，才暴露出这种“生产过剩”的相对性和虚假性。而前文的分析也表明，贫富分化会在现实中损害资源消费的社会总效用。这都说明市场经济依然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主要包括:众多生产者各自根据价格变动来调整资源配置，不能恰好达到供求平衡，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价格变动是供求变动的结果，根据价格变动调节资源配置是一种事后调节，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资源的浪费;生产者从追逐私人局部利益的短期行为出发，只愿意生产价高利大和见效快的产品，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中长期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面对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社会需求，他们宁可让资源闲置。这些问题，其实都与市场经济的利己价值观和价格机制分离了生产、销售、消费有关，它们导致了生产和需求、销售和消费、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脱节。

(二)计划经济运行机制及其缺失

政府介入经济运行的合法性来自市场经济机制的固有缺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共同认可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可以归结为单个企业的经济理性(计划)与社会整体无理性(无计划)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机制，将单个企业内部的计划运行模式推广到整个社会，并使各个企业的计划从属于社会整体的计划。市场经济学家则认为，政府只能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不能取代市场经济，换言之，为了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必须被限定在宏观调控和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我们将基于这两种认识而形成的政府掌控下的经济生活一并称为计划经济机制。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设想的经济资源按照社会计划配置变成了现实。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下，政府代表社会充分、直接地掌握经济资源，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调用人力物力，组织实施生产和建设。这种机制中的经济活动往往不通过货币媒介，而是通过行政指令直接进行，各相关经济活动单位及个人获得的货币报酬也不是从相互间的经济活动中取得，而是由社会统一给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其范畴内所有相邻经济活动间的各种货币类的阻碍、限制和不利作用，为充分发挥资源的内在产出潜能，实现极佳极合理状态创造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整体及计划范畴内的生产建设更多地追求实物性投入产出效益，而非货币经济投入产出效益，因为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更有实际意义。同时，为了实现实物性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社会给予所属人员的货币报酬也应着重体现人力物力投入量、产品劳务产出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即所谓按劳分配。

通常认为，一旦完善的社会计划机制建立起来，它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越性将体现为:①可对经济、社会进行总量控制，如总人口、经济总量、建设规模等;从而对经济结构、比例、生产力布局进行调整，充分克服或缓解许多行业人力物力资本大量闲置、服务和产出潜能不能充分发挥的问题，进而提高人力物力资源的使用效率。②可充分掌握社会需求信息，实现以社会绝对需求为依据安排生产，从而有效克服市场经济下生产受价格机制影响突升突降的不利状况，保持生产的相对稳定;可充分掌握人力物力资源，并集中相关人力物力保证与公众直接相关的基本类需求的优先发展;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众利益倾斜原则;保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项目的优先发展，从而有助于人力物力在全社会的合理配置。③由政府充分掌握支配人力物力资源及相关劳动者的货币分配，可有效地克服、缓解市场经济中无法根本解决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和地区间的悬殊差距;能够通过行政手段调节社会需求，无益、少益、有害、得不偿失类需求不被列入社会发展计划或少做计划，从而使其滋长得到有效控制或遏制。④能够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并保证按计划进行;能够通过大量调用人力物力并密切协作，使经过实践证实的有益而成熟的新生类物力、劳务得以大规模发展;能够通过大量调用人力物力，最大限度地保护、改善、建设生态环境;能够制定社会的稳恒态、适宜态，并通过人力物力的调用、控制、调整，最终促成其实现。⑤个人缺乏积极性或者通过个人力量难以发展起来的生产和服务，例如各类公共物品，在社会计划下可得到大规模发展;计划经济制度还是全员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先决、必要、基础条件，没有真正意义的计划经济，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全员社会保障制度。⑥通过以上优势，有助于实现社会总节约，并从根本上增加人类直接受益，充分体现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些优越性的部分发挥，使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人才的准备和产业基础的构造，前苏联由落后国家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则一度成为世界大三角中的一极。

