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口岸的苦力掳掠

一、沿海口岸的苦力掳掠

（一）厦门

厦门本来是闽南各县人民出海谋生的港口。1846年，澳大利亚人从这里掠去121人；1847年，古巴从这里掠去800人；1849年，秘鲁掠去75人。1882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说，最近到厦门专门装运苦力的英国船9艘，共约4000吨。“是一次突然涌到的庞大船队”。⁽¹⁵²⁾这些船都是开往英属西印度群岛的。

这些外国苦力船，在厦门是凭借政治声势、炮舰威力掳掠苦力的。1846年，最早到厦门掠卖苦力的英国商人德滴，在厦门开设了一家德记洋行——又名大德记卖人行，专门接受各殖民地苦力贩子和苦力船的委托，包揽掠卖苦力的勾当。他手下雇有几百名拐子、人贩和打手。⁽¹⁵³⁾此人一身兼任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三国驻厦门的领事。包令说，他是“厦门贩运苦力出洋的主要人物，因为兼任三国领事而享有一切便利和势力”。⁽¹⁵⁴⁾英国商人康诺利则兼任法国和秘鲁驻厦门领事，专为秘鲁掠买苦力。⁽¹⁵⁵⁾另外还有两家英商洋行，即合记洋行（Syme Mnir & Co.）和怡和洋行，都是卖人行，兼营鸦片走私。这些英国商人完全无视中国政府禁令，把收购和囚禁苦力的监牢——巴拉坑设在厦门闹市，紧挨着海关。另外，他们还租用一条囚禁苦力的趸船“移民号”（Imminrant），就泊在厦门对面鼓浪屿的码头边。⁽¹⁵⁶⁾包令说，中国当局对此“无力加以干预”。⁽¹⁵⁷⁾英国官方是全力支持英商的这种勾当的。例如，包令就曾到厦门审阅了合记卖人行所建巴拉坑的蓝图。⁽¹⁵⁸⁾1852年10月，厦门地方当局曾拘押一名拐匪，英商合记洋行老板塞姆（Syme）竟敢带领他的店伙同德记卖人行店伙一道，闯进中国官衙，悍然把被拘押的拐匪抢走，扬言该拐匪受英人雇佣，享有治外法权，中国无权拘押。⁽¹⁵⁹⁾这种横暴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厦门人民的愤怒和反抗。而英国当局则命令泊在厦门港的英国炮舰“火蛇号”（Salamander）陆战队上岸镇压，开枪打死群众12人，伤16人。这就激起厦门全市和附近18乡人民奋起罢市、示威。⁽¹⁶⁰⁾

美国驻厦门领事布拉特雷，父子二人都是德记卖人行的大股东。为了取得掠卖华工的便利，花了很大一笔贿赂，谋得美国驻厦门领事的职位。⁽¹⁶¹⁾

早期厦门的苦力卖人行付给拐匪的“人头钱”是每名8元，运到外国出售的价格可高达100元。⁽¹⁶²⁾可见拐匪所得极微，而苦力贩子的利润极高。囚禁苦力的巴拉坑是一种牢房式的建筑，里面排列一间间的木棚，每间面积为120 × 24英尺，顶棚极低，每间要住10～12人，都挤在地铺上，肮脏不堪。一个巴拉坑常囚禁着500名苦力。⁽¹⁶³⁾包令说：“我本人亲自看到，集中在巴拉坑的苦力，都被剥去衣服，赤身露体，并在他们身上打上或涂上C.（去加利福尼亚）、P.（去秘鲁）、S.（去夏威夷）的字样。”⁽¹⁶⁴⁾在巴拉坑，苦力被迫签订到外国劳动8年的卖身契约，都是施用酷刑后，抓住苦力的手指在契约上按上手印的。送到巴拉坑来的苦力，有许多人周身被捆绑起来，“为了使他们在途中不能呼救”，“有的嘴被塞住，有的头被蒙着”。⁽¹⁶⁵⁾苦力在巴拉坑受尽残害，不少人是带伤、带病被押送上船的。有的因重病被船上退回，放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有人看见里面有6人已经毙命，尸体已腐烂；另一人则还在挣扎，无人过问。⁽¹⁶⁶⁾一位西班牙驻厦门领事承认，从厦门运往古巴的“中国佬”，100个当中，至少90个是像猎捕野兽那样捕获并押送上船的。⁽¹⁶⁷⁾

