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地主的发展和分布状况

二、经营地主的发展和分布状况

所谓经营地主，就是“土地所有者自己花钱耕种，占有一切生产工具，并剥削不自由的或自由的、付给实物或货币报酬的雇农的劳动的大地主经济。在这里，土地的所有者和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从而和包括在这种生产要素里的劳动者的直接剥削者，是合而为一的。地租和利润也是合而为一的，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的分离是不存在的。在这里体现为剩余产品的劳动者的全部剩余劳动，都直接被全部生产工具（其中包括土地，在原始奴隶制度形式下也包括直接生产者本身）的所有者所榨取” 。^[12]这对中国近代的经营地主而言，也是适用的。当然，中国近代的经营地主又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一）经营地主的发展及其主要途径

经营地主的大量出现和明显发展，是在20世纪初叶。

经营地主产生的具体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或领垦荒地，或购买土地，或撤佃自耕，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地直接经营，都会滋生出一批经营地主。同时，在那些经济地位持续上升、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的富农或其他富裕农民中，也有一部分演变为经营地主。

在农业新区，经营地主的产生，主要来自对荒地的领垦。

领垦、揽垦、价买或霸占荒地，一直是地主豪强兼并土地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地主使用雇佣劳动者开垦和经营这些荒地，就会产生出一批经营地主。如浙江杭州陈某，招工开垦城东至钱塘江一带的荒地，“分别地势高下，栽种果蔬、杂粮、桑麻、木棉之属” 。^[13]安徽繁昌县境，有一长30里、宽25里的芦苇沙洲，属姚姓地主所有。1906年，有桐城绅士徐海秋，备资“万金” ，会同姚姓禀请开垦，以作民田，改种稻麦。^[14]湖南湘乡李笃真，也在此前后买得南洲厅“新淤万顷” ，其中“数百顷辟作桑园，以收蚕桑之利” 。^[15]直隶宛平，则有叫张乾允的，投资5500两银子，在石景山引淤修坝，垦种永定河淤滩荒地。^[16]这些规模都比较大，非富绅豪强不能为。更多是小规模的。直隶正定府杨荫棠只购买荒地2顷，用以植树。^[17]在南苑的放垦过程中，也产生了一批中小经营地主。南苑又名“南海子” ，是元、明、清三朝的皇家苑囿，1900年遭到八国联军的洗劫和严重破坏。清政府无力恢复，只好于1902年将苑内地亩丈放招垦。于是一些清宫太监、官吏以及地主商人纷纷圈地认垦，雇用河北、山东来的贫苦农民垦种经营。如太监杨万起，1907年到南苑买得500多亩荒地和100多亩熟地，由其弟经管。到1917年，荒地全部开垦成熟，并雇工耕种。南苑新宫的一小官吏黄永利，雇工开垦和经营了240亩荒地。另一名官吏尹恒秀，也雇工经营了2顷土地。大车运输商范德长，给皇宫运木料和在南苑垦荒发家，到1924年发展为有地300余亩、长工八九人、短工50人的经营地主。^[18]

察哈尔、绥远和东北，在荒地的开垦过程中，也产生了一批经营地主。他们一般都是在垦荒中直接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的调查者测算察哈尔地区的垦荒费用和收益，即以领荒百顷、雇工开垦的大地主为准。^[19]绥远情形大致相似。东北在这一时期的土地开发中，也有经营地主的产生。如吉林虎林县（今属黑龙江省），因人烟稀少，地价低廉，垦荒中的纯粹租佃关系“殊不多见” ，凡有能力置备牲畜、农具的垦民，都购买荒地自垦自种。这些垦民有小部分是经营地主。位于虎林东北的饶河县，在县境东部乌苏里江沿岸，北部小夹河、大夹河流域和西北的小根菜嘴子等地，也“有许多地主自行垦种” ，^[20]其中当有数量不等的经营地主。奉天洮南县（今属吉林省），“荒田招垦之地主居十之七八” ，但“地主自垦者” ，亦居十之二三。^[21]此外，2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少数使用机器垦种的“新式大农” 。^[22]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东北的土地开垦，主要还是在封建的租佃形式（包括介乎租佃和雇佣之间的分益雇役制）下进行的。直接由垦荒产生的经营地主，其数量和比例似乎不如察绥地区多。