在资本主义世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广为传播的自由主义学说成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现代政治学认为，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政府不过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为了避免人们因追逐私利而导致社会解体的一种公共设置。现代经济学为此提供了具体的注脚，政府是“经济人”对“社会人”的让步，由于“经济人”控制的市场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他们就不得不把公共物品的生产交由政府垄断，并向政府纳税，以政府强制力为中介分担公共物品的成本。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医治经济萧条取得巨大成效，二次大战后德国、日本通过政府的强力主导而使国内经济实力迅速崛起，从实践上证明了政府计划调节机制的有效性，使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日益得到肯定。至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几乎成了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福利国家政策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客观地讲，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机制的缺陷:①缓解了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贫富两极分化;②社会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得到提升;③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得到抑制，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得到重视;④扩大了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这些因素带来了二次大战以后全球经济长达20年的高速发展。

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时期，西方世界纷纷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表示怀疑。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国家福利开支日益庞大也损害了私人投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开始陷入困境，普遍的低效率、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基本消费品短缺使经济发展陷入怪圈，迫使人们对以前苏联模式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人们开始意识到，理想中的计划经济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例如全面而充分的社会需求信息、社会绝对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计划统一性与需求多样性的关系、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协调等等。这意味着至少在现有的社会组织方式、文明程度和技术条件下，全面的社会计划尚难以实现。事实上，在我们看来，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许与国家集权主义政治体制是两回事，但两者在实践中的结合确实进一步将计划经济体制引入了死胡同:①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资源的计划配置转变为政府垄断下的管制经济，经济运行的组织成本过高;②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处于被动地位，其主体能动性、选择性、差异性等被忽视或漠视，导致经济活力窒息;③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官僚主义盛行，偏好优先发展维护统治权的产业，对社会需求关注不足且反应滞后，导致经济效率低下。

在对政府机制配置资源局限性的反思中，政府失灵理论结合公共物品的生产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论点:^[20]

(1)高成本与低效率并存。①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无效率的情况，表现为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加，管理费用逐年提高，办事效率低下。由于社会成员和政府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在主导资源配置时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也会作出不理性行为。②政府的垄断性经营排斥其他机构的竞争，使得资源配置的投入与产出效率无法进行横向比较，运营和管理经常处于低效率状态。③政府行为受到一系列法律的约束及各种社会势力的牵制，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不可避免地出现高成本、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现象。

(2)公共物品供给的局限性。总体上说，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决策首先是一种政治性决策，倾向于反映代表社会大多数的“中间选民”的偏好。同时，政府提供的服务和公共物品总是普遍的、统一的，这种单一性的缺点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的多样性需求。再者，政府官员受到任期的限制，更倾向于关注短期问题和效果，不利于长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关注，而政府所受信息的限制加剧了这种局限。

(3)政府为公共物品筹集资源具有强制性和统一性，不能反映消费者的偏好。企业和个人难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而这些购买或支付如用于其他方面，也许能取得更大的效益。由此产生的机会成本使得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未能达到最优化。此外，政府供给数量越大，社会保障福利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中由社会保障替代的部分越大，工作积极性越低。

(4)政府行为失范，人员官僚化。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性，其数量和质量难以直接界定，而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处于垄断地位，不存在竞争对手，从而使公众对政府的产出进行有效监督成为一大难题。事实上，政府官员也会受到“经济人”理性的左右，他们倾向于为自己的利益工作，甚至出现假公济私、滥用职权的动机和现象，而政府政策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就使得政府官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设计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这些都是公共物品短缺甚至无效率的直接原因。

应该说，政府强力干预经济运行是过去一个世纪中人类寻求新型资源配置机制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以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破灭为背景，最终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种实践，证明了政府机制干预经济运行的优势所及和局限所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集权政治体制对计划经济的实践终于使得计划经济机制的美好设想再次沦为一种“乌托邦”，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同样好景不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体制改革的道路。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人们不得不带着对市场经济危机的恐惧性记忆，面对政府无能为力的现实，在市场神话和政府神话双重破灭的废墟上祈求自己的自由、富裕和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社会第一次作为独立的主体站立起来，中介组织、非营利组织或者第三部门的崛起，正是以社会为主体将自由、富裕、文明三重价值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制度安排。

(三)中介组织社会经济两重性的生成机理

组织理论认为，“每当未来表现为不确定性时，大量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就会显示出其价值。依靠少量组织形式的社会也许会繁荣一段时期，然而一旦环境发生改变，这个社会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直到现存组织被重构，或新的组织形式出现”。^[21]就此而言，中介组织的出现，呼应的正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出现了市场与政府都无力解决新问题、新需求。对中国来说，中介组织就是对市场经济运转不良、就业竞争压力、政府社会保障缺失、城市化和各种新兴社会服务需求的回应。这些需求本身就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

