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二、落后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中国的传统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生产工具陈旧、落后，长期未能改进和创新，清中叶后更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甲午战争后，由于农村和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不但没有改变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落后、停滞的局面，甚至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清朝末年和北洋政府时期，农业的基本动力仍然是畜力和人力。长期以来，耕畜短缺始终是困扰广大农户和地方封建官府的严重问题。

甲午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一些地区耕畜减少、农业动力短缺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趋严重。外商大肆搜购以及牛皮、牛肉出口的增加，水旱灾荒和瘟疫的频仍，植被的破坏和草场面积的缩减，农民经济的日益贫困和耕畜饲养能力的低落，都导致了这一时期耕畜数量的下降。

自19世纪末起，西方市场牛皮走俏，需求陡增。海关报告甚至夸张说，“欧洲市场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是无限的” 。^[22]在这种情况下，洋商和华商买办大肆搜购牛皮，牛皮出口不断增加。1892年的全国牛皮出口量为62911担，1901年增加到234509担，10年间增加2．7倍。到20年代更达27万余担。1928年最高达42万担，比甲午战争前增加6．7倍。^[23]这些出口的牛皮，除少量为正常死亡牛只外，大部分来自宰杀的耕牛。与此同时，供洋商食用而宰杀的耕牛也日益增加。20世纪初，仅镇江一地，每天为此屠宰的耕牛，即达三四十头。^[24]这些洋商不仅在中国消费牛肉，还四处搜购耕牛，设厂宰杀，制成牛肉罐头出口（如和记洋行），或直接将牛只运出国外。宣统年间，一洋商在各地雇人搜购牛只，运往海参崴，每星期多达600头，导致一些地区牛价骤涨3倍。^[25]福建地区贩牛出口的外国洋行数量更多。^[26]在华洋商中，日商搜购和宰杀耕牛活动最为猖獗。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震后国内鱼类等食品短缺，于是日商以邻为壑，到山东等地四处搜购耕牛，宰杀加工后运回国内，以牛肉代替鱼类食品。结果，是年青岛的牛肉出口达230万元，比上年增加将近一半。^[27]1926～1928年，山东连续两年大旱，农业收获最高不及二成，许多地区“草根树皮，掘食殆尽，数十里内，不见树木” 。日商又趁火打劫，到高密、日照、青岛等地收买耕牛，运往日本，致使这些地区的耕牛几乎绝迹。^[28]

当然，水旱灾荒和瘟疫本身会造成农户耕畜更大的损失：洪水直接将大量耕畜冲走或淹毙；旱魔则使耕畜因草料不继而饿死；残存的耕畜又往往因饲养者为活命而变卖，或宰杀充饥。瘟疫同样导致大范围的耕畜损失。如1924年的牛瘟曾蔓延山东、河南、湖北等南北数省，瘟牛大半死亡，仅开封一地，一月之内即死毙耕牛约5万头。^[29]水旱、瘟疫等自然灾害给农户造成的耕畜损失，可以从一些通商口岸灾年牛皮出口的变化折射出来。通常，某一地区发生自然灾害，邻近口岸的农产品出口下降，而牛皮出口则上升。以芜湖为例，1893年9、10月间，芜湖和安徽其他地区发生大瘟疫，禾稻无人收割。这一年芜湖的大米出口由上年316万担减少到209万担，下降了34%，而牛皮出口由138担增加到696担，上升了401%，第二年更增加到2255担，比1892年增长了15．3倍。1896年瘟疫再次流行，1897年又发生特大水灾。1897、1898两年的大米出口由1896年的313万余担减少到152万余担和165万余担，分别下降51%和47%；而牛皮出口分别由2122担增加到5127担和5235担，上升142%和147%。1898、1899年连续两年丰收，于是出现大米出口的大幅度回升和牛皮出口急剧下降。1899、1900年的大米出口量分别比1898年增长197%和200%，而牛皮出口分别下降35%和59%。^[30]各年牛皮和大米出口数量及环比指数详见表35。显然，牛皮和大米这两种出口商品之间，存在着此升彼降的反向运动，愈是大灾年份，粮食歉收愈严重，大米出口的降幅愈大，耕牛因灾死毙和宰杀的数量愈多，牛皮出口的增幅也就愈大。上海、汉口、天津等口岸也大体相似，只是市场的辐射范围较大，情况不如芜湖典型。因此，牛皮、大米出口的反向运动和灾歉年份牛皮出口数量的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在遭受自然灾害后，耕牛数量的大幅度下降。