在农业老区，地主雇工经营规模的扩大，经营地主的产生，有些是通过撤佃，把原来租出的土地收回自种，如前述江苏南通、安徽宿县，因棉价、粮价上涨，一些地主即退佃自耕。这些改出租为雇工自种的地主中，可能有一部分由出租地主演变为经营地主。但更多的资料显示，农业老区经营地主的产生，主要不是原有的出租地主撤佃自耕，而是商人、官吏、富裕农户购买和积累土地，不断扩大雇工经营规模的结果。章丘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乾隆三十年代开始买地发家，土地一直以雇工经营为主。随着土地的积累，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鸦片战争前后上升为经营地主。到1905年，已积累土地515．5亩，除在外村的43．5亩以分成租形式出租外，在本村的472亩土地全部雇工直接经营。淄川县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还是一个只有30多亩地的小自耕农，鸦片战争前夕发展为占地300余亩的经营地主。此后，土地积累和经营规模扩大的速度加快，到1905年前后，已有地900亩，其中在外村的300亩出租，在本村的600亩全部雇工经营。^[23]

河南、直隶一带，这一时期出现的经营地主，也大多是通过不断买进土地、扩大经营规模而发展起来的。河南新乡八柳镇杜来相、杜来安兄弟，是光绪以后发展起来的大经营地主。据说在光绪年间只有二三顷地。因兄弟俩善于经营，兼放高利贷，加快了土地积累，扩大了经营规模，到20世纪初全盛时，成为占有和经营30顷地的大地主。^[24]直隶宛平衙门口村翟振钧兄弟，年轻时只有16亩地，后运煤发家，买地自种，农副并重。到20世纪20年代全盛时，占有土地1300多亩，全部雇工经营。^[25]同村的张某也是运煤起家，攒钱买地经营，到1900年时发展为占有并雇工耕种10多顷地的大经营地主。^[26]热河赤峰关仑张某光绪初年时靠种租地起家，逐渐置地，到1900年时，土地增加到7顷，有50多头牲口，雇有6名长工，进入了经营地主的行列。

这些原来占地不多的贫苦农民或不从事农业经营的其他居民，积累土地，扩大经营规模，最后上升为经营地主的途径或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

第一种是“以农致富” ，完全依靠土地收入来积累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前述热河赤峰张某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北京南苑的伊某，原籍山东，幼时来京，先扛活，后种地，逐渐有所积蓄。约在1901年，其子在南苑买了40亩水田，又租进50多亩水田和旱地，雇6名长工，进行富农式经营。以后又几次买进水田和旱地。土地占有数量和农业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长工增加到14人，由富农上升为经营地主。^[27]

第二种是农副并重，或者主要依靠农村副业积累土地最后上升为经营地主。在北京西郊和西南郊农村，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经营地主是靠养骆驼、搞运输发展起来的。如西郊八角村的梅某和牛氏兄弟，都是靠种地兼养骆驼，在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几十年的时间内，由中农上升为占有200多亩土地、几十头骆驼的经营地主。^[28]前述衙门口村的翟家和张家大地主，也是靠养骆驼发的家。北京南郊南苑的吴永斌，以养鸭为生。甲午战争前后开始发家，由自养而雇工饲养，并攒钱买地。截至1924年，已置地210亩，年养鸭500～1000只，自己不劳动，种地、养鸭全雇长工、短工。^[29]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吴永斌由一个小养鸭户上升为种植和养殖并重的经营地主。

第三种是靠某种专门技艺或出外佣工卖苦力，攒钱买地，并把重点转向农业经营，成为经营地主。西郊天顺庄陈凤昆，年轻时当棚匠，开过棚铺，约在光绪十年前后，经人引荐到宫廷挂灯，在戏台后台当“承办” ，用赚来的钱在村里开粮店、买土地，粮店、土地由儿子经营，到1914年时，共有22顷（一说30多顷）土地和数家店铺，成为远近有名的大地主。^[30]八宝山有个名叫张兴的厨师，家里只有10亩地、3间房，并不宽裕。清末到宫内做了3年御厨，回家陆续买了12头骆驼，雇两个人运煤，由此发家。到20年代末，共积累土地563亩，骆驼最多达96头。土地大部分雇工经营。^[31]辽宁北票县的于盛轩，伯父是木匠，父亲是织布匠。辛亥革命前后，兄弟俩凭借手艺买地发家。到30年代分家前夕，已经有5顷地，全部雇工耕种，由手艺人变成了经营地主。^[32]直隶保定的刘行则是靠卖苦力起家的经营地主。刘行年轻时只有9亩地，因无法生活，1906年闯关东，修了5年铁路。1911年返回老家，用积攒的400元银洋买了6亩地，剩下的钱做小买卖，并与人合伙包收集市牲口税，又开轧花厂、榨油坊，赚钱积累土地。到1933年，土地猛增到300多亩，雇用7名长工耕种，另有房屋100多间。^[33]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刘行由一名苦力上升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地主。