1847～1853年，先后共有40只外国苦力船从厦门掠走1万多人。其中36只是英国船。运往澳大利亚和圭亚那殖民地的共5062人。运往古巴的共有5205人。这40只苦力船中，有30只是从厦门装船出口的，10只是在汕头的南澳岛装船的。⁽¹⁶⁸⁾在南澳装运苦力，时间在1852年11月以后。这是因为1852年7月，厦门英商卖人行同古巴签订了掠卖大批契约苦力的合同，人数约8000～15000人，需要16个月才能全部运出。⁽¹⁶⁹⁾而厦门人民罢市示威反对苦力贸易事件以后，卖人行在厦门掠卖苦力的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所以转到汕头的南澳岛和妈屿岛去。此时汕头还未辟为通商口岸，英国船在那里任意横行。德记虽声名狼藉，但以西班牙领事身份派了一名代理领事驻在南澳，专为苦力船出口签证。⁽¹⁷⁰⁾从1846年起，最先到厦门为古巴掠贩苦力的英商朱吕塔公司（Znlueta ＆ Co.），是委托德记包揽的。⁽¹⁷¹⁾到1852年，德滴手里握有为古巴输送苦力的大批合同。⁽¹⁷²⁾澳大利亚的苦力也是由他包揽输送的。1852年10月，英政府同伦敦的海德·和济洋行（Hydt.Hodge & Co.）定约，为圭亚那招募华工。该行驻广州经理的华记洋行（Turner & Co.）要从厦门出口苦力，也委托德记代理。德记常以幼童充数。经圭亚那医生检验，近半数体力不合格。而德滴则拒绝退换。⁽¹⁷³⁾后华记洋行建议改在伶仃、金星门等地接装苦力，要求包令提供武装护航船队。⁽¹⁷⁴⁾1855年，英苦力船“英格伍德号”（Ingwood）从宁波、镇海、慈溪一带装上40多名被拐卖的中国女孩，最大的仅七八岁，开到厦门被检举扣留。这只船也是委托德记经理的。⁽¹⁷⁵⁾

（二）汕头

1860年才正式辟为条约口岸。这里原是英国鸦片走私船集结之地。1852年11月，在厦门事件的高潮中，英国为圭亚那招募华工的专员怀特（J.White），同一只鸦片走私船的船长定约，从汕头为圭亚那掠去了1000名苦力。据说，“其中大部分是男童”。⁽¹⁷⁶⁾从此，到这里掳掠苦力的西方苦力船日益增多。1852～1856年，美商巴拿马地峡铁路公司在华招工代理人，就是南澳苦力贩子的最大主顾。该公司大概从南澳掠去苦力20000人。⁽¹⁷⁷⁾1855年一年中就有12只大型外国苦力船（共12772吨），从这里掠去6388名苦力，其中5只美国苦力船的吨位和装运苦力的人数，均占总数的一半左右。⁽¹⁷⁸⁾

据卫三畏估计，1852～1858年，从汕头掠运出洋的苦力共有40000人。其中掠往古巴的共为33610人，占84%。在同一时期，仅妈屿岛被虐致死的苦力共8000人，从船上投海自杀的还不在内。⁽¹⁷⁹⁾在妈屿岛死去的苦力，大都是被巴拉坑苦刑折磨致死的，其重伤、重病被苦力船拒收者则被弃于海滩，无人过问。有人在妈屿岛亲眼看到被遗弃的苦力尸堆，有已死的，也有还在尸堆中挣扎的。他们是从正在那里装载苦力的美国船上抬下来的，颈子上还系着船上发的号牌和船票，穿着船上发的苦力服。这些垂死的人说，已有四五天未进饮食，有的则以手指口，表示饥饿。人们看到这只美国苦力船，一次就抬下7名垂死的苦力，放置海滩，附近一些已被抛弃在那里的尸体，共有16具。⁽¹⁸⁰⁾