中介组织的经济属性来源于其性质上的复合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运行机制的两重性。不论市场中介组织还是社会中介组织，在组织属性上都具有多元性特点，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私人性和公益性。可以说，正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确立了中介组织在政府和企业之外独立存在的依据，而中介组织的全部运行机制也都是围绕这两方面设计的。作为私人性组织，中介组织在组织机构上独立于政府部门，由民间组成和运作，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不能因此忘记服务于公共目的的组织宗旨，否则就混同于企业。作为公益性组织，中介组织在组织目标上区别于企业组织，以服务公共目的为宗旨，不为组织的拥有者谋取利润，但为实现公益目标所需要的成本和资源却应当由组织自己去筹集，否则就混同于政府部门。因此，从一个方面看，中介组织所需的资源可以分为三类:生存资源(即维持组织简单再生产所需的资源)、发展资源(即保证组织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源)和公益资源(即直接实现组织目标所需的资源)。中介组织在这三类资源上都必须做到自给自足。从另一个方面看，私人性特征主要是指中介组织的存在和运作方式，公益性特征主要是指中介组织的宗旨和运作结果，两者都贯穿于中介组织运作的全过程。所以，中介组织的运行机制是两重性的，它们一边“经营”价值并追求公益精神的凝聚和弘扬，一边经营资源并谋求资源的汇集和增长。这种两重机制之所以能够复合在一起，是因为价值的经营和实现要以资源的流动为载体。

作为资源占有、经营和分配主体的中介组织无疑是经济的。作为市场中介组织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职业中介机构等本身虽然承载公正和公益价值，同时也是十足的营利性组织，这已经众所周知。即便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它们在生存和发展方面也明显具有自己的利益。①非营利组织并不具有生存保障，它们不得不在财力上自给自足，因而必须努力使收入大于支出，以便既能维持组织生存，又能追求并从事公益事业;②非营利组织从事的事业不是没有成本的，它们提供的服务可以不免费，即使向社会提供免费服务，也可看做一种付费人和获益人不一致的志愿转移支付行为;③非营利组织不是没有竞争的，由于从民间发起，任何个人、企业和团体都可能成为非营利组织的主体，那些成本高、效益低、服务质量差的非营利组织可能失去政府和公众的支持，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同样适用于非营利组织;④非营利组织不是政策自足的，它们也需要一系列宏观和微观政策来调整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因此，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存在诸多相似之处。^[22]就是说，中介组织中明确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营利部门实际上也是追求营利的，它们所谓的非营利，其实是指组织盈余不得在组织成员或出资人中进行分配。换言之，非营利组织的本质是非营利分配，而组织本身则是营利的。它们是潜在的经济力量，不仅对宏观经济环境有重要影响，而且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活跃在经济生活中。

强调中介组织的经济属性，仍然不能忘记其组织特性及运行机制的两重性。它们只有把私人性和公益性复合在一起，把经营价值的公益行为和经营资源的经济行为统一起来，才能既在运作机制上优于政府组织，又在社会效益上优于企业组织，从而获得独立存在的依据。正是这种特征使得中介组织产生了与一般营利性企业的根本区别。一般营利性企业的职能是生产利润，创造社会财富，它们必须以营利的方式开展组织活动，以市场为媒介向顾客提供产品，向员工支付工资，并且不断扩大利润，积累财富，向国家纳税，推动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中介组织的职能则是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公益事业，它们以营利或非营利的方式开展组织活动，主要通过经营公共产品，以非市场化的媒介向社会提供那些不能由政府或企业充分提供的物品和劳务，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说中介组织也是经济组织，但它们又不是一般营利性的经济组织，而是兼有经济功能和公益性服务功能的组织，积累财富、创造利润并非其主要职能。换言之，中介组织是以经济运作为载体，谋求社会公益价值的组织。如果说它们也是经济的，那么它们的经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谋求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萨拉蒙对国际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三个值得重视的结论:^[23]①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1995年，英、美等22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构成了1.1万亿美元的产业，这些国家的非营利支出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6%。如果把这些国家的非营利部门看做一个经济体，那么它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国中可占第八位。②非营利部门的多数收入来自会费、服务收费和公共部门，而不是来自慈善捐赠。③非营利部门提供的产品以福利服务占主导，这使其具有超越于经济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这些发现，从经验上证明了中介组织融合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能力。

