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是一个常常被提起的命题。一般认为，管理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双重属性，瑞典学者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曾将管理的两面性比喻为“雅努斯（Janus）因素”。[2]然而，认真的管理学家显然是不能满足于这种在管理学教科书中对管理学性质的折中的描述。一方面，一些管理学家坚持管理学是一门科学，虽然这门科学还不成熟，但管理学科学化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一些极端反对管理科学理性、强调管理艺术性与非理性的学者则认为：与其称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不如说管理学是一门艺术，管理学自诞生之时就步入了“科学”的误区，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向使得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严重脱节。
实际上，从一般所认可的科学标准看，管理科学化和管理学的发展中的确存在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有两方面问题被认为是十分致命的，是影响到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地位的。一是管理理论或者原则具有模糊性，缺乏对管理实践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管理原则总是成对出现。无论是对哪个原则来说，几乎都能够找到另一个看来同样可信、可接受的对立原则。虽然成对的管理原则会提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组织建议，可是，管理理论里并没有指明，究竟哪个原则才适用。”[3]二是管理学缺乏统一的研究方法、范式和有效的管理知识积累模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管理学家孔茨就提出“管理理论丛林”问题，现在“丛林”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呈现进一步分化和细化趋势。管理科学知识来源是复杂的而各不相关的，在管理学知识体系中，不仅包括依据严格的数学模型和科学逻辑得到科学管理知识（如数理学派对管理知识的贡献），也包括通过叙述故事而总结的管理知识（如经验学派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提供的管理知识）。由于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如果说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但也不是具有广泛性、有效性和精确性的科学。也就是说，管理学不是一门严格意义的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只是一门具有“弱科学属性”的学科。这一点可以借用比彻（Becher，1989）发展的学科属性分析框架来进一步描述。[4]比彻提供的学科属性定位分析框架包括两个基本维度、四个基本衡量指标，第一个维度是学科认知维度，具体包括“硬”/“软”度指标和“纯”/“杂”度指标；第二个维度是学科规范维度，具体包括“趋同”/“分野”度指标和“城市”/“乡村”度指标。所谓“硬”/“软”度是衡量某一学科领域对特定研究范式或者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硬”度大意味着认同程度大，学科研究范式相对单一；“纯”/“杂”度指标是衡量一门学科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程度，如果学科越致力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则“纯”度就越高，如果学科越致力于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则“纯”度就越低；“趋同”/“分野”度指标用于描述一学科内研究人员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别程度，如果差别程度小，学术标准类似，则“趋同”度高，反之则“分野”度高；“城市”/“乡村”度指标则用于分析一个学科内研究人员相对于研究领域或者问题的相对集中程度，如果一门学科具有清晰的学术边界，具有严格界定的学术团体，相对多的研究人员抢占相对狭小的学术研究空间，研究人员具有充分的交流，则这门学科“城市”度高，相反，“乡村”度高。显然，基于上述对管理学的分析，管理学的“弱科学”学科属性具体表现为高“分野”度、低“城市”度、低“纯”度和高“软”度，也就是说管理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纯”度不高的“软”科学。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频谱中，管理学这个“纯”度不高的“软”科学的“频位”在哪里呢？有的学者认为管理学应该是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管理学的科学性是要弱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更接近人文学科。[5]这意味着如果按照让·皮亚杰关于社会人文学科的分类，管理学科的整体科学性（研究普遍原理的属性）应该低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但高于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学等人文学科。而坚持管理学是一门艺术的学者则认为管理学根本就属于人文学科，具有历史科学的性质。[6]这几乎将管理学完全推进了人文学科，认为管理学符合“艺术模式”，而非“科学模式”。但是，与这种将管理学在学科定位频谱中定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或者完全定位于人文学科不同，另外一种观点是，管理学应该放到自然科学中。支持这种观点的是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管理学（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设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领域之内，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领域中则没有管理学这门分支。
实际上，即使将管理学归为人文社会科学，从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寻求具有普遍性管理理论和原理。一般认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能否实现从前科学状态引向普遍原理科学状态的理想，主要受5方面因素影响。[7]一是能否发展一种比较主义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剔除，使研究者的研究从主观个人中心转向客观出发点，这被称为“比较主义去中心化”因素；二是是否存在足够的、合适的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从而能够利用历史资料排除主观倾向（“去中心化”）解释相关的各个发展的因果联系；三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成功移植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8]四是是否可以通过界定所研究的问题，把不可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撇在一边，而在可以达成共同判断和可证实的领域中发展该学科；[9]五是能否逐渐发展出专门的、适合于其问题的研究方法，将那些可以证实的东西（通过实验证实或者数学形式化证实）与那些仅仅是依靠反思或者知觉得到的东西区分开来。虽然管理学离普遍原理科学的理想状态还相差很远，但是应该说，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和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上述5方面因素的影响，管理学家一直通过各种尝试在上述5方面推进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例如，比较研究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比较管理学这门管理学分支），包括跨国界的管理方式的比较，德鲁克对组织进行比较研究等；又如，钱德勒应用历史文献方法从企业史角度的研究解释了技术条件与生产方式变革对企业组织的影响，并提出：“环境决定战略、战略决定结构”的结论；再如，孔茨曾指出，提高管理学科学性的首要任务是划定管理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对分析和研究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定，因为如果把整个文化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叫做管理领域，那么管理学不可能取得很大进步；[10]还如，西蒙在构建起管理理论时就提出要明确区分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然后逐步排除价值要素，从而可以判断事实命题的真伪，从而构建科学的管理理论和真正的管理科学。[11]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家的这些努力还远远没有使管理学成为一门普遍原理的科学。综观整个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应该说，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和管理学发展最大影响的路径或者方法应该是对其他学科的概念、模型、方法和技术在管理学中的移植。这意味着第三种途径对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影响最大，也就是说，管理学对其他各门学科的典型研究方法（我们称之为学科方法）进行成功移植和使用，是管理学科学化进程和管理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这些学科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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