1860年的《北京条约》有准许民人自愿出洋承工的规定。西方国家便在汕头设立招工馆，假手拐匪、人贩掳人。著名拐匪杨浚洸原在妈屿开店，“名曰贸易，实则专贩人口出洋”。此人于1863年到汕头开设福源行，仗恃曾充洋行买办，借势横行。被害之家不敢控诉。后来终于被官府逮捕，就地正法。⁽¹⁸¹⁾杨浚洸被镇压后，汕头的西方苦力贩子才转到澳门。

从厦门、南澳运往各殖民地的苦力船只和人数^*（1847～1853）

注：*根据达维斯：《美国公文汇编》，第1辑，卷18，页114的数据改制。从厦门运往海峡殖民地的“猪仔”，不在统计之列。

（三）广州

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各县，“地狭人稠”，劳动人民多“望海为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入侵者曾多次从广州偷运华工出口。战后，英国、美国、古巴、秘鲁等国，先后都到广州掠贩苦力。它们以广州为中心，分别以黄埔、澳门和香港为输出港。苦力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各县。

据西方档案记载，1849～1855年，美国从广州掠去的苦力人数为：⁽¹⁸²⁾

1849年　　900人　　 1853年　　（缺）

1850年　　3118人　　1854年　　13100人

1851年　　3502人　　1855年　　3506人

1852年　　15000人

上述数字主要是从黄埔直接运出的契约苦力。1855年以后，掠往美国的华工，都转到香港上船出国，称为“赊单苦力”。一些美国苦力船，经常泊在黄埔，专门从事掠卖苦力的勾当。例如长期泊在黄埔江面的“米心扎号”（Messenger）、“燕子号”（Swallow），就曾分别囚禁苦力578名和750名。⁽¹⁸³⁾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军窃据广州后，广州巡抚耆龄奏报说，“夷人在粤东，利用匪徒，拐骗人口出洋，由来已久。自咸丰七年夷人入城，此风更甚。然当时尚未设馆，系用利诱，捉至趸船，一有成数即扬帆而去”。⁽¹⁸⁴⁾英国公使卜鲁斯也承认，“外国以付给‘人头钱’勾引中国匪徒，拐骗人口，并且施以暴力绑架”。⁽¹⁸⁵⁾

谁都知道，拐匪的暴行是外国人指使的，受害群众怒不可遏。1859年年初，就有人多次张贴榜文，悬赏取得外国人的首级。⁽¹⁹⁸⁾有的出于激愤，遇到外国人即群相殴打。⁽¹⁹⁹⁾广州各界人士也曾散发“揭帖”和投递禀呈，要求占领军和广州地方当局严加查禁。同时，广州金星门临近各县，受害最甚。当地群众为了自卫，自发惩治拐匪。在十几天内就杀了几名拐子以泄恨。⁽²⁰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占领军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强迫广州地方当局，允许他们在广州等地设立招工公所，并出示准许民人自愿出洋承工，“毫无禁阻”。这是外国强迫清政府把苦力贸易“合法化”的前奏。

（四）澳门

澳门属中山县，被葡萄牙窃据后，几百年来，长期掠卖中国人口。从1851年开始，⁽²⁰¹⁾这里成为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的罪恶渊薮。形形色色的西方冒险家和中国败类聚集这个弹丸之地，靠掠卖中国人，以维持它的繁荣。⁽²⁰²⁾所谓苦力贸易，实际是“以最坏形式出现的奴隶贸易”。⁽²⁰³⁾人们在澳门经常看到许多被掳华工，“以辫相连，接成一串，牵往囚室”，完全是“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²⁰⁴⁾

