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型和自愿型

根据法律规范程度不同，职业年金可以分为强制型和自愿型。强制型职业年金由国家通过立法，要求职业人员所在单位必须建立职业年金计划并强制实施，实施人员范围、缴费水平、年金管理等由国家做出具体规定，个人和工作机构的选择余地较小。目前，欧洲多数国家采取强制型职业年金计划，强制型能保证职业年金的覆盖面较广。强制型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有限理性学说。该理论认为，几乎所有的个人都由于信息不完备或未来的不确定而无法为养老做恰当的准备，而且，相当一部分人的短视行为将直接导致其养老准备的不足。因而，为了克服个人在这方面的有限理性，需要有一个外在的更有理性的力量来强制每一个人按照某一计划行动。当然，强制性与政府的有关责任紧密联系，因为，如果政府以“最后出场人的”角色发挥作用，它就应该有权利采取某种强制措施，以使自己的支出负担最小化。

强制型不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职业年金计划还是自愿型。这种模式下，国家规定基本的政策，由职业人员和所工作机构根据经济状况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如何实行以及实行的程度。缴费通常由双方共同承担，承担比例自行商议。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实践看，为鼓励职业年金的发展，政府对实行自愿型的职业年金在缴费、投资收益、领取养老金等环节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自由主义和效用论是自愿型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行动是指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选择自己的方法，进而追求自己的目标，它的实现必须基于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条件。强制会限制自己知识的充分利用，遏制个人的创造性。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任何对自由的限制都会使经受了考验的事业在数量上减少，进而使进步的速度降低。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行动自由之所以给予个人，不是因为他由此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而是因为如果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按我们要给予他的命令去做，他将能更好地为我们中的其他人服务。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抵御任何暴力侵犯与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因为，国家每一个干预行动都是破坏性的，原想通过干预行动来解决的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带来更多类似的问题。效用论则认为，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取决于他从消费行动中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即效用，而一个人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感受，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只有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才能实现福利最大化。按照这些理论，个人应该在自愿的情况下而不是受强制性政策的约束去参与养老金年金的积累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