第四种是靠商业、高利贷或投机倒把发家，积累土地。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周海是民国初年发展起来的经营地主。他原来只有10亩地，早年到北京城里煤铺当店员，后转入北郊马甸牲畜交易市场，靠倒卖牲口发家，十数年间买进土地200亩，成为村里的暴发户。^[34]北京南郊南苑王国林，懂得蒙语，清末时经常到外蒙古做买卖，并充当蒙古朝觐者的翻译；这样，他“通过买卖和巴结王爷，成了有钱有势人家” 。除了店铺，另有土地100多亩，雇工耕种。^[35]主要甚至完全靠高利贷盘剥起家的经营地主也不罕见。直隶静海大地主杨秀风，据说家里的10顷地完全是他父亲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的手段置下的。时间则大约在清末民初。杨家的土地除部分出租外，雇用四五名长工耕种。^[36]

根据北京郊区原石景山、卢沟桥和南苑等三个公社（原属直隶宛平县）现存“四清”档案进行统计，^[37]1895～1927年间有发家原因可考的103户经营地主或经营性地主，主要靠农业（土地种植）收入发家的32户，占31．1%。农副并重或主要靠副业收入发家的19户，占18．4%。二者合计51户，占总数的49．5%。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产生的经营地主中，将近一半是“以农（副）致富的” 。

103户经营地主中，还有13户是靠某种专门技能或外出佣工、卖苦力发家的。他们同“以农（副）致富”的51户不一样，自己没有或很少生产资料，完全靠出卖劳力为生，大多是节衣缩食，用积攒微薄的工薪收入的办法跻入经营地主行列的。他们的发家历程自然比自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小农更艰难。

此外，有23户是经营商业、高利贷或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家而成为经营地主的，占22．3%。比重不算太高，但相对于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数而言，他们成为经营地主的比例要比前三类人大得多。

又据山东大学的调查，甲午战争前后，山东46县131户经营地主的发家原因，靠经商的64户，占48．9%，靠种地的56户，占42．7%，靠做官的8户，占6．1%。另外还有3户分别靠经营炭井、种地兼放高利贷和种地兼放粮。^[38]