这里说的“囚室”就是巴拉坑。这些“奴隶牛马”原来从黄埔、长洲、金星门直接出口，后来为避免中国当局的查禁，改在澳门设馆收购。当时澳门是拉丁美洲殖民地、特别是古巴和秘鲁苦力的主要出口基地。同时南澳、金星门也有出口。⁽²⁰⁵⁾1859年，英法在广州强行设馆招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和澳门竞争。这时，美国改从香港掠贩“赊单苦力”。古巴、秘鲁、葡萄牙因系无约国，不能在广州设馆，也以澳门为出口据点。澳门同香港的苦力贩子为争夺暴利，互相攻讦，各不相让。

古巴、秘鲁、巴拿马等国在澳门设有招工代理机构和代理人，他们仍是代表各自国家专营苦力贸易的商业团体。1867年，澳门已有秘鲁苦力经纪人6人，古巴苦力经纪人10人，招工机构共30家。⁽²⁰⁶⁾他们用预付“人头钱”的办法，同当地拐匪首领签订合同。由拐匪头目组织手下人贩，分赴内地乡村，四出拐人，送到巴拉坑“交货”。合同规定掳掠苦力的名额，要在澳门上船前如数交足。大头目定约承包后，再与二包、三包立约。如过期不能如数交足，承包人要赔偿船租损失，并追回预付“人头钱”本息。因此，层层紧逼。立约以后，人贩即分途千方百计哄骗掳捉，力求如期如数交齐。送到巴拉坑的苦力，在上船前3日，由葡官一一问话（是否自愿出洋做工）。但承包头人有时雇人冒名顶替，当官答应“愿意”出洋，随即押送上船。船开出港外后，即用大木船将苦力送至运输船上，掉回冒名顶替之人。有时赶换不及，冒名者也被掠往古巴。⁽²⁰⁷⁾

澳门巴拉坑，采取各种酷刑，强迫苦力签订契约。行刑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以掩盖苦力哀嚎呼救之声。⁽²⁰⁸⁾在上船之前，把所有的苦力集中于一间大屋子外面的场地上，由看守人高声喊叫，“愿去的站这边，不愿去的站另一边”。然后，对不愿去的严刑拷打，直到承认愿去为止。坚决不去的，被打到快死的程度，然后关进黑牢，每天只喝一点稀粥米汤。实在熬不过，就服鸦片自杀，或上吊自缢。⁽²⁰⁹⁾在逼签契约时，苦力排队走上台子，一名葡人把契约念给他听，也许他一个字也没有听懂（按：澳门苦力来自各地，说着11种方言，对葡人讲的粤语多数听不懂）。⁽²¹⁰⁾于是，有人捉住他的手，把大拇指用力按在契约纸上。“这就是‘自愿’签订的契约”。⁽²¹¹⁾对于坚决不愿出洋的人，除酷刑拷打外，有些带病的人被赶出门外，这些异乡人身无半文，生活无着，告贷无门，因此很多人倒毙街头。1871年，澳门街头的苦力弃尸达348具。⁽²¹²⁾

巴拉坑每交出1名苦力，有50元的收益。但是这笔钱要在苦力装上船以后才能到手。⁽²¹³⁾洋人给拐匪头目的报酬是每名苦力约100元，拐匪头目本人坐分50元，付给二包（名为“猪仔跋”）每名约50元，发给苦力每人不过几块钱。⁽²¹⁴⁾澳门出口苦力几十万人，拐匪头目从中大发横财，其手下羽翼也各得其利。

巴拉坑。1855年澳门有巴拉坑5家。⁽²¹⁵⁾1865年增至8～10家。1866年，中国各口实行合法化招工，无约国涌到澳门，巴拉坑猛增至35～40家。⁽²¹⁶⁾1873年，仅葡、秘、西三国的巴拉坑就有300余所。⁽²¹⁷⁾1872年，在澳门的人口贩子达800人之多。⁽²¹⁸⁾靠掠卖苦力为生的，达三四万人。⁽²¹⁹⁾