表35　芜湖牛皮和大米出口消长比较

资料来源：牛皮出口参见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卷1，芜湖，第381页；大米出口量，同书，第379页。

运动和灾歉年份牛皮出口数量的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军阀混战，盗贼蜂起，森林毁坏，草场面积缩减，农民经济状况和耕牛饲养条件恶化，等等，无不导致这一时期一些地区耕畜数量的下降。如广西，“连年兵燹，盗贼满山，直接间接，戕牛至巨” ，农民既不敢多养耕畜，也无从多养耕畜。^[31]四川、湖南军阀混战，“叛兵土匪，宰牛为食” ，以致有些地方“牛将绝种” 。^[32]直隶等地同样盗匪充斥，到处劫掠耕牛，“效尤愈众，屠宰愈多，所属各镇，几无处无之，以故耕牛愈少，牛价愈高” 。^[33]草场面积缩减、农民贫困也是导致这一时期耕畜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一些地区由于漫无限制地砍伐森林，开垦山地、草荒，破坏植被，耕畜赖以生存的山地、草场不断缩减，原来用作饲料的作物秸秆，也越来越多地改作燃料。结果，耕畜因草场和饲料短缺无法正常生长和繁殖，甚至因营养不良而病毙。据调查，在广西，草地减少和兵匪交加，无法正常放牧，是这一时期耕畜减少的重要原因。^[34]家庭经济的日益困顿，更是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户变卖耕牛。如江苏青浦，“农民每当农隙时，为省草食计，由牛头串通变卖，宰割渔利” ，以致牛只日少。^[35]耕畜数量愈少，单位耕畜承负的耕地面积愈大，役使愈重，愈是加速耕畜的衰老和死亡，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一时期的耕畜数量，据北洋政府1914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各类耕畜31325380头，平均每一农户仅0．53头，49．1亩才摊有1头耕畜。^[36]不同地区间畜力资源差异很大，少数人口密度较低、放牧条件较好的地区，耕畜相对充裕，如山东胶东半岛的文登县，乡俗以硗确山田荒地为公共牧场，“或一二村一场，或三五村一场” ，农户耕牛可在本村牧场自由放牧，故“乡民蓄牛颇蕃” 。^[37]处于农牧交界地的陕西横山，“农家牛马驴骡，户必饲养” 。^[38]东北因是农业新垦区，可充牧场的闲荒隙地较多，农户的耕畜拥有量也相对较大。据20世纪初的调查统计，奉天11府厅（另洮南府疑数据不实，未计）平均每20亩耕地摊有1头耕畜，其中兴京府和凤凰厅分别平均每8亩和10亩即有1头耕畜。^[39]然而，在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农户拥有的耕畜数量极少，畜力短缺异常严重。如光绪末年的直隶望都县，平均75．5亩才摊1头耕畜。其中丘庄全村120户，2400余亩耕地，仅有耕畜20头，平均每6户、120亩耕地才有1头耕畜；孙家庄40余户，饲养耕畜的不过四五户。^[40]任县全县，宣统年间有耕地60余万亩，各类耕畜6471头，约100亩才有1头耕畜。^[41]冀鲁交界的德县—南宫公路沿线各县，通常种地三四十亩的农户才养1头牛或驴。^[42]事实上种地30亩以上的农户是少数，养牛户的比例是很低的。

南方地区同样如此。湖北大冶，据对160家农户的调查，虽有128户养牛，但都是三五户甚至七八户共养1头，平均每户仅有耕牛0．25头。^[43]广东南雄，仅十之三四的农户养牛，而且大多为二三家合养，一家独养者仅十之一二，^[44]户均耕牛约为0．3头。四川峨眉山区，据对25家农户的调查，仅有5头黄牛，平均每户为0．2头。^[45]比较富庶的成都平原，据对50农户的调查，也有26%的农户没有养牛。^[46]云南玉溪，全县有耕地10．8万余亩，耕牛6500余头，^[47]平均16～17亩耕地摊有1头牛。这在南方山区算是较高的；而福建霞浦，畜牛之家仅“百之三四” ，^[48]农户的耕畜拥有量可能是全国最低的了。