和北京郊区一样，经商、种地也是山东经营地主起家的两个最主要的途径。不同的是，山东经营地主中靠经商起家的比重更高，将近总数的一半。

另外，在上述分类统计中，高利贷剥削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山东地区，上述131户经营地主中，有88户从事高利贷活动，占总数的2/3强，^[39]却只有2户靠农业兼高利贷（1户放钱、1户放粮）起家，殊难令人相信。这些经营地主，当然不可能都是在成了经营地主以后才开始高利贷剥削的。相反，他们早就十分熟悉和经常使用这一剥削手段，通过高利借贷，使家中的余钱余粮不断增值，当达到一定数额时，再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直接通过土地抵押借贷，当进、典进和最后买进土地。这种情况，无论山东、北京郊区还是其他地区，都是普遍存在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静海大地主杨秀风外，北京西郊经营地主李克俭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李克俭小时候家里很穷，约在光绪宣统之交开始挑担卖油，后又开杂货铺，并略有积蓄，随即开始放债，进行高利盘剥。放钱月利3～5分，放粮月利5分，过期不还，即利上加利，且须以地契、房契作抵。据说村里80%的人借过他的钱。一些贫苦农民因无力还债，被迫以土地、房屋作价抵偿。李通过上述手段，很快兼并了120亩土地和一些房屋，成为村里的暴发户。^[40]总之，高利贷剥削在经营地主的发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还有少数经营地主的土地和资财是通过横行霸道、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等不正当手段积聚起来的。北京郊区农村的一些现存档案，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不少材料。如南苑胡寿田，是一个有950亩土地、常年雇用五六名长工和大量短工的经营地主。胡寿田原籍山东昌邑，其父在北京开布庄，并替别人代管田租，开始发家。胡寿田除子承父业、继续经商外，又从20世纪20年代起，出任南苑乡乡长和保卫团头目一二十年，在任期间大肆敲诈勒索、鱼肉乡里，先后侵占农民土地550亩，雇用长工耕种。^[41]衙门口村的经营地主武殿奎，其土地则是通过坑蒙拐骗和霸占兄弟财产的手段积累起来的。他给城里拉白灰时，同掌秤人勾结，一袋白灰几次过秤得价，又先后将四个兄弟赶出家院，霸占或强行贱买他们的房地产。这样，武殿奎很快发展为有2顷多地、20多只骆驼的经营地主。^[42]上面提到的李克俭，放高利贷的同时，在村里开杂货铺，卖酒掺水、加鸽子粪，坑骗消费者。后来又当上了村长，依仗钱财和权势，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扣压和侵吞；强征独子当兵，勒索钱财，等等。所有这些，都对李克俭的土地积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经营地主的产生和发展，途径多种多样：有靠农业、运输业、手工业或某种专门技能发家的；也有靠商业、高利贷发家的；还有少数是靠依仗权势、敲诈勒索、侵占他人财产或获取其他不义之财而发家的。不过多数还是靠农副或农商起家，其中又以农业为主。他们或者只经营农业；或者大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只在农闲时间从事商业贩卖、运输业或其他副业；或者家庭多数成员从事农业生产，少数成员外出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不论哪种形式，基本上都是以农业为依托。已经同农村和土地脱离关系的商人世家，买地雇工经营而成为经营地主的，这一时期尚不多见。

城乡商品货币经济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农村土地买卖的进一步自由化，加速了农民的两极分化，也促进了地主阶级内部的新陈代谢和结构变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个体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如果他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而又不改变商品生产者的身份，那么其归宿必然是富农—经营地主。由于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和国内封建阶级的压榨，以及商品生产本身固有的规律，绝大多数农民愈来愈陷入赤贫化的苦难深渊，但总有少数“幸运者”跻入富农—地主（经营地主）的行列。而旧有的地主，或因经营不善，或因分家析产，或因奢侈腐化，相当一部分经济衰微，被挤出了地主行列。大量资料表明，甲午战争后，地主阶级内部的新旧更替明显加快了。尤其经营地主，大部分是甲午战争后新出现的。根据上述三个公社“四清”档案统计，1895～1927年期间存在的198户经营地主中，原有的84户，占42．4%，甲午战争后新产生的114户，占57．6%。这一数字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大的代表性，尚待其他地区统计资料的验证。

（二）经营地主的地区分布

经营地主数量不多，地区分布也很不平衡。一个地区经营地主数量的多寡，同地主雇工经营的普遍程度成正比。南方地主雇工经营的土地比重很低，经营地主数量很少；在北方地区，地主雇工经营比较普遍，经营地主的数量较多。同时，由于多数经营地主的产生，并非原有的出租地主退佃自耕，而是由中小农民或其他居民发展而来，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往往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富农式经营阶段。在成为经营地主以后，又可能因分家析产或其他原因，占有土地和经营规模缩小，又回到富农式经营。北京郊区的“四清”档案显示：一家农户在二至三代的时间内，由贫农、中农上升为富农、经营地主，又由经营地主回复为富农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上，甲午战争后，无论富农还是经营地主，经济地位都很不稳定，经常处于升降变化中，导致经营地主和富农相互对流，使经营地主和富农保持一定的比例。因此，经营地主的地区分布，往往同富农是一致的。凡是富农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营地主也多一些。反之亦然。