澳门巴拉坑收购苦力的价格，最初（1851年）为每名3元，1855年增加到8元，1865年逐渐增加到35～40元。1866年，国内口岸实行“合法化”招工，无约国都转到澳门收购苦力，价格猛涨到60～80元。⁽²²⁰⁾澳门苦力贸易，达到了极盛时期，超过香港。⁽²²¹⁾1868～1874年，哈瓦那专门掠卖苦力的伊凡内兹公司（Francisco Ibaneze & Co.）派驻澳门的代理人阿贝拉（Francisco Abella）活动最为突出。他在澳门住了7年，先后为古巴、秘鲁、澳洲、美国掠卖苦力10万人以上。1874年回国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叙述他的亲身经历。他也承认，苦力掠卖是“沾满了血迹的篇章”。⁽²²²⁾

从1853～1874年，澳门共运出苦力将近3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运往古巴和秘鲁的。在这个时期，古巴从中国掠去苦力140084人。⁽²²³⁾其中从澳门运出的，估计122000人。⁽²²⁴⁾秘鲁从中国运去的苦力约“十二万有奇”，⁽²²⁵⁾从澳门掠去的，估计约111000人。⁽²²⁶⁾另据丁韪良（W.A.P.Martin）《中西见闻选编》记载，每年从澳门运往古巴的幼童，不下600人。

澳门的苦力贸易夺去了香港的利益。长期以来，英、美宣扬以维护自由和人道自居，谴责澳门的苦力贸易为不折不扣的奴隶贸易。澳门则反唇相讥，指出香港英、美商人从苦力贸易所得的利润，比澳门还多。这也是事实。最后香港当局终于采取了断然措施，禁止到澳门装运苦力的船只进入香港。这样，这些船只就无法利用香港的港务设施和物资供应。其远航所需的淡水、食物、燃料、船用器材、船舶维修以及改建夹层舱和舱口加装铁栅栏等，都是澳门无法解决的。当时有12只秘鲁苦力船驶至澳门，不能进入香港，只得空船离去。在香港的压力下，里斯本于1873年3月，停闭了澳门的苦力贸易。从此以后，掠贩契约苦力出洋的买卖，“几乎完全为英人垄断了”。⁽²²⁷⁾但事隔不久，澳门当局又仿照香港的办法，改头换面，把非法掠卖人口，改名为“合法”招工，把囚禁奴隶的巴拉坑改名为“自由旅馆”，把契约苦力改称为“自由旅客”（或“移民”），继续进行苦力贸易。

（五）香港

1850年以后，香港对美洲的苦力贸易，由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狂潮和南北美洲种植园的需要，“前途更加光明了”。⁽²²⁸⁾在1845～1877年间，香港掠卖苦力的情况“是最坏的”。⁽²²⁹⁾西方奴隶贩子和冒险家，在这里不择手段地任意拐骗和绑架中国人，多多益善。⁽²³⁰⁾由于这里不属中国管辖，“拐骗之徒，寄迹其间，恣其所为……法令所不能及，缉捕所不能到”，“贩人渔利之风极盛”。⁽²³¹⁾

在香港，任何人都有出洋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所以，香港掠卖苦力出洋的“贸易”和与它有关的商业都获得巨大的利润。⁽²³²⁾这里，同澳门一样，曾经设有收容苦力候船出洋的“活人仓库”（Dopot，即巴拉坑），“戒备森严，行动诡秘，令人惊心动魄”。⁽²³³⁾到1906年，专门接纳出洋苦力的“客栈”，还有20家。⁽²³⁴⁾到中国口岸掠运“活人货物”（Human Cargo）的外国苦力船，一般都是先到香港船厂，改建夹层舱，舱口加装铁栅栏、铁门和甲板上的炮位，“同奴隶船一样”，⁽²³⁵⁾为了超额多装苦力，严防苦力造反或跳海逃跑，要把原来的货船改成一座囚牢船。例如，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苦力船就有三层舱位收容苦力，通常要超载苦力20%～30%。⁽²³⁶⁾苦力船远航所需食物、淡水、燃料及一切船用器材物资，在离开中国前，几乎全部都要在香港备办齐全。⁽²³⁷⁾

