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银行的周期性盛衰

四、地方银行的周期性盛衰

地方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突起是北洋金融的一个特点。各地军阀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区域统治，为了解决庞大的地方军政费用问题，同时也为了军阀自己从中捞到好处，他们最有效的途径是发展地方金融。这类金融机构的基本特点是滥发纸币以及地方政府任意挪借款项。其内部管理十分腐败，并随着军阀势力的盛衰而存亡进退。这类地方银行曾给各地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当然，各地的情况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另外，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广东的地方银行则与上述情况有质的不同。

清末的官银钱号有些一直延续到辛亥以后（参阅表74）。其中有的改称银行，如河南豫泉官银钱局在1923年改组为河南省银行，⁽¹⁴⁷⁾湖北官钱局1926年停业之后，即在其原基础上成立湖北省银行。⁽¹⁴⁸⁾但这里只是名称的区别，内容仍是一致的。这种情形，在辛亥以前即已存在。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北洋时期新设的地方银行和官银钱号。它们都是以地方政权为背景，但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表74　辛亥以后继续维持的官银钱号

资料来源：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第一种情况：以军队防区作为设立地方金融机构的基础。这种情况虽然各地多有所在，但以四川较为典型。

四川省原有我国成立最早的省级地方银行——浚川源银行。该行成立于1905年。辛亥革命期间，成、渝两地浚川源银行因遭劫掠，一度收歇，后又于1912年底重新开张，但历尽了艰难。四川境内川、滇、黔军战乱不停，川境军阀就地筹饷，各自形成防区。在川境政令、军令不能统一的局面下，浚川源作为省级官办银行，其业务自然遇到重重困难。先是该行兑换券在与中、交两行、随军银行的钞票进行竞争时，准备金被提，失去发行优势，加之军事形势的变化，各地分支机构代理金库的业务不得不时作时辍，资金来源和运用大受牵制。战争引起交通梗阻，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以致一般存、放、汇业务，也难以顺利开展，欠账难收，坐吃山空。⁽¹⁴⁹⁾即使对于四川一个省来说，统一的省银行制度仍不适用，于是由另一种防区金融制度来代替。

1919年熊克武统一四川，任联军司令，并任督军，但无力支配在四川境内的滇、黔军队。他为了解决军费困难，将四川划分十多个地区给滇军、黔军、边防军、川军等各自驻防，并就地划饷。此例一开，各军便在自己的防区内变“就地划饷”为“就地筹饷”，于是逐渐形成防区制度。

各防区的军阀们，起先在防区内不择手段地直接筹款，包括预征田粮、滥征苛捐杂税等，继而又私设铸币厂，滥铸劣币。即使如此，仍不能满足军阀们无底的欲壑，他们又纷纷设立防区银行，为他们更大规模地筹募资金。

四川防区银行是以防区部队名义设立的银行，既不需向中央或地方政府申请注册，也没有固定资金充作资本，而是靠发行没有准备金的钞票作为营运资金。这种防区银行随防区部队的存亡而存亡，毫无信誉可言。其钞票的流通是以部队的武力作基础的。具体的防区银行设立情况简述如下：

（1）四川银行。为重庆联军所设。1923年，国内政局分立为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川省部队将领也有倾向南北之分，形成敌对之势。倾向南方的省军驻成都，倾向北方的联军驻重庆，各自筹设金融机构，发行钞票。属联军的第二军军长杨森派其前师长曾子唯为四川银行总理。该行成立于1923年3月底，行址设在重庆朝天观街。6月下旬，联军饬令发行兑换券，将1921年早已印刷好的“四川兑换券”100万元，临时在重庆石印公司加印“此票由四川银行兑现”字样予以发行，实发80万元。同年10月16日省军攻入重庆，该行撤销，所发钞票有38万元未能收回。

（2）四川银号，又称成都官银号，由省军在设立成都。该行成立于1923年9月，以四川税款收入为基金，发行的钞票名“官银票”，实际发行295.5万元，并无现金准备，不能兑现，只能用来上粮纳税。1924年2月，联军得到北洋政府吴佩孚的援助，组成援川军反攻进入成都，该官银号就闭歇了。