一般地说，经营地主大多分布在这样一些地区：商品货币关系和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而地主中的乡居地主比重较大。这些地区，往往有若干数量的乡居地主从事较大规模的商业性农业经营；地权相对分散，或集中程度尚不十分严重，自耕农在农户中占有一定比重，可能从众多的自耕农中分化和滋生若干经营地主；人地矛盾尚不十分尖锐，农户经营规模尚不十分狭小，地块的分割还不十分零碎，某些农户有地块成片、进行相对集中经营的条件，刺激和促成了经营地主的产生。这样，在符合上述某一条件的地区，如那些水陆交通方便、商品流通发达地区，尤其是某些商业性农业发达、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的通商口岸附近、江河两岸、铁路交通沿线和滨湖沿海地区，以及某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农业新垦区，经营地主的分布比较普遍，在地主和整个农户中占有一定比重。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和商业性农业都十分发达，但由于绝大部分土地，尤其是沙田，都为宗族和集团地主所占有。土地全部招佃收租，极少雇工经营。富农式经营则以佃富农为主，因而经营地主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但在三角洲非沙田区的增城、四会、新兴等县，沿海的阳江、阳春、合浦（今属广西地区）等县，邻近梧州的封川等地，都有多寡不等的经营地主存在。增城农户中，经营规模在30亩以上的“田主”约占5%。其中当有少量经营地主。四会县农户的经营规模更大一些，据说耕田50亩以上的约占百分之一二，耕田30～50亩的约占百分之八九。据此推断，占农户总数1%～2%的经营地主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阳江、阳春的农户经营规模又普遍大于四会。阳江农户耕种30～60亩者最多，10～ 30亩或60～100亩者次之，不足10亩或超过100亩者最少；阳春农户耕种50～100亩者占10%，100亩以上者最少。^[43]如统计可靠，这两县的经营地主很可能占到农户的5%，甚至更高。此外，合浦有个别农户耕田面积达百亩左右，耕田50亩左右的有几十户；新兴县耕田50亩以上的也“间有少数” 。封川县的自耕农比重超过90%，并有少数农户的耕田在50亩以上。在这些地区，都可能有少量经营地主的存在。

不过，就广东全省而言，经营地主的分布并不普遍。

在钱塘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上游地区，经营地主的发展和分布，大多和富农经济同步。浙江鄞县南区，商业性农业和雇佣劳动十分发达，平均每户自耕农和佃农都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雇农。^[44]这些使用雇佣劳动的自耕农和佃农，不少是富农，但使用大量雇佣劳动的自耕农中，也包含若干经营地主。据金陵大学对镇海3村67家农户的调查，按经营面积分组，其中“最大组”21户，户均耕地31.4亩，大多以使用雇佣劳动为主，雇佣劳动在田场总劳动中的比重平均为52．9%。^[45]这中间不能排除完全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地主。

位于浙江中西部的兰溪、汤溪、龙游、衢州一带，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和地理上的原因，农户经营规模稍大，乡居地主比重较高，雇工经营更普遍一些。在这些雇工经营的乡居地主中，不少就是经营地主。从20世纪30年代初兰溪2045家农户的调查材料中，可以大致推测出经营地主的一些情况。该调查把农户分为地主（土地全部出租者）、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和雇农等几种类型。经营地主主要存在于地主兼自耕农和自耕农两类农户中，根据这两类农户的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以及雇农劳动的使用情况，估算经营地主的总数当不少于99户，占这两类农户总数的12%，占调查农户总数2045户的4．8%。^[46]

浙北重要商业性农业区嘉兴，也有若干经营地主的存在。据对该县5乡镇的调查，4312农户中，有地主兼自耕农166户，自耕农803户。如按兰溪的标准进行估算，共有经营地主28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0．6%。^[47]这一比重略高于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数字。据该机构调查，1928年，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兰溪等5县33村1155农户中，有经营地主6户，占农户总数的0．5%。^[48]

长江两岸地区，经营地主也稀疏地存在，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运河两岸、安徽长江南北部分地区、湖南洞庭湖流域，以及湖北、四川某些地区，经营地主的数量稍多一些。

上海郊区有些地主雇用许多长工、短工，经营大块的农场；南通地主退佃自耕；太仓、海门、启东地主，大都直接经营土地。他们中有些就是经营地主。又如泰县、东台一带，“一家耕种的土地，多者百数十亩，少者亦在三四十亩以上” 。^[49]这些农户，多数似属富农，但也包括一部分经营地主。地处太湖之滨的宜兴，湖滨和山林地区，土地多自耕，且经营规模较大。如和桥一带，自耕农的耕地面积有多到百亩左右甚至二百亩以上的。^[50]经营地主应占一定数量和比重。金坛、溧水的情形大致相同，那里的“中产阶级而乡居者”多雇工耕作，人数“自一人至六七人不等” 。^[51]其中雇工三四人至六七人的农户，则多属经营地主无疑。武进、江宁等县也有若干经营地主的存在，这可从20年代金陵大学的调查材料中得到反映。该校调查的3处720家农户中，约有经营地主26户，占调查农户的3．6%。这在苏南地区显然是算高的。