由于耕畜短缺而又分配不均，许多贫苦小农不得不向地主富户高价租用耕畜。山西永和，“贫者无力畜牛” ，只得“赁之牛多者” 。^[49]北京近畿，“乡间小农，贫窘无力买牛者，类皆向邻近雇牛耕田” 。^[50]广东南雄，向富户租用耕牛的农户占“十之六七” 。^[51]无牛可租或租不起牛的地区和农户，则被迫以人代牛曳犁，或干脆由犁耕倒退为锄耕。如直隶望都一些地区，“东南其亩，徒恃人力” ；^[52]山东胶澳一带，“耕牛之使用，大率为田多富户。各田少无牛之户，皆恃人力锄掘” ；^[53]陕西吴堡，也是“牛耕者即为富室” ；^[54]光绪晚期的灾后川东地区，更是“牲畜已尽，所有耕作等事，均以人代” 。^[55]租牛耕地，不仅因租价高昂，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往往延误生产季节。江苏一些地区的普遍情况是，“农家数户共养一牛，依次耕种；或独养一牛，待其己田犁毕，然后租给他人耕作，惟决不能同时下种” 。^[56]至于人力曳犁或用锹锄掘挖，更是效率低下，结果往往因人力不及，只得任其荒芜。这种情况在南北各地十分普遍。如直隶，“耕牛渐少，牛价愈高，地方穷民，多有因无力购牛，而田亩荒芜不治者” 。^[57]四川、湖南一些地区，因“牛将绝种，人力耕种不及，荒芜亦常有之” 。^[58]畜力的短缺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生产工具方面，从全国范围看，种类颇多。砍伐、垦荒有刀、斧、锯、镐、山锄等；翻耕、平地、整地有犁、锹、板锄、铁耙、木耙、磙、砘子、耙耢等；播种有耠、耧、耱（北方干旱地区播种后压地用）等；中耕有钩锄、小锄、耥耙、两齿耙、有齿推耙、有齿滚轴推耙等；浇水灌溉有水车、手车、踏车、牛车、水力筒车、戽斗、桔槔、辘轳等；收割、脱粒有镰刀、禾桶、稻床、连枷、碌碡、竹簟、木锨、风车等；运输有马车、牛车、驴车、手车、箩筐、扁担、箕篓、麻袋等；脱壳、磨面有舂、杵、碓、臼、碾、石磨、筛等，门类颇为齐全，但“均备而不甚精美” 。甲午战争以后，这些工具已沿用了几百年乃至一两千年，其式样、规格、材料、质量、制作和使用方法，都无明显改进。正如当时评论所说，“一切耕种器具，固守旧章，牢不可破，均以为舍此古法不足以为农” 。^[59]构造简单、笨拙，效率低下，是这类工具的基本特点。有人描述湖北武昌、大冶一带的农具说：“齿耙、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 ”^[60]又如广西平乐，犁耙锹锄等各式农器，“陈陈相因，一成不易，类皆粗笨” 。^[61]来宾的农具同样“半属粗劣，除通常所谓犁耙者外，无他利器” 。 ^[62]四川巴县，农人“僻处一隅，未睹新式农器为何物。即或见之，亦茫然不知所用。其所握持犹千百年旧物也” 。^[63]北方地区也同样如此。山西农具“大概多系旧式” ；察哈尔一带农具“简单” ；黑龙江等地的农具“异常笨拙” ；^[64]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从全国范围看，工具种类似乎相当齐全。但具体到一个地区，尤其是到一家农户，则种类单调，很不配套。南北比较，南方水稻种植区农业集约程度较高，耕作程序繁复，农具种类较多，也相对精巧，但除水田翻耕外，几乎全部依靠人力，播种全靠徒手撒籽、莳秧；中耕除个别地区使用耘耙外，全靠双脚蹚泥、双手薅草；收获脱粒则靠徒手掼稻；运输除少数地区使用牛车或小船外，全赖肩挑背驮。劳动强度大，而效率十分低下。北方旱作区农业相对粗放，耕作程序简单，农具种类较少，除播种所用耠、耧外，比南方地区更为粗笨，但使用畜力较多，通常收获打场、粮食脱壳、磨面，以及运输等，都可利用畜力，生产效率较高，而劳动强度相对较低。