1861～1872年间，从香港开出的苦力船达403艘，其中英国船172艘，美国船159艘，分别占42.68%和39.45%。其他各国共72艘，占17.87%。⁽²³⁸⁾

从1851～1872年，从香港掠往南北美洲、大洋洲的契约苦力人数众多，其中掠往美国西部的共171579人；掠往英属殖民地的124108人。美国和英国共掠去295687人。可见从香港掠走的苦力，基本上由美、英两家垄断了。此外，从这里掠往古巴的契约苦力，从1852～1859年，共有6181人；掠往秘鲁的，从1850～1870年，也有5515人。⁽²³⁹⁾

美国把从香港掠去的契约苦力，称之为“赊单工”，硬说他们是自愿、自费到美国做工的“自由移民”或“自由旅客”。但曾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任职10年，专为赴美“赊单工”办理签证的托马士·金（Thomas King）在美国第44届国会调查华工问题特别委员会上作证说：“从香港运往美国的华工都是契约苦力。”苦力在头人的胁迫下，说自己是自愿自费、并未签约承工的自由旅客，借以取得去美国的签证。这是因为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对每名赴美苦力要收取3元“签证费”。签证费是“非正式收入”，另外还有其他间接收入（即贿赂），“二者是非常可观的财源”。“美国领事馆官员们的这种切身的利益，使得从香港掠卖苦力赴美的买卖，一直持续不断”。⁽²⁴⁰⁾实际上自己花钱买船票去美国的中国人，最多不过百分之三四。⁽²⁴¹⁾

在这个时期，美国基本上（特别是南部）还是一个实行奴隶制的国家。大量美国船只，因参加苦力运输而大发其财。美国一方面极力追求苦力贸易的暴利，一方面又害怕古巴、秘鲁和西印度等地方运去大量廉价苦力，对使用奴隶的美国南部种植园，构成竞争和威胁。⁽²⁴²⁾所以大喊大叫反对苦力贸易。1862年，美国曾制定一项法案，禁止美国公民和船只从事苦力贸易。1867年，美国为了建造铁路，需要廉价劳力，特别组织了太平洋邮船公司专航香港至旧金山一线。尽管盈利累累，美国政府每年还给该公司500万元的补助。当时有几批预定从香港运往美国新奥尔良的“活人货物”，在开船前纷纷跳海，企图逃跑，淹死许多人。⁽²⁴³⁾1878年11月15日，香港华东医院向殖民政府报告：“美国苦力船‘查理士·欧克号’（Charles Oak）装运的全是被卖为奴隶的契约苦力”。⁽²⁴⁴⁾甚至到1904年9月，香港大法官在判处掠卖苦力出洋的拐匪时还说，“事实证明，在香港绑架无知华民出洋的事，久已盛行。那座囚禁苦力的巴拉坑，就是香港工部局设计的。‘头人’强迫华工当官诡称自愿自费出洋，或者用冒名顶替的办法将苦力蒙混出海，已成为家常便饭，历来如此”。⁽²⁴⁵⁾据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说，香港的苦力掳掠和澳门一样。⁽²⁴⁶⁾香港移民局官员司马理（Smale）和怀特奥尔（J.Whiltal）坦率承认，香港存在绑架苦力的暴行，并指出：“如果不是英国以武力在中国夺得立足点，苦力贸易本来是无从发生的。……对于这种不断为人类文明抹黑的苦力贸易，英国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²⁴⁷⁾截至1872年，从香港出口的苦力比澳门的人数多三分之一。