安徽长江两岸地区，农户经营规模比皖南山区大，农业的商业化程度较高，是重要的商品粮产区。部分地区的富农经济和经营地主都有相当发展。如南陵北境，农户田地，“多不招佃代耕” 。耕作“50亩以上者，每有自家一二人负领导与指挥佣工之责，亦有纯用佣工耕种者” 。^[52]纯用佣工耕种的大农，应属经营地主无疑。江南芜湖、江北来安两县的经营地主分布，则有金陵大学的调查材料可供参考。据该校调查的303家农户经营规模和雇佣劳动使用情况判断，当有经营地主19户左右，占农户总数的6．3%。

长江中游流域，只在江汉—洞庭湖淤积平原和其他少数地区，有若干经营地主的存在。如湖南洞庭湖滨的安乡，农户经营规模普遍较大，“使用100亩到300亩的农户，并不是稀见的事” 。据对一个有耕地6000亩的垸子的调查，175家农户中，经营面积100亩以上的有8户，70亩以上的6户，50亩以上的36户。这些农户大量使用雇佣劳动。^[53]其中经营面积70亩、100亩以上农户中，应有一定比例的经营地主。

湖北江汉平原的汉阳、沔阳部分地区，都有经营地主的存在。如汉阳范家湾、阎家湾、袁家湾一带，农户中等田场面积，从五六十亩至七八十亩不等，大田场超过百亩。这两类农户的耕地面积占一半左右；沔阳的小市院、观音堂、蒋湾、北乡一带，农户中等田场面积，分别从80亩至百余亩不等，大田场可达百亩至二三百亩。中、大田场的耕地面积超过总面积的60%。这些地区雇佣劳动也比较发达。汉阳袁家湾35%的农户雇用长工，沔阳蒋家湾、北乡两地，雇长工户比重达45%～50%。^[54]那些雇用长工的中大田场主中，有一部分即是经营地主。又鄂北枣阳，北乡多大地主，田地往往多至万余亩，千亩左右者为“寻常” 。这些地主的耕作面积多为二三百亩。通常雇长工五六人，农忙时加用散工；南乡地主雇佣劳动的使用以长工为主，通常每田10亩雇用一名长工，农业集约化程度也高于北乡。^[55]这样，北乡经营土地百余亩、南乡经营五六十亩以上的地主，属于经营地主的可能性较大。

长江上游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也有少量经营地主。其中四川经营地主的数量稍多一些。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重庆周围地区和川西成都平原，都有不少地主自营土地，种植烟叶、甘蔗、西瓜、蔬菜以及果树等。他们中应有若干经营地主。据1926年对成都平原50农户的调查，其中“自耕农”22户，经营规模颇大，使用雇工较多，平均每户1．1人。从上述情况看，22户“自耕农”中，大概有3～4户经营地主。^[56]据金陵大学的调查，云南南部的蒙自、北部川滇交界的永仁，都可能有经营地主的存在。^[57]

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经营地主的分布状况，根据金陵大学对这一地区的典型调查，结果显示，在所调查的87处中，40处有经营地主，占46%。其中最高的为皖南，8处中7处有经营地主。最低的是贵州，调查的5处全没有经营地主。按户计算，也是皖南最高，789家农户中，有30户经营地主，占3．8%。南方13省区平均，8683农户中，有经营地主123户，占1．4%。^[58]如以地主占农户5%的比例计算，那么，不到4户地主即有一户是经营地主。

黄淮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经营地主的分布比南方地区更广泛一些，在地主和全体农户中所占的比重更高一些。

江苏、安徽淮北地区，经营地主的数量和比重大都高于长江流域地区。江苏沛县、萧县、铜山一带，都有数量不等的经营地主。1930年有一组关于沛县农户经营规模的估计数字。该县农户多半属自耕农，其中一半农户是30亩以下的小经营，但也有部分农户耕地面积在60亩以上。60～ 100亩者占15%，约7000余户；100～300亩者占2%，约1000户，另外还有6户在300亩以上。^[59]100亩以上的大部分是经营地主，60～100亩的农户中也有若干是出租部分土地的经营地主。经营地主可能占农户的3%～4%。