（3）重庆官银号。该号系属省军的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于1923年10月16日攻入重庆后，因军需紧急，而于次月设立的。行址就在原四川银行的朝天观街旧址。省军将在成都印制的官银号钞票随军带至重庆，发行267万元。因不敷用，又将联军四川银行未发行的“四川兑换券”100万元加印“此票由重庆官银号兑现”字样，全部发行出去。同时还印制发行20文、50文、100文铜元票12万串，每日提取重庆铜元局铸造的铜元5000串兑现。同年12月14日，杨森的部队反攻进入重庆，成立仅一个多月的重庆官银号随即停闭。

（4）中和银行。这是四川陆军第二军（军长刘湘）和重庆商人于1922年6月1日设于重庆的银行，资本60万元，军、商以2∶4的比例认股。重庆商会会长温友松任总经理，前商会会长赵资生和刘湘的军部秘书周季梅任协理。该行还陆续在上海、汉口、成都、宜宾、泸县、万县等地设置分支机构。凡陆军第二军及刘湘其他的军需出入款项，皆归该行收支。该行营业一度尚好。1926年1月，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以武力夺占重庆，该行受到影响，停业4个多月。同年5月20日，刘湘以善后督办名义联合川军将袁祖铭驱逐出境，该行又恢复营业，由赵资生任总经理，孙树培任经理。该行在上海印制兑换券，其所发的钞票一直能够兑现。这在防区银行中无疑属凤毛麟角，极为罕见。

（5）裕通银行。该行是第二十四军备将领集资组织，成立于1927年初，资本20万元，总行设成都，又陆续在自流井、泸州、宜宾、乐山、雅安、重庆等地设分行。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时的代理财政厅长文和笙任总经理，刘文辉的四哥刘文成任会办。该行设在二十四军防区内，借军方力量营业尚可。其业务主要是代收防区内各种税款，如自流井分行收纳运商盐税，然后买入重庆、宜宾、泸州、成都等地汇票，再将所收盐税款调往成都缴纳。其他业务多未开展，因其是军方机构，商民不愿交往。

（6）康泰祥银号。该号系由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于1926年组织设立，号址在成都东大街二十八军防区内。该号是二十八军的出纳机关。⁽¹⁵⁰⁾

总起来看，四川的军队防区银行比一般的省市地方银行更倒退一步。这些防区银行的业务局限于军队财政，营业面既极为窄小，又绝无规范可言；发行货币大多无准备金，不能兑现，亦无信用可言；银行随部队的存亡而存亡，更无稳定性可言。事实上，所谓防区银行，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而是银行组织在军阀横行条件下的一种极端的畸形变态。它是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产物。

第二种情况：在军事上得势的军阀轮流掌握所辖地的地方银行。可以举湖南银行为例。

1912年4月，湖南都督谭延闯将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总局、分局、子局分别改为总行、分行、支店，资本总额为银80万两，包括湖南官钱局原有资本53万两及由历年余利项下加拨的27万两。总行仍设在长沙理问街，由总理、坐办主持行务。1916年7月，程潜率护国军驱走北京政府派遣的都督汤芗铭后，代都督兼代省长刘人熙接管湖南银行，派财政厅长袁家普兼湖南银行督办，设总理一人主持行务。湖南银行因大量垫付军政经费，纸币发行失去控制。行务岌岌可危。财政厅拟改弦易辙，于1916年10月提出新的《湖南银行章程》，定资本总额为1000万元，官商各半，将湖南银行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地方银行。实际上是希望以吸收商股来“输血”。新的湖南银行拟先筹官股500万元开办，一年内筹商股500万元，并对纸币发行额和军政经费垫款都作了限制。显然，这种“商业化”趋势是不符合军阀利益的。1917年1月，省议会通过的章程走了回头路，规定新银行定名“湖南地方银行”，资本总额1000万元，不招商股，完全是地方公立银行，先筹500万元开业。在筹款过程中，政局突变，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取代总统黎元洪支持的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引起湖南驻军反对，宣布衡州、永州独立，从而爆发战争，湖南地方银行便流产了。在战争中，军队抢劫了湖南银行，迫使该行停业。湖南银行从成立到结束，历时6年。在6年内，湖南军阀当局前后换了6次，湖南银行的主持人前后换了8届。一般是政权更迭，银行主管也随之易人。⁽¹⁵¹⁾

第三种情况：比较稳定地由一派军阀掌握，统一管理由该派军阀所控制地区的金融。在这方面，东三省官银号是有代表性的。

东三省官银号原名奉天官银号，系清末盛京将军赵尔巽于1905年末设立的，官商合办，官本由奉天财政总局筹拨沈平银30万两，另有商股数万两。奉天官银号享有代理奉省金库、发行货币之权。1908年10月，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统一三省币制，疏通三省的汇兑，集中三省的金融力量，管好三省的财政金库，把奉天官银号推至吉、黑两省，并于次年正式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从此，东三省官银号实际上成为东三省的“中央银行”。