总之，香港是掠卖苦力的大本营，所谓“自愿、自费”，“自由出洋”纯属欺世之谈。而清政府主管各国招工事务的总理衙门，竟然也随声附和，说什么赊单工是“不待承招，自愿自费，自行出洋，别无招致之法（按：这就是说并非出于拐骗），本系毫无禁阻”；并承认中国同各国签订招工条约章程，“均不适用于赊单工”。⁽²⁴⁸⁾这就为南洋“猪仔”贩卖和掠往美国和英属殖民地的赊单苦力，大开方便之门。靠垄断非洲奴隶贸易起家的英国，和长期使用奴隶的美国，都成了苦力奴隶的“救世主”，而清政府还说旧金山因“善待华工而致富”。⁽²⁴⁹⁾（关于1851～1872年从香港掠往美洲、东南亚和大洋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华工人数和载运苦力的西方船只数，参阅附录统计表1、2、3。）

（六）上海

五口通商以后，英、美、法等西方入侵者都曾在上海掳掠苦力。早在1849年，上海英商祥胜洋行就曾租雇1艘美国苦力船“亚玛三号”掠去200名，运往旧金山，每名苦力都同这位英商签订了契约。这是一件典型的所谓“赊单苦力”契约。现在旧金山历史博物馆（Wells Fango History Room）藏有一份原件，因其具有历史价值，现将原件照录如下：

合同立议约。今有祥胜行特雇花旗国船，名亚玛三，装运自愿出洋佣工之人，驶往加拉呢哑国（即加州）兰嘶戈口（即旧金山），代为寻觅生理。自上海起行，一应伙食船钞等费，俱系祥胜行东家代为应付。到彼处尚需东家代荐生理，其代付之银理应归还，俟生理定确，即向本东家预支伙食船钞水脚洋银，每人壹佰贰拾伍元，交还祥胜行东家亲收。即向该处雇为作工之商议定，每月扣去工金若干，待一切扣清，方照月付银。此系两愿，不得异言。今欲有凭，立此议约，各执一纸为照。

①《地平线》，双月刊，1978年12月，第2期；卓启扬：《1850～1880年赴美华工》（Kil Young Zo，Chinese Emigration into U.S.A.1850-1880），第85页；邱平：《加州的华工》（Ping-Chui，Chinese Laborers in California），第12页。

可以肯定，这批运往旧金山的华工是当地白人淘金集团早期直接从上海掠去的。1849年秋天，米拉（James O’Meara）到过旧金山的金矿地。那时旧金山已有几百名华人，都不是契约华工。他在矿区没有看到华工在金矿厂淘金。⁽²⁵⁰⁾因为这艘“亚玛三号”，1849年10月15日才到达旧金山。这是从中国到旧金山载来百人以上的第一条苦力船。⁽²⁵¹⁾毫无疑问，所载华工并非自愿，而是在上海及附近县乡直接掠捕的。当时有记载说，“英夷捉人于上海，乡人卖布粜米，独行夷场（租界）者，辄被掠去，积数月，竟失数百人”。⁽²⁵²⁾