皖北淮河南岸的盱眙（现属江苏）东乡一个约1200户的地区，地主数量及其土地经营情况是：有地100石种^[60]以上的四五户，其中自营部分土地的一二户，每户种一二石种，提供自用蔬菜和棉花；占地50石种以上的20余户，自营土地的10余户，每户耕种七八石种至10余石种不等。他们都要雇用两三名长工，农忙再大量雇用短工，最多可达10余人。^[61]显然，这部分地主已进入经营地主行列。此外，30～50石种的有40余户，经营方式不详。但从上述占地愈少、自营土地比重愈高的规律看，这部分农户的土地应以自耕为主。他们也有一部分是经营地主。

20年代金陵大学关于怀远、宿县的农家经济调查，则为安徽淮北地区经营地主的考察提供了某些材料。根据农户经营规模分组和雇佣劳动情况估计，该校调查的怀远124家、宿县284家农户中，分别有经营地主7户和22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5．6%和7．7%。^[62]

黄河中下游流域，不少地区的地主都以雇工经营为主，或雇工经营与招佃收租并重，经营地主占有较大比重。如山东莱芜、临清、馆陶、莘县、朝城、范县、清平、东平、德县，直隶邢台、邯郸、临城、东光、静海、沧县、南宫、高阳、武清、安次、大兴、宛平等地，都属于这种情况。

山东德县、东平、朝城等县，三四顷以下的小地主，“大概自种自田” 。其中种地100亩以上的，不少就是经营地主了。朝城农户的经营方式是，有地100亩左右，除一名长工外，另雇一名产品分成制的“种地头”指挥和管理生产，雇主不参加生产管理和田间劳动。这就进入经营地主行列了。^[63]德县、东平占地100亩左右的自营者，大概也有不少是经营地主。至于占有和经营土地200至三四百亩者，则全部属于经营地主了。莱芜也是如此。凡是占地100亩以上者，自己都不再参加劳动，只靠长工耕种。由于该县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加上耕地有限，农户大多从事集约化经营。该县农户的经营规模分组情况如下：400亩左右的占1%～2%，200～320亩的占10%，80～200亩的占15%，20～80亩的占20%，20亩以下的占50%以上。^[64]这些农户中，200亩以上的当全部是经营地主，80～200亩的，经营地主也占一半左右。经营地主的比重当不低于15%。

根据山东大学对山东省42县197村清末地主经营方式的调查，租佃和雇工经营并存的133村，只有雇工经营的64村，没有发现地主土地只用招佃收租一种经营方式的自然村。地主中39．6%属于经营地主。其分布情况有如表17。^[65]

虽然从总体上看，出租地主仍是封建地主的主体，其户数相当于经营地主的1．5倍。但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批只有雇工经营，而无出租经营的自然村，其村数和户数分别占调查总数的32．5%和30．6%。而且，有的地区经营地主的数量已经超过出租地主。如鲁北和胶东半岛两区，经营地主分别占地主总户数的86．4%和58．1%。5区42县合计，经营地主占农户总数的1．4%。这个比例在19世纪90年代末，应当说不算低。

直隶前述地区，由于地主土地以自种为主，经营地主往往构成地主的主体。沧县、南宫、东光、静海、定县等地，尤为明显。定县完全坐食租税的地主，“全县不过一二户” 。^[66]从当时关于土地占有和经营情况调查材料，可以推断出经营地主的分布情况。如1928年对定县东亭镇地区62村10290农户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户是“自耕农” ，佃农极少。^[67]有2．1%的农户，耕作面积超过100亩。这类农户至少有一半是经营地主。70～99．9亩的农户中，也不排除小部分经营地主的存在。如以10%计算，应有经营地主62户。这样，10290户中至少有经营地主172户，约占农户总数的1．7%。又据对河北26县51村4309家农户和43县242村24568家农户的调查材料分析估计，分别有经营地主185户和644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4．3%和2．6%。^[68]

表17　清末山东省5区42县197村地主经营方式和经营地主统计

注：①原调查规定，雇长工4人以上的为经营地主；出租土地50亩以上的为出租地主。②只有雇工经营的各村，仅鲁北区博兴县龙河村有佃农130户，其余各村既无佃农，亦无出租地主。③原表运河区德县1村经营地主数目不详；鲁西—鲁南区濮县1村总户数不详；济南—周村区长山县梅家庄、淄川县王洞村、运河区夏津县王太来庄、鲁北区博兴县龙河村村户总数与细数不符，本表按细数统计。