1912年3月15日，各省行政首脑改称都督，赵尔巽任东三省都督。7月17日，行省制撤销，三省都督改为奉天都督，撤销了对吉、黑两省的监管权。东三省官银号作为奉天省地方银行保留下来。1916年张作霖主奉，翌年又任东三省巡按使，利用东三省官银号对东北经济和金融进行垄断。

张作霖加强以东三省官银号对吉、黑两省金融实施控制的主要措施之一是设立东三省银行。1920年10月，该行成立，总行设在哈尔滨，分行设在沈阳、长春，由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刘尚清任总办，资本为现大洋800万元，官商各半。官股由奉天省库认购200万元，吉、黑两省省库各100万元。商股由张作霖认购100万元，东三省官银号和奉天兴业银行各认购50万元，其余200万元由备省总商会募集。东三省银行的一切活动均听命于奉天当局，实际上是东三省官银号在吉、黑两省的联络站。

1920年7月，奉系张作霖率军入关，配合直系曹锟、吴佩孚，对皖系段祺瑞宣战，为了进关作战，张作霖令东三省银行拨哈大洋150万元，背面加盖“津奉兑现”字样，作为战争费用。张作霖又因对蒙用兵，令东三省银行拨哈大洋100万元，背面加盖蒙文，同样充作军资。

同东三省银行相比，东三省官银号对张作霖来说，起的作用更大。张作霖曾先后五次率奉军大举入关作战，每次入关，无不以东三省官银号为后盾，以奉票为支柱。在张作霖的扶持下，东三省官银号不断地增加资本，扩充机构，成为张作霖垄断东北经济和金融的“杠杆”，也是他用来榨取东北人民的主要工具。

奉天官银号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时，其资本为沈平银60万两。奉省实行奉大洋本位后，东三省官银号于1918年将沈平银60万两按市价折合为奉大洋81万元，省财政厅又追加19万元，资本增至奉大洋100万元。奉票贬值，资本不足，1919年1月又增为140万元。1920年组建东三省银行，接着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因而于1923年4月又把资本增至500万元。1924年3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前，尽管战务繁忙，张作霖仍组织召开三省金融整理联合大会，提出整顿币制、统一金融的议案，决定成立各省金融整理委员会，由省长任委员长，负责管理各省的官私立银行号，资本增为2000万元。6月19日奉天省长公署公布了三行合并的命令，7月15日开业。在此前后，东三省官银号在省内外设立的分号曾达百余处，遍布东三省各地和关内的上海等通商大埠。⁽¹⁵²⁾与四川、湖南的地方银行不同，东三省官银号的特点是比较稳定，这虽然是由于东北军阀统治的相对稳定，但在战争期间，奉票“一再惨跌夷为废纸”的现象，仍然不可避免。⁽¹⁵³⁾

第四种情况：把经营重心放在上海，商业色彩较为浓厚，在发钞等方面也较为节制。这类地方银行有江苏银行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第五种情况出现在广东。广东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是孙中山的北伐根据地。由于广东是一个政治色彩很强、政治变动很大的省份，所以广东的金融业，特别是官办金融业，也是很不稳定的。

在民国开始的好几年中，广东一直没有建立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地方银行。原先的广东省官银钱局，其名义虽被北京政府取消。但实际上仍在运作。1917年5月，广东省政府改组官银钱局，设立广东地方实业银行。

从广东地方实业银行的章程来看，该行虽然招收一半商股，但完全是由省政府掌握的：该行额定股本300万元，官商各半；设监督1人，由省长委任财政厅长担任，董事10人，一半由省长委任一半由商股推选，行长、副行长则由监督呈请省长指派；该行对本省官厅有供款义务，并有经理地方公款的权利。对官厅有供款义务，这就决定了这家银行的命运。

广东地方实业银行成立之时，正是广东政局异常混乱的年代，“省垣通告自主之后，又加复辟之耗，商民虽抱悲观，但年来政体屡有变更，司空见惯，亦无甚大惊恐。滇军陆续到省，桂军接踵而来，省城地面，满布军队，驻扎地点，又在商场繁盛之区，人心因之疑虑，谣言四起，市面清减”⁽¹⁵⁴⁾在这种形势下，地方银行自然难以安生。

