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的贷款策略

二、列强的贷款策略

面对中国发生大变革的形势，以英、法、德、美、俄、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力求保持其在华已形成的威势和既得权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其在华势力，控制中国，以影响这次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英国国势相对地说，此时已远不如前，但加上历史的积淀，使它在中国仍占优势。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它宣布不但要在中国保护英国及其臣民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也要保护那些未受保护的外国臣民的生命安全” 。^[91]另外，它又“希望看到中国的完整得能维持” ，不致被“别具野心的国家所吞并” 。^[92]它谋求维持中国的秩序，需要在中国“保持一个政府，一个基本行政结构” ，并早已把此时成为革命对象的清政府驯化为它所需要的那样“一个行政机构” 。当清王朝的末日来临之际，它从主观愿望出发，最初的反应，认为这个王朝“决不会被推翻” ；待革命星火迅成燎原之势时，它才警觉到清王朝“在本国人民中间很不得人心” ，“面临的前景是黯淡的” ，“结果很可能是朝廷的垮台” ，但它仍说什么“中国人的教育程度不足以适应政体中如此激烈的一项变故” ，^[93]更不愿中国以这一“变故”为转折点而“发达起来，扩充国权” 。它不只是“拒绝与起义军保持任何联系” ，还幻想目前的乱事，即辛亥革命“能被镇压下去” 。^[94]与此同时，它抓紧在中国寻找用以取代清王朝而能为它利用的代理人，这样的人首先被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J．Calhoun）相中；^[95]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同声叫好，认为是个“理想人选” ，即“拥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当年10月底，朱尔典致英外交大臣格雷（Gray）函中力予推荐：“谁也不可能比袁世凯更好地在中国人和清王朝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 。^[96]格雷所见略同，表示了“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 ，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能与各国公使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执掌者非袁莫属。我们应对这样的政府“给以外交支持，以期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 。^[97]支持袁世凯替换清政权，从此定为英国的政策。

政治上、经济上利益的一致，使法、美、德三国认同英国的政策，相互间保持着密切联系，协调着行动。俄、日两国对此不表示异议。用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И．Я．Kоростович）的话说，也就是“不可能去明显地反对法、英两国的意图” 。^[98]但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差异，它们又别有谋算，各按照自己的谋划来活动。

俄国其时正力求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地方增强其殖民势力，攫取新的特权和利益。它把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看做是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首先是把外蒙古肢解出去的绝好机会，公开“欢迎蒙古王公们为解放他们的土地所作的努力” ，^[99]全力策划、上演所谓蒙古“自治”和“独立”的闹剧。日本最初不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指望中国在持续内战中自我削弱，以利其在东南、华南、中南各地突出自己的势力。它野心极大，但其经济、实力尚远不足以相副，作为英国在东亚的盟友，它为避免招致“列国的恶感” ，“暂时观望形势的变化” ，并作出了在与英国协调行动中，“倘若可以扩张我之权益，则不要失去可乘之机”的决策。日本亟求实现的目标有三：①不能“以得到南满洲为已足，还应该占据直隶、山西地方” 。②就是在南满洲，应“设法使别国承认日本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 。③“占有清国中部资源，扼制扬子江口，夺取该江之利益和资源及大冶等矿山” 。其中，对最后一项特别加以着重，认为与日本的关系最深，如有必要可以兵力加以保护，进行军事上的占领。^[100]

英、法、俄、日、美、德6国具体情况虽各不相同，但对财政信贷都被取作实现其目标的一种战略性措施之一。其中英、法、美、德4国政府在此之前早已示意、支持各该国财团联合组成国际银团作为贯彻实施其本国政策的工具，并企图垄断对中国的贷款。四国银团紧跟列强的行动方针。随着列强贷款策略的演变，它也在1911年11月8日巴黎会议上制定策略，暂时不向清王朝提供财政援助，但绝不反对“向一个能负责任的中国政府提供贷款” 。^[101]到了12月6日，它又声称为了促成南北“和谈的利益” ，决定给袁内阁以信贷援助。四国银团的这一转变，对袁内阁说来无异是传达一个讯息：列强承认它是一个“能够负起责任的中国政府” 。^[102]俄、日两国当即表态支持：如俄国自我标榜“在一系列头等重要的问题上，我们跟英国、法国是休戚相关的” ；日本则先于11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作出“给予清政府以相当援助，包括财政援助在内” 。^[103]这些事实表明，尽管帝国主义的上述六强相互间由于利害上存在差异而时有矛盾，总的说来，在谋算中国上更是互相照应，合力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