西方入侵者在上海掠卖苦力，屡次遭到上海人民的反抗。1857年12月，一艘美国苦力船“犹太浪人号”（Wandering Jews）在上海掠去650人，被群众检举，经上海苏松太道薛焕向驻沪美领提出交涉。美领奈卜（Knapp）等诺言搪塞，诡称该船长提出保证并交付保证金，只从上海载客去厦门，绝非开往古巴，所以准许该船结关。“犹太浪人号”是一艘1100吨的大船，开到吴淞口外加装苦力。货主（即托运人）是西班牙的苦力贩子洛宁佐·索托（Lonenzo Soto），代理商是英国人康诺利。他找到1名中国拐匪，在上海附近乡间，拐骗乡民。该船泊在吴淞，时间很长，船上已关押300名苦力。当薛焕会同驻沪美领上船查问被囚禁船上的“苦力”时，他们纷纷下跪，请求放他们上岸。据说，拐子给了三块钱，请他们上船做工，上船后即被关起来。他们中知道要去古巴做工的不超过30人，其余多以为要送到上海当兵。有一部分人因怕事后受刑，承认自愿出洋做工。而中国当局则表示，自愿者可准其出洋。当新任美领向船长卡尔登查问：是否曾向美领馆提出过保证和押金，保证该船只装去厦门的旅客，决不装苦力出洋时，他说：从未做过这种保证，更未交付押金。原来，前任驻沪美领奈卜和副领事小布拉特雷与这次掠卖苦力去古巴有利害牵连，所以任意撒谎。这条苦力船泊在吴淞接装苦力，4个月后，于1858年1月31日开往厦门，于2月3日在驻厦美领多迪的庇护下，加装苦力后，开往古巴。⁽²⁵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侵略者气焰更加嚣张。英、法占领军在广州强行设立招工公所，搞所谓的“合法化”招工，如愿以偿。法国同西班牙勾结，设立联合招工馆，专为古巴输送苦力。1859年夏，西班牙的苦力贩子租雇法国苦力船来到上海，泊在吴淞口接装苦力。该船雇得4名中国拐匪，开始“用术拐骗，继则在僻地捉人”。上海苏松太道照会英、美、法三国领事，加以制止。三领事诡称不知情。6月30日，船上苦力起事。一些苦力在逃跑中被船上开枪打死，以致“群情汹汹”。在此同时，大批愤怒的群众，聚集在洋泾浜马路，拦截掳人匪徒。适有英船水手2人路过，被群众指为掳人之人，群相横殴。时驻沪英领事李泰国见状上前劝解，群众指为外国苦力贩子。李当场被刺伤。与李泰国同行的医生合信（Hobson）逃到一间木匠铺躲避。事态扩大后，法军舰开进黄浦江，英、美、法三国在洋泾浜集会，安设炮位，进行威胁。经苏松太道据理交涉，侵略者掳人理屈，慑于群众声势，只得承认追回原船，放回掳去的苦力157人，并索回每人身价洋50元。这只是6月20日以前掳去的一批，6月20日以后掳去的人，没有追回。4名为虎作伥的拐匪，被捕获就地正法。另外，6月11日在宝山县属吴淞口外，曾截获渔船1只，船上有1名外国人和被拐苦力34人。同一天在上海东乡，有2名掳人的外国水手被乡民殴毙。这是西方侵略者在上海行凶掳人的又一铁证。⁽²⁵⁴⁾

1874年前，西方侵略者从我国沿海口岸掠卖苦力运往南、北美洲的情况，略如上述。另据卫三畏估计，从1850～1875年的25年间，通过苦力贸易掠卖出洋的契约苦力，共约50万人⁽²⁵⁵⁾（不包括南洋猪仔和去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的赊单工）。另据舒文丁格（Schwendinger）估计，这个时期运往海外各地的契约苦力共有75万人。⁽²⁵⁶⁾这个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45～1859年上半期是明目张胆的暴力掳掠时期；从1859～1874年是“合法化”招工阶段。所谓“合法化”招工不外凭借条约特权，为暴力掳掠找到一块遮羞布而更加有恃无恐罢了。

这里还应提到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妇女儿童的掳掠。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在华南各地为圭亚那招工时，英国殖民部曾指示招工专员要极力资助华工家属子女同行。⁽²⁵⁷⁾西班牙和法国苦力贩子包揽苦力掠卖的合同，都列有专条要取得一定比例的女性。其目的是为了长期留华工以及在当地繁殖后代。到了19世纪晚期，葡萄牙人就深入厦门、宁波、慈溪、镇海等地专门拐贩幼女。⁽²⁵⁸⁾19世纪中期以后，旧金山的商人除了掠贩赊单苦力外，还开设妓院。从广州、香港拐去一批批贫苦妇女，操皮肉生涯，契约期至少4年。平均每天接客7次，每次收费38美分，4年要为老板挣得3400余美元。一家妓院平均9个妓女，除去开支，老板每年的净利至少有5000美元。1852～1873年，旧金山一家专门贩卖中国妇女的协意堂（Hip Yee Tong）贩卖600名中国妓女，获得20万美元的净利。⁽²⁵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