然而，不论南北，具体到每个农户，农具普遍种类不全，数量不足。由于经营规模狭小和经济贫困，无论从生产成本核算还是实际支付能力的角度考虑，绝大多数农户都不可能付出大量资金置备齐全的生产工具。据20年代初对江苏、直隶等南北7省17处2866农户的调查，各处农户的农具资产，最高银元87．2元，最低10．8元，17处平均45．9元，在家庭各项生产费用中所占比重，最高4．6%，最低只有0．6%。^[65]每年用于添置和修缮农具的流动资金，则通常只有几元钱。据20世纪20年代对江苏宜兴，广东海丰、惠阳等佃农家庭收支状况的调查估算，每年用于农具修补的费用均为5元，还不到当时1石稻谷的价格；四川嘉陵江地区的一个经营面积为36亩的“中农” ，每年的农具添置和维修费用也只有17元，仅占全部支出的2．9%。^[66]还有不少农户，由于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既无力添置缺失的农具，使其配套；对已有的农具又不能及时修缮、更新，只得勉强超期使用。遇有天灾人祸或租税催逼，而又告贷无门时，“惟有出卖生产工具以济眉急” ，^[67]连原有的几件简陋工具也不复存在。因此，生产工具不足是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据调查统计，江苏昆山、南通和安徽宿县三地自耕农中，有足用良好农具的农户比重，自耕农依次为69．5%、65．3%和60.5%；佃农依次为40．0%、56．8%和45．2%。^[68]也就是说，30.5%～39．5%的自耕农和43．2%～60．0%的佃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农具短缺问题。其他地区的情况也相差不远。从全国范围看，大约有40%～50%的农户农具不足。

在土壤耕作、作物种植、选种育苗、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和农产品的初级加工等方面，也都只是凭传统经验，缺乏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更无先进设备。

由于自然条件、耕作传统和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这一时期的土壤耕作和作物种植制度，大致分为四类地区，即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华北和黄淮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地区，珠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华北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集约化程度稍高，土壤耕作一直沿用久已形成的以耕、耙、耱、压为基本环节的耕作体系。针对全年降水量较少、分布不均匀的特点，土壤翻耕讲究春耱秋压，春耙秋犁，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蓄水保墒。耕耙“以多为贵” ，当地有“耕三耙四锄五遍，八米二糠再没变”之谚。可见对土壤耕作的重视。

作物种植方面，华北多数地区采行小麦、大豆、玉米（或高粱）轮作的二年三熟制。即头年秋季种麦，次年初夏割麦种大豆或玉米、绿豆，秋季收割后短期休闲，第三年春天种谷子或高粱，秋季再种小麦。也有部分地区实行麦、豆或麦、荞等轮种的一年两熟制。陕西汉中一带和淮河流域，一年两熟制较为普遍。除了轮作，部分地区还有多种形式的混作和间种套作。如高梁或玉米与大豆混种，或干脆将种子掺和杂种，名为“满天星” ；或麦畦间播种大豆，即麦、豆间作；或秋后种麦，翌春垄间种谷子，割麦后接种绿豆，即麦、谷、豆间作套种。这样可一年三熟。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与华南地区，农业集约化程度最高，土壤翻耕更加细腻，水田翻耕一直沿用以犁、耙、耖、平为基本环节的耕作制度。为了使泥土全部粉碎和渍水糜烂，犁耙必须多次反复进行。通常秋季禾稻收割后，即以犁翻土，将稻茬野草埋入田底，沤烂成泥。次年开春后再犁，犁后耙耢，将泥块破碎，使之泥水交融成糜；耙后复耖，将底层板结泥块翻出耖松，再次耙碎。如此反复进行，一般须经三犁三耙三耖，最后用宽齿木耙或带齿木滚荡平，方能莳秧。这种犁、耙、耖、平紧密配合的水田耕作制度通行于整个南方水稻种植区。由于水田有冬浸田（不论种植和休闲均用水浸泡）和旱田（水稻成熟即放水于涸，种植旱地作物或休闲，次年开春再灌水犁耕）之别，又有一熟和两熟、三熟连作之分，土壤翻耕的程序和次数多寡，也略有不同。在长江流域稻、麦两熟区，采行水田耕作与旱地耕作相结合的耕作体系。当水田用于栽稻时，采用犁、耙、耖、平的水田耕作体系；水稻成熟后，将水排干，水田成为旱地，采用一犁一耙的旱地耕作体系，种植大、小麦或油菜子、苜蓿等。在珠江流域和华南水稻连作两熟，稻、稻、麦连作三熟或水稻套作三熟地区，则采用繁耕和简耕相结合或翻耕与免耕相结合的水田耕作体系。