广东地方实业银行存在只有3年，到1920年就结束了。主要原因是省政府及各部门任意挪用公款，使该行周转困难，进而产生信用危机。1917～1922年，正是桂系军阀岑春煊、陆荣廷统治广东的时期。他们秉承广东过去的统治者龙济光的那一套，开放烟赌。由军官组成集成公司，以每年600万元承包赌饷，造成广东“烟苗遍地，赌馆满街”的局面，因此而倾家荡产者，每年数以万计。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甚至“前朝豁免之粮，亦勒令缴纳”。⁽¹⁵⁵⁾军阀对于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尚且强抢勒索，巧取豪夺，他们又怎会放过手中的银行？

1922年，广州成立了广东省银行，开业仅1个多月又易名为省立广东银行。这家银行名义上是属于孙中山政府的，但由于内部军阀势力捣乱以及财政问题没有解决，这家银行的经营也是极不稳定的。它所发行的纸币名义上是3000万元，“而实际上且超出此数两倍”。迭经政变，政府不能维持信用，纸币价格大跌特跌，直至变为废纸。1923年8月，广东政府财政部长叶恭绰拟定“整顿省币办法六大纲”，并公布施行。办法虽甚为具体，⁽¹⁵⁶⁾但收效不大。因为问题的根本是政府的财源，既然没有更多的财政来源，纸币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了统一广东，继而进行北伐，统一全中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金融力量作为后盾。原来的地方银行信用失尽，回天乏术，孙中山就筹划设立一家新的银行——中央银行，并亲自拟订中央银行章程，规定该行为官办，资本1000元万，有发行纸币、代理国库、代募公债等特权，章程全文共16条。⁽¹⁵⁷⁾孙中山委派胡汉民、邓泽如、廖仲恺、孙科、叶恭绰、宋子文、林云陔等人为该行董事，宋子文为行长，黄隆生、林丽如为副行长。1924年8月15日，中央银行正式开幕，随即发行一元、五元、十元钞票，经省署训令所属各机关推行。⁽¹⁵⁸⁾为了统一广州币制。

加强中央银行所发行的纸币的地位，广东省政府还应黄兴之请，于1925年2月发布“取缔外币条例草案”，规定“所有市面直接交易，概以国币为限，不得行用外币”。⁽¹⁵⁹⁾

毫无疑问，广州的中央银行不同于其他地方银行。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战争不断，这家银行也难以长期稳定。特别是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引起广州挤兑风潮，中央银行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信用开始下降。以后虽经多次整顿，但终于没有振作起来。南京政府在上海另设中央银行后，该行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区分。由于这些地方银行都是各地军阀或政府手中的筹码，所以必然是相互割裂、划地为牢的。这对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地方银行依附于地方政府，其主要负责人都是由地方政府简任的。有的地方银行设立董事会、监事会，有的地方银行不设董事会、监事会。完全官办的地方银行如果设立董事会，其董事全部由地方政府委任，官商合办地方银行的董事会，其董事部分由地方政府委任。地方银行不论是官办的，还是官商合办的，一律由官府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商合办的地方银行内部，难免会出现官商矛盾，有时会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浙江地方银行就是典型的例子。该行商股权益受到侵害，官府又不肯让步，经过几年的争执，最终双方彻底分裂，一家银行变成了两家。⁽¹⁶⁰⁾

官办地方银行为了树立形象，有时也委任当地的一些著名富商出任银行要职。但这些富商进了官办地方银行做事，往往并不为官办银行考虑，而专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考虑。浙江地方银行一分为二以后，官办的一方重组浙江地方银行。当局者觉得业务缺乏基础，不得不依靠当地金融界的实力派来打开局面。因而在第一届理监事人选中，90%是当地私营银行和钱庄的头面人物。但这些人进了官办的地方银行，并不希望它有所发展，因为官办银行的发展，很可能会损及他们自己经营的银钱业的利益。他们加入官办银行只是想利用它。他们相互间争夺该行的支配权，难以协调，内耗很大。因而官办浙江地方银行的局面始终打不开。⁽¹⁶¹⁾