河南、山西以及陕西、甘肃等黄河中上游各省，经营地主的数量和比重，明显低于河北、山东，但在某些地区，也不乏经营地主的记载。

在河南，1929年关于新郑唐河村的调查，在谈到该村的雇工情况时说，雇工分长工、短工两种；长工有“大把” （喂牲口赶车者）、 “领庄稼”（领导耕种者）、 “粉匠”（磨绿豆粉、白薯粉者）以及“二把” 、 “三把” 、“小把”等名目。^[69]长工名目如此繁多，说明该村及其周围地区雇用多名长工的经营地主不在少数。滑县、鄢陵、辉县、新乡、许昌等地，乡间地主大都有采用长工和产品分益农共同耕作的土地经营方式。^[70]这也是经营地主的一种类型。

山西晋中一些地区有一种村长、高利贷者、雇主“三位一体的大地户” 。其田产少则100多亩，多则300亩。这类“大地户”大部分属于经营地主范畴。

陕西和甘肃也有少量经营地主。前述陕西米脂县杨家沟马家就是陕北有名的经营地主。又据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前述调查，渭南4村3户地主，共占有土地243亩，雇工经营138亩，占所有地的56．8%；绥德4村5户地主，有地436．4晌，雇工经营232晌，占所有地的53．2%^[71]虽然各户雇工经营面积不详，但可以肯定，其中应有若干户经营地主。甘肃陇南地区，据1927年的调查，那些“坐拥良田一二百亩” ，靠总管指挥长工耕作，自己“不劳而食的大户” ，也应列入经营地主之列。^[72]

察哈尔、绥远和东北三省，是经营地主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

察哈尔集宁一带，占地数十顷至数百顷的大地主很多，他们的土地基本上是雇工耕种。这些大地主自然是经营地主。绥远和东北地区的情况同察哈尔相似。由于是农业新垦区，地价低，土地成片，而山东、直隶一带贫苦农民的大量流入，为地主和富裕农户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就为地主的大面积雇工经营，亦即经营地主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条件。所以，无论绥远还是东北，一些调查者考察土地开垦、经营的收支状况，都是以经营地主作为基本模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营地主在土地开垦和农业经营中所占的地位。

一些调查数字也说明这种情况。如奉天盘山县，农户耕作面积大小不一，自三四天地至六七百天地不等，“普通以五六十天地至一百天地者为最多” 。据说该地一名长工（另加若干农忙短工）可种4天地。这样，耕种五六十天地的农户，一般都是雇有10名以上长工的经营地主。^[73]也就是说，经营地主不仅是地主的主体，也是当地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不过类似盘山这样的情况在奉天不会太普遍。海城也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地主。^[74]吉林、黑龙江地区，由于开发较晚，人口少，农户经营规模较大，从总体上看，经营地主的比重更大于奉天。据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调查估计，两省52县，经营地主和富农占农户的14．3%，土地占52%，^[75]可惜经营地主和富农各自所占的比例不详。

根据金陵大学的调查，北方12省区中，经营地主比重最高的是皖北和河北，分别占调查农户的4．3%和4．2%；最低的是山西、陕西、甘肃和宁夏，经营地主只占农户总数的0．8%～1.0%。12省81处平均，经营地主占农户总数的2．1%，比南方地区高1/3。^[76]对这一时期全国范围经营地主的分布状况作一大概的估计，可以看出，经营地主的发展和分布极不平衡，数量和比重最高的是皖北、河北和皖南3省区，超过农户总数的3．5%；其次是四川、苏北和绥远，其比重为2．5%～2．7%；再次是湖北、广东、苏南、云南、河南、山东、青海、宁夏，其比重为1．2%～1．9%；其余各省区，经营地主占农户的比重均未超过1%，最突出的如贵州，5处506家农户中，竟无1户经营地主。南北25省区168处平均，经营地主占农户总数的1．7%。如果以地主占农户总数的5%计算，那么，经营地主占地主总数的34．6%。也就是说，大约每3户地主中即有1户经营地主。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经营地主发展和分布的总水平。^[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