作物种植制度，长江流域地区多为一年两熟制或二年三熟制。前者主要是稻麦或稻菜（油菜子）、稻豆轮作。浙南、赣南部分地区，也有采用套种方法实行水稻连作的。如浙江平阳，“春夏之交，先分早秧插田，疏其行列，浃辰乃插秧于其行中，名曰补晚，亦曰间晚” 。收获早稻后，以河泥壅之早稻根，以培晚稻，“及丰而获，名曰双收田” 。^[69]后者主要是稻、麦、棉轮作。如江苏川沙，“向行两年三熟制。麦为小熟，棉、稻为大熟。谷雨种稻，秋分白露间收获；寒露种麦，次年芒种收获；随种棉，秋分立冬间收获。经数月之荒芜，使地力稍得休息，至明年谷雨再种稻，周而复始” 。^[70]有的为了恢复地力，稻、麦或稻、菜轮作后的第二年，只种一季水稻，休闲过冬后，第三年再行稻麦轮作，也是二年三熟。还有少数地区实行一年一熟或一年三熟。如安徽建德，“有水田旱田之殊，又有一熟两熟之别（或谓之一毛田、二毛田） 。 ”^[71]云南新平，“春种夏收，夏种又秋收，年可栽插两次。然亦极其少数” 。^[72]多数农田均为一年一熟。四川成都平原，普通为一年两收，“亦有一年三熟者” 。^[73]云南盐丰，通常稻麦或稻豆两熟，但兄弟民族以种植荞麦为食，“岁可三熟” 。^[74]

珠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平原水田多种植双季稻，旱田采行水稻和豆、薯杂粮轮作，均一年两熟。少数地区和田块为一年三熟或一年一熟。据民国《续广东通志稿》载，“南中五谷惟饶稻……一岁中率再熟。其三熟、一熟者亦间有之” 。福建、广西情形大致相同。如福建上杭，“稻田两熟者多。早稻刈后再莳者，曰番稞。莳早稻后，于其距离间插之，曰儳子，皆霜降后收获，均两熟也” 。县境东部产烟区，实行烟草、番薯、油菜子轮作，可一年三熟，而北部水田，岁只一熟。^[75]龙岩也是“稻田率岁二获。山田水次则一获，三获者则多种麦” 。^[76]长乐则通过连作和再生稻的方法，达到水稻一年三熟的目的。 “早稻既获，复发，俗谓：稆早稻；获后再种，至十月获，名曰晚稻” 。^[77]明溪县平原地带，同样“田皆三收” ，但除一季水稻外，第二、三两季均为豆类和小麦、油菜等旱地作物。^[78]广西容县、贺县、贵县、平乐、陆川、荔浦、来宾、田西等地，或早、晚稻连作，或早、晚稻混种套作，或水稻和杂粮轮作，均一年两熟。陆川、荔浦除早、晚稻连作外，又有所谓“懒人禾” ，即将晚稻种子夹于早稻内，“一并栽秧，获早稻后，仍留所夹种子原苗发生” 。晚稻无须单独下种，亦有收成。荔浦则是将晚禾插于早禾缝中，多用于水温较低的山冲田。属于早、晚稻套种。^[79]桂西北和一些高寒山区，由于气温较低，大都只有一年一熟。

选种育苗、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虽然在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地区，受到农民的重视，但缺少科学知识和技术指导。选种的方法，多不讲究。 “大概稻、麦等种，均取打在稻床中间者，即可为种籽，以其无杂物相糅也” 。^[80]若遇天灾人祸，或田间无收，或早已粜卖、果腹，一到播种季节，只得到处借贷，种籽质量更无保障。

作物的种子处理和下播也都沿用旧法。水稻育苗一般用撒播。江浙一带的做法是将稻种放入木桶，用水浸泡约一昼夜，将水滤干后，均匀撒入整治好的秧田。待秧苗长至四五寸，再行分莳。^[81]芝麻、油菜子等因种子颗粒细小，则拌以灰土进行撒播或点播。小麦、高粱、玉米、豆类、棉花等通常均为点播。但小麦、棉花也有实行条播的。如江苏川沙，部分农户实行麦、棉套种。麦未收割，麦地即行种棉，谓之“攒花” 。据说此棉早种早获，不受深秋风雨之害，但麦须条播。^[82]宝山县的棉花种植向用撒播，20世纪20年代有农户仿行条播，据说“试验结果，工作便利，产量增加” 。^[83]

