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社会文化构成

边界的社会文化构成

第三种定义组织边界的途径更远离一元论者把边界看成容器性质的限制的被动的物质性的描述。在Luhmann看来，边界的产生和重新定义是自我参照系统的技能的主要部分。在社会系统比如组织方面，Luhmann（1995，194，强调原创）争论说“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区分毫无例外的是以内涵构成的边界为媒介的”。这就等于给边界下了定义是通过区分同一性和差异性积极的产生并且再生的。构成和协商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操作，伴随着内部的和外部的区分，提供把边界看做社会文化构成的核心观念。相对于把边界看做不可抵抗的固定和稳定的观点，社会构成主义者把边界看成动态的、进行中的、潜在的内在外在竞争过程的结果。边界不仅仅是定位，还得进行动态的维持，通过持续的行为和交互作用来再造。

与这种观点相一致的论点在文化理论、人类学、社会学、女权论、后殖民地理论以及民族方法学这些对自我和他人给予了相当关注的学科中可以见到（比如，Benhabib，1992；Berg和Kerns，1996；Bhabha，1994；Oberoi，1994；Salih，2000；Shildrick，1997）。在这一点上，经常会通过指明和划定自我和非自我的范畴对不得要领的同一性和变更性的构成进行强调。以Rose（1995）为例，她在传统的构成中发现了构成边界的过程。她认为传统是“被构造起来的：通过写下来，说出来，见证，教授和经历的方式。传统是过去的再现……一个特定传统的构成也总是对属于或者不属于某个范畴的区分”（Rose，1995，414）。类似的，Lamont和Fournier（1992）的作品集中于描述用以划分社会领域的符号惯例来定义包含与排除这些术语。

包含与排除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也是政治性的，这在边界受到严格管辖或者受到争论的情况下尤其明显。在这里，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有关那些被囊括在内的和排斥在外的边界认知的互惠或者均匀的程度。有可能会想到三种限制的情况：第一种，互惠的限制，其中有两个团体做出的对称的界定，这两个团体在它们之间构建一个共同的边界，而两方的定义是互相相对的；第二种，从外界给出的归属性限制；第三种，选择性限制，边界是那些寻求表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人从内部构建的，尽管这不一定是合理的，或者有可能根本没有被外界所注意到。

对对称的和非对称的两种形式边界构成的认识告诉我们社会边界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们可能意味着安全、稳固、归属；同样的，经常是同时的，也意味着排斥和疏远。这一点有时候被那些描述大多数的特征项目和生活方式选择记录所忽略了，人们期望我们能自由地游离于其间以完美地表达我们与生俱来的复杂性（Maffesoli，1993，1995，1996）。其威胁在于过分地美化参与不同的集体或团体会导致一种不平衡的观点，把这些参与看做是一种积极的选择或者仅仅是喜好的问题（Osborne，1997）。Bauman（1992）则给出一种更为悲观的解释，认为自我认同的种种行为不可避免地都很脆弱，因为它们的生存依赖于外界其他的东西。在Bauman看来，从认同的积极肯定到对那些被视为威胁到认同的他人的排斥之间其实只有一小步。然而，这看起来仅仅是以一种反应冲突、偏狭、排斥的反面乌托邦观点代替反应人类精神力量的群体团体的观点。有关边界的社会性建立的一种更和谐的观点认为他们的构成的潜力可能通过良性的或者恶性的两种方式展现出来。根据社会法令解释者的解释，由于组织边界只是相对于人类观测者和参与者而存在，所以有可能它们是一种任意的现象。同样地，对在哪里划定分界线也是有争议的。但是，不要把社会性构建的边界是任意的观点和它们没有真正地存在的看法合并在一起，也不要和它们完全就是可塑的、可以随意进行修改的看法混为一谈，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一些边界是非常短暂的，比如那些隐含于短暂的团体活动中的边界，像节日、游行、节目表演、展览，甚至是自然或者人为的灾害中的（Pipan和Porsander，2000）。不过，其他更为持久的边界则能呈现出一种看得出来的可靠性（或者说真实性），以至于它们被看做是自然的或物质性的（Berger和Luckmann，1966）。再者，组织边界是任意的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在哪儿划分都没有关系。此外，我们根据所认识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构造起世界的方式对我们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怎样做出行为以及别人怎样理解我们的行为是有一定意义的（Goodman，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