地方银行的机构设置不尽统一，有的完善一些，有的则十分偏狭。一般来说，机构设置是与经营方针相一致的。大多数地方银行都将业务重点放在纸币发行上，因而其发行部门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一点上，山东省银行也许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该行为了迅速推行省钞，在济南设立了总管理处，管理处下设秘书室、总务部、稽核部、发行部和铜元兑换处，并在省内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¹⁶²⁾很明显，发行部是山东省银行惟一的业务中心，其他机构基本上都是为发行服务的。至于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山东省银行干脆全不理会，也不在行内设置相应的业务部门。

地方银行的经营管理同商业银行大相径庭，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只对地方财政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

由于地方银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工具，而不是地方政府繁荣经济、造福人民的手段，因而这类银行在准备金不足、甚至毫无准备金的情况下滥发纸币，其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纸币因不能兑现而迅速贬值，甚至夷为废纸。湖南省银行滥发纸币，到1914年止。共发行900余万两，已经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局面。两年之后，又猛增至7000余万，⁽¹⁶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缓解了，而老百姓则蒙受敲骨吸髓的灾难，多少人因此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换句话说，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地方银行来抢夺老百姓。这比一般的抢劫要隐蔽，又比苛捐杂税简便、有效得多。

第二，排斥商业银行和钱庄、典当。

地方银行作为地方政府的金融工具，必然要垄断地方金融，而对其他金融力量采取排斥态度。山东的金融业，在张宗昌督鲁前是比较活跃的，仅济南一地，就有23家银行。规模较大的，有中国、交通、山东商业、东莱等银行。张宗昌设立山东省银行后，强令各银行代兑省钞，取缔私营银行发行纸币，千方百计地限制、甚至打击各银行，使各银行的业务一落千丈。据1925年7月统计，济南各银行上期决算大多有盈余，最多达7万元，少者也有数千元。但省银行开业后，特别是1927年，这些银行全部亏折。在济南市面上占重要地位的东莱银行，亏折达数万元。济南的23家银行，到张宗昌倒台之前的1928年3月上旬，已有山东商业银行、阜丰银行等17家倒闭。至于银号、钱庄，全省原有1000余家，到张宗昌倒台前夕，只剩下318家。典当业则从200家减至21家。⁽¹⁶⁴⁾其他如山西、东北等许多地方，都存在类似的区域性的金融垄断。这种金融垄断是同商业银行和钱庄等民营金融机构的利益相抵触的。

第三，打击民族工商业经济。

如果说地方军阀连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优越性都不懂，那是不真实的。洋枪的威力要比长矛强，大型纺织厂的效率要比手工纺织高得多，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而且，一般来说，一个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可以增强该地区的经济实力，这当然也就有利于地方军阀的统治。因此，地方军阀在主观上，以及某一段时间的经济政策上，也能体现出对地方经济的扶持。在地方银行的金融统制下，地方经济也有可能一度有发展的势头，但它决不会长久。从较长的趋势看，地方军阀一定会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也一定会把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放在第一位，地方银行的滥发纸币是在这一大前提下的必然结果。而滥发纸币则不仅剥夺百姓，而且剥夺私营工商业。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地方金融垄断和恶性通货膨胀是极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

