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定家庭—工作边界

划定家庭—工作边界

所以，在可以同时从概念上供应像约翰和艾德这样的人员的情况下，社会学家将如何讨论“家庭”和“工作”的含义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呢（威廉姆斯，1985[1976]）？我发现将定义和排列“家庭”与“工作”的无数种方式看成是相反的思想和实践的一个连续统一体是非常有用的（沃，1982；泽鲁巴威尔，1987）。这些可能性包括“合成”和“分离”。

“家庭”和“工作”充分合成在一起这样一种理想的状况中，在属于“家庭”或“工作”的内容以及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时间和地点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家庭”和“工作”完全是一回事；由于没有概念性的边界将它的内容或意思区分开来，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类别。在这样一个合成的范例中，我们通常将其与这些不同的领域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组成要素相互交织在了一起，它们只有借助相同的心理框架才能理解（高弗曼，1974；贝特森，1972[1955]；舒特茨，1973）。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或者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什么，人员、参与的动机、想法、任务以及智力的和感情的方法过去常常是构成要素，甚至连物品也同样如此，即极端的综合者拥有一种简单的、通用的心理状态（一种无定型的自我的存在方式）。不管在哪里发现她或他，也不管目前的社会角色义务是什么，她或他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与任何人都一样，包括老板、同事、配偶或小孩。而且，传统领域中的所有内容在任何地方都会以一种合法的方式发生、出现和/或引起注意。对于极端的合成者来说，不管是被局外人指定为“家庭”，还是指定为“工作场所”，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都是通用的。

然而，在“合成/分离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社会存在的这些方面被视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被分割的”世界。在这里，领域间的心理边界是非常明确和攻破不了的，它坚决地保护着每个领域的独特特征。对极端的合成者来说，在类别上没有任何模糊不清：所有的事情都属于“家庭”和“工作”这样两个相互排斥的类别。在领域和其内容之间也没有任何概念上的重叠。而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适用于特定领域的心理状态指导着极端的分离者，以便他或她可以根据两个解释完全不同的行为框架来实施行动。因此，与极端的合成者那种固定不变的、因形势而异的自我不同的是，家庭和工作的极端分离者在两种不同的“自我”或存在方式之间来回变动，这取决于他或她当前的位置和特定领域的需求。现实中的人构想的方式以及将“家庭”和“工作”联系起来的方式落在了这两种理想类型的方法之间的某个地方。在时间给定并不断对其进行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在体验家庭和工作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对它们进行了合成/分离，但我们却并未达到任何一种理想的状况。某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在连续统一体中的位置是一种合成物，即管理所有这么多构成要素及其它们的多个方面的方式的合成。例如，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如何管理两个领域的人员方面可能都是高度分离的，但是极端的合成通过两个领域中单调的物品对我们控制自己的外貌、谈话风格和饮食习惯的方式进行了整理。

所有有关家庭和工作的合成/分离的观点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们意味着这些类别以及它们的内容和边界必须通过协商来确定，而协商又必须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之下通过使用多种“工具”来进行。即一个人在合成/分离连续统一体中的位置高度依赖于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家庭”和“工作”的内部化的文化形象。第二个要素是根源于两个领域的社会结构约束的独特排列。第三个要素是我们在制定和精心设计这些类别和情景约束的形象方面的一些个人惯例。

惯例，即喜欢用家庭和工作中不同或类似的物品包围我们，或形成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家庭中的存在方式和工作中的存在方式之间来回转换的变换程序，在社会认知构成和社会结构约束之间发挥着一种重要的调和作用。一方面，我们不断地学习“家庭”和“工作”的概念的含义，然后微调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内部化的文化形象。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己不断地被迫去满足我们周围人的期望和一些划定了我们在家庭中和工作中的存在方式的重要约束。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被我称之为家庭和工作的“边界工作”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将“家庭”和“工作”的心理领地具体化成物理领地，并且学会如何跨越和保护这些领地。虽然它有个人的特征在里面，但它却具有独特的社会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具体的社会认知和社会结构约束来这样做，为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个文化活动、符号和组织战略的普通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