施肥和灌溉是中国传统集约农业的中心环节，历来受到生产者的高度重视，各地都有诸如“种田没有巧，一要肥二要早” 、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一类的农谚。^[84]肥料的来源和种类颇多，既有人粪尿、厩肥、灰肥、泥肥、饼肥、绿肥、沤肥、骨肥、杂肥等有机肥料，也有石灰、硝石、卤金、海盐等无机肥料（多用于南方酸性土壤），但制造和施放，仍然沿用传统方法，未有明显改进。进入20世纪，虽然已有化肥进口，国内也有个别工厂开始生产，但两者数量都很少。每年的化肥进口量，最多100万余担，少仅数万担或数十万担。据海关统计，1910～1927年共进口化肥1639万余担，平均每年约91万担。^[85]国内所产化肥更是微不足道。因此，化肥的使用，除农业试验场、农业学校和农场外，仅广东新会、花县，浙江温州，湖北黄陂、孝感，山东济南，直隶昌黎等个别地区的富裕农民使用，而且主要是用于某些经济和园艺作物。^[86]化肥的少量进口和使用，对这一时期的肥料结构变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至于运用近代科学手段对土壤和肥料的成分，各种肥料成分对作物所起的作用，以及针对不同土壤和作物进行合理施肥等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萌芽和起初阶段。

农田水利灌溉方面，地区间的差异很大。少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水资源丰富，灌溉便利。如山东桓台，县境东有时水，西有少奴河，中有郑潢沟，三水汇流，北入锦秋湖，“滨河各村，皆引水灌田，坐享大利” 。时水沿岸农户还掘地道将河水注入井中，并使各处水井互相连贯，彼此挹注，源源不绝，“为他处所罕见” ；离河较远的农田，则于田中凿井以资灌溉。^[87]江苏金坛，“四乡水利颇善” 。^[88]福建永泰，山间河谷低地，大都利用山泉蓄水灌溉，“顾一泓之泉，可溉数亩” 。^[89]

然而，在更多的地区，由于森林毁坏，水土严重流失，加之长期水利失修，致使农田灌溉日益恶化。如江苏山阳，原有运河、淮河、汶沂泗河和微山湖之利，农田水利得天独厚。自漕运废止，运河以及淮河、汶沂泗河闸坝不修，启闭失节，水无容留之时、节渲之用；微山湖亦淤浅日甚，加之淤滩放垦，水少停蓄。以致水利大坏。 ”^[90]浙江东阳，因“水利不修，山无林木，以致水灾时起” 。不仅农田得不到灌溉，而且被洪水冲没而变为沙滩者“日渐增多” 。^[91]湖北枣阳，农田灌溉原多大陂，到民国初年，“强半就湮” 。结果高田“恒苦旱干” ，近山低田“又患沙水冲压” ，两无所避。^[92]在华北、西南、西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甚至根本无水利和农田灌溉可言。如直隶怀安，“旱地最多，未凿井泉，全恃天雨” ；^[93]山东博山，“田多沙瘠，灌田绝少，旱灾易成” ；^[94]河南渑池，“山高水深，向无水利” ；^[95]淮阳“水利不开，无沟渠可资。既播种，旱涝专恃天时” 。^[96]水资源比较缺乏的华北旱作区如此，水资源丰富的西南一些水田区也莫不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名山，“迩来原隰冈陵童童若薙。森林既尽，复鲜巨塘巨堰以蓄泄之，偶值水旱遍灾，往往束手无策” ；^[97]三台县虽有涪、凯二江流贯境内，但两岸开堰者少，“偶有小旱，立见涸竭” ；^[98]云南建水，田土多半是全靠雨水灌溉的所谓“雷鸣田” 。耕播“惟视雨水为早迟” ；^[99]思茅也是全境田高河低，“水利缺乏，其田亩必俟雨泽，方能栽种” ；^[100]贵州开阳的情况是“山多田少，水源复缺” ，不少稻田属于“毫无水源之干田，而惟望天雨之渗注” 。^[101]至于西北地区，除陕西汉中地区、新疆和甘肃（黄河两岸）少数地方外，绝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地面和地下水资源缺乏，地方官府又多不重视水利，甚至“直不知水利为何事” 。^[102]耕播收获惟赖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