第四，管理落后。

地方银行的管理落后，是由地方军阀的控制、业务畸形等原因决定的。

地方银行的主要负责人一般都是地方当局者的心腹，并不懂得金融，因而往往对银行实行衙门式的管理。即使有董事会，也形同虚设。一切听命于地方当局者的旨意。当局要借款，要印钞，都惟命是从。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失去了自我，它只是地方政府的影子。长官意志决定一切。适合银行特点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不存在了。衙门式的管理必然同时又是家长式的管理，在地方银行内部，政府任命的负责人实行家长式的管理，个人说了算，其他制度都是虚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不少地方银行都沿用当时已趋没落的山西票号的管理方式，如广西银行、山西省银行等就是如此。山西票号是实行家长式管理的，主持人对行员管得很严，在担保人、押柜⁽¹⁶⁵⁾等方面，有严格的制度，下级行员动辄得咎，直至除名。同时，山西票号在业务经营方面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守株待兔，等顾客上门，以不变应万变。山西票号因此失去了它昔日的地位。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地方银行与山西票号是很相像的。地方银行的立足并不在于它对一般银行业务的开拓上，事实上，即使想开拓也开拓不了。因此，它认为山西票号的管理方式是很适合它学习的，只要对一般行员管得严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由其性质决定，地方银行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是很严重的。假公济私，或贪污中饱的，主要是银行负责人和高级职员。湖北官钱局在民国初年把许多业务委托黄陂商业银行经办。在官钱局中，有的高级职员同时又是黄陂商业银行的股东和董事。这样，他们就把黄陂商业银行变成官钱局的“外府”，大额收支委托银行，甚至将官钱局的汉口分局撤销，以便专委银行代理收付，利归银行，亏由官钱局承担。这实际上是利用官钱局的多余头寸，长期转放给各工商业户，可以不需成本，不担风险，稳获厚利。局里的高级职员又以股东身份到黄陂商业银行分取利润。到最后，官钱局业务上的一切对外事项干脆全部委托该行经手办理。官钱局的总办郭干卿向日本进口铜币原料时，私自抽取回扣。1918年间，产业管理处处长王子云收购武昌地产时，每平方单位收回扣1元，据为己有。他还在该局房地产业务的抵欠、发租、变卖、作价等各个方面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官钱局的中下级职员也上行下效，利用手中局部的权力进行贪污。他们拉拢上级，分给上级一些好处，上级便装聋作哑。局中财会人员还只计虚盈，不问实亏，即使在官钱局亏损的年份，做出的报表仍然是有盈余的，于是就可以照例分红。⁽¹⁶⁶⁾湖南银行总理刘昌宪亏挪估纹2653两、银两3801两；湖南银行会办唐人寅、吴藩和坐办钱葆青挪借公款不还，并与营业课长王子范囤锑砂牟利，将跌价损失转入银行。主持人走马灯似的更换，移交走过场。⁽¹⁶⁷⁾每换一拨人来，总要捞一把才走。像湖北官钱局、湖南银行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

许多地方银行由于主要经营地方政府及所属企业的存放款业务，其存、放不平衡现象十分显著。如贵州银行1913年终放款余额是存款余额的4.28倍，1914年上期放款余额为存款余额的4.44倍，1914年下期，2.6倍，1915年上期，3.39倍。历年财政欠款占全部放款的比率是：1913年85.17%，1914年上期80.62%，下期79.5%，1915年上期为78.92%。该行历年的资金缺口很大。除1913年因清理贵州官钱局所发银、钱票借入白银27万两（折银元369160元）外，绝大部分依靠发行纸币弥补差额。⁽¹⁶⁸⁾地方银行存、贷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同一般商业银行存、贷基本平衡的状况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地方银行除了放款给政府外，也放款给政府控制的企业。在特殊的形势下，有时为了贯彻地方政府维护市面的意图，也放出一些工商业贷款，但往往经营不善而导致呆账。湖北官钱局在市场凋敝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不动产抵押。⁽¹⁶⁹⁾时间一长，许多不动产都转归局有，大量流动资金冻结在不动产中不能周转。1926年清理湖北官钱局账务时，该局债权与资产合计为5185余万两，其中仅各种房地产占压的呆滞资产就达1000余万两，约占全部债权资产的20%。此外还有其他垫借也形成呆死账。如有以田产抵押的，但实际上耕佃有人，该局既无法处理产业，也无从得到收益。1916年湖北官钱局筹办湖北象鼻山铁矿，投入巨额资金，结果又成呆账。从辛亥革命到1914年，中央政府曾先后挪借湖北官钱局近3000万两白银。湖北官钱局督办高松如屡向中央索讨，北洋政府无力偿还，农、财两部商量出一个特准湖北开办官矿，以“办矿余利，维持票本”的办法。这样官钱局在1922年以前，曾先后为官矿公署等垫银元160余万元，钱298万串。可是只有播种，没有收获。官矿并没能弄出“余利”来归还官钱局。官钱局200余万两的流动资产，也长期呆滞在矿产中。⁽¹⁷⁰⁾

第五，周期性盛衰。

地方银行有一个周期性盛衰的变化。其周期有短有长，基本上由地方军阀从得势到失势或由军阀战争所决定。地方军阀上台后，总是对建立和扶持地方银行特别重视，使地方银行很快形成局面。随后，他们为了筹措军政费用，或者为了战争，让地方银行发行巨额纸币，并向地方银行挪借巨额款项，只借不还，使地方银行的纸币贬值，信誉日益下降，最终导致地方银行的清理或倒闭。这时，新的地方军阀上台掌权，或者原来的军阀通过战争，维持住自己的地盘，无论哪种情形，这时他们都有可能着手新建或整顿地方银行，使地方银行进入新一轮的变动周期。这种周期性盛衰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