我们所谓的“社会经济”，就是这种通过民间经济行为谋取社会公益价值的经济范畴。在这里，人们用“经济人”的方式追求“社会人”的利益，资源、物品和服务不再是纯经济的私人资本或私人物品，而是转化为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其流通过程由于弱化了等价交换原则而更趋近于需求导向，投入和产生的竞争机制也就更多地谋求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简言之，社会经济就是由民间独立运作，谋求社会资本增值和社会公益最大化的经济范畴。社会经济概念无疑打破了将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截然分立的传统观点，它表明在在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之间存在一个叠合交融的“中间地带”，出现了一个融合经济与社会于一体的新的功能领域。从这一角度讲，中介组织就是社会资本运作的组织形式，是一种以有效率的方式谋求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公平的新机制。

社会经济范畴体现了中介组织的优势之所及，但也意味着其困境之所在。因为中介组织的两重性中存在潜在的冲突，一旦对资源的经营和对价值的经营发生偏离，中介组织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乃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负功能。毕竟，衡量一个中介组织(尤其是非营利组织)的成败，主要是看它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不是看它是否赢利或赢利多少。中介组织为了维持其社会服务的本质，必须避免因过于营利而失去其原有的宗旨和任务，这意味着它们形成了同时考虑宗旨和赚钱或是考虑社会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双重底线。因此，社会经济从本质上体现了对中介组织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要求。换言之，考察中介组织的有效性不外乎两个角度:公平和效率。公平角度是从“社会人”的立场出发，中介组织如果能保证分配公平(如最后收入分配的平等)即为有效，反之则为失灵。效率角度是指从“经济人”的立场出发，中介组织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为有效，其实际发挥功能与理想功能发生偏离即为失灵。^[24]

(四)中介组织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只是从外部解释了中介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兴起，却没有从内部对中介组织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分析与描述。因此还需要回答，中介组织究竟通过何种方式、运用何种机制把自身的两重性统一起来并融为一体?我们认为，其中至少包含以下三种机制:

1.社会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

这一机制由五个要素构成。①社会人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中，尽管个人及各经济活动单位仍然部分地通过在相互间的经济活动中取得货币而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但这时他们首先是作为人的价值，而不是首先作为劳动的提供者而存在。作为克服市场失灵的一种机制，非营利组织通过价值倡导和公益动员，把分散在个人或群体中的资源集中起来，以解决人们共同需求的但又无法使大多数人都支持的公共物品。在此过程中，尽管有些人不付款也可以从某些组织行为中获得利益，但是如果他们的确支付了一定数额的价款，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心理利益。所以，非营利组织有时会尽可能地通过宣传付款人的知名度来加强其情感享受。②社会需求导向。中介组织提供产品和服务，尽管表面上是以个人为对象，但实际的着眼点却在于整个社会。例如，社会企业虽然只为少数困难人群提供就业和培训，但它真正追求的却是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因此关注的是社区、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由于把目标设定在人与社会，也由于特定的非利润分配原则，所以它能够摆脱经营者私人利益的限制，使生产和服务的目标回归真实效用，从而使市场“商品拜物教”所导致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得到分离。③市场运作平台。中介组织由公民自发组建，仍然属于私人领域，必须自负盈亏，自谋发展，自律运行，因此既有多样性，也有竞争性。这使它们必须像市场领域的企业一样，根据市场需求定位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尽管它并不以获取投资的最高回报率为最终目的。具体而言，在组织的经营定位和生产目标上，中介组织须遵循市场导向的原则，准确地实施市场细分和定位，发现顾客现有的和预期的需求，并据此设计和提供服务产品。④实物产出效益。中介组织大多具有分配限制，也着重于增进服务对象的实际福利，因而更加关注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效用，更加注重以实物而不是货币衡量经济效益。⑤非营利性分配。诸如经济合作社一类的中介组织，即便不像传统非营利组织那样实施分配约束，在分配时也会强调人力优先于资本。上述五个要素从价值理念、资源筹集、组织生产到实施分配，涉及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资源机制。

2.中介组织与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中介组织实际上是以提供公共物品为目标，但遵循市场竞争机制运作的组织。中介组织和第三部门的发展本身是社会需求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结果，它们所追求的也正是满足特定群体的利益要求。但由于中介组织在结构方面具有草根性、独立性，组织及成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它们需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职能，对社会需求作出及时回应，同时保持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从而以良好的形象和准确的市场定位与同行乃至政府部门竞争。正是这一点，使中介组织在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方面具备了相对于政府的优越性。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大规模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能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多种需求，改善社区服务质量，使之更便捷，更有效，更易使人承受。它们致力于提供各种社区服务，如就业培训、抚养贫困儿童、成人教育、针对低收入者的房屋中介和医疗保健、照看老幼等;它们也努力培育邻里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文化娱乐设施，关注精神需求，等等。基本上，有什么样的社会性需求，就会有提供这种需求的非营利组织，从而保证社会服务的极大丰富。由于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是对政府与市场的必要补充，所以它们也与政府及市场之间存在频繁的互动和交换关系。美国政府认为，在社区建设中，如果通过各种社区组织搭建的利益共享机制能促进社区资源的整合，解决共同关注的社区问题，那么这些资源就能反过来成为社区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3.中介组织与社会福利推进机制

总体而言，增进福利和人权，是中介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核心目标，因而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福利的推进机制。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保证。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和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分离，需要非营利组织来承接以往由政府和企业包揽的提供公共物品和社会保障的某些职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关怀弱势群体方面，许多非营利组织的主旨是救助和帮助失业人群、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妇女、患疾病而缺乏救治以及家境贫寒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非营利组织常常会采取一些行动引起全社会对这些群体的关注。在扩大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方面，非营利组织在许多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其关注贫困、救助弱者等行动有助于扩大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保证社会稳定，推进改革进程。在社会秩序方面，非营利组织体现了对急需各种服务却又较少得到帮助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和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发挥着独特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通过上述三种机制，中介组织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从而也补充并优化了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在公平、公正价值的引导下，中介组织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相关投入，也就是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使其在整合分散社会资源、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促进就业和福利、平衡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经济功能，而这些经济功能正是中介组织体现自身社会链接作用的基础和依靠。

【注释】

[1]杨凤禄、孙钦钦:《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探讨》，《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雅克·迪夫尼:《从第三部门到社会企业:概念与方法》，丁开杰、徐天祥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3]据此，法国的“社会经济”概念大致可以理解为由社会保险、退休金等相互扶助的制度构成的旨在改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经济范畴。

[4]李恒光:《非营利组织概念界定的国际比较》，《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雅克·迪夫尼:《从第三部门到社会企业:概念与方法》，丁开杰、徐天祥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6]J.格雷戈里·迪斯:《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经营》，《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51页。

[7]陈金贵:《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化经营探讨》，http://www.as－sky.com/asbbs/simple/ index.php?t71788.html。

[8]J.Gregory Dees.The Meaning of“Social Entrepreneurship”.Original Draft［Z］.October 31，1998.Stanford GSB Website，October，1998.

[9]张仁峰:《美国行业协会考察与借鉴》，《宏观经济管理》2005年第9期。

[10]时立荣:《转型与整合:社会企业的性质、构成与发展》，《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

[11]余晓敏、张强、赖佐夫:《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企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1期。

[12]王名、朱晓红:《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13]Emerson，J.F.Twerkey，New Social Entrepreneurs:The Success，Challenge and Lessons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Ccreation［M］.San Francisco:Roberts Foundation，1996.

[14]Reis，Tom.Unleashing the New Resources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Common Good:A Scan，Synthesis and Scenario for Action［J］.Battle Greek，W.K.Kellogg Foundation.27pp.

[15]Sangjin Hahn.Korea’s Third Way?Welfare－to－work and the Emerging Third Sector in South Korea［Z］.北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交流论文，2004年，第6～7页。

[16]时立荣:《从非正规就业组织到社会企业》，《理论学刊》2005年第9期。

[17]时立荣:《转型与整合:社会企业的性质、构成与发展》，《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

[18]W.理查德·斯科特著:《组织理论》，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19]［美］斯蒂格利茨:《政府经济学》，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申毅:《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经济分析》，《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0]参阅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2页;腾世华:《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可行性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成志刚、刘丽华:《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理论界》2006年第4期。

[21]W.理查德·斯科特著:《组织理论》，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22]［美］P.B.弗斯顿伯格:《非营利机构的生财之道》，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23]［美］莱斯特·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6页。

[24]张展:《中国市场中介组织有效性分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