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开发与民族经济

自然资源是民族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一个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种类的多少、数量的大小和质量的优劣，已成为决定其经济实力、生活水平、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深度及其合理程度，则反映了该地区生产力的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人口的急剧增长，一方面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盲目开发资源，造成了资源日趋枯竭、环境恶化的后果。资源短缺和人口剧增、环境恶化一起，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三大严重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资源，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便成为本章研究的重点。

一、开发丰富资源带动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要求

当前我国的民族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我国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方面事实上不平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逐渐扩大，必然会使少数民族产生心理不平衡，影响各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因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重视民族问题，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和要求，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江泽民同志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同全国其它地区的现代化，少数民族的振兴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推进各民族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进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积极创造条件，加速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民族经济发展的潜在的巨大源泉和动力。加快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资源开发，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党和国家对通过资源开发促进和带动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较为重视。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这些措施主要是：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积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又着重强调：“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这为今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也作出了加速中西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的决定，并采取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等措施。1998年中央增发1000亿元国债，并由银行配套1000亿元贷款，用于基础建设，重点也使用在中西部地区。

上述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体现了党和国家坚持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发挥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富集的优势，通过开发资源，促进和带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二、资源开发带动民族经济发展的表现

建国50年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重大资源的开发有：东北的森林，内蒙古的铁矿和煤矿，甘肃、宁夏境内黄河上游的水电，新疆的石油，川西的森林和矿藏，贵州的煤和有色金属，广西的水电和有色金属，云南的锡、铁和热带植物资源，海南岛的热带植物资源，等等。各民族自治地方，也对丰富的矿产、水能、森林、畜牧业资源和各种土特产品资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利用，从而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和带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资源开发对民族地区经济面貌所起的重大变化，“最突出的作用在于把工业文明输入到少数民族社会中。”实践证明，一项重大资源开发的建设项目的完成，就伴随着一个工业城镇的新建。包头钢城出现在昔日荒凉的内蒙古草原上，冶金工业城渡口市耸立在川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克拉玛依石油城崛起于新疆的戈壁沙漠中，等等。这些新兴的工业城镇，是现代化产业基地的标志。它们使长期生活在贫困落后中的少数民族，看到了美好未来的前景，鼓舞着各族人民去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资源开发形成的骨干工业，带动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宁夏石嘴山市的建立，以煤炭工业为骨干，带动了13个工业部门的建立。川西南的渡口市，以采矿与钢铁生产为主体，建立煤炭、火力发电、交通等相配套部门。资源开发所形成的骨干工业，对于各个工业部门发展的带动，最终形成民族地区合理产业结构的企业群，提供了良好的开端；随着国家建设项目的兴办，一批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成长起来，培养了少数民族一代新型产业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与民族地区同业的汉族人员一起，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生力军。

随着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建起了相当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具有资金雄厚，技术设备先进，人员素质高，管理健全，辐射力较强，联动效应较高等优势，是地方重多小企业所无法比拟的。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可以带动一大批小企业。小企业是大中型企业发展的依托，大中型企业须靠小企业配套。在这种协作体系中，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使小型企业从大中型企业得到技术、资金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也使大中型企业从小企业及时获得价廉物美的零部件、原料。这样就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更好地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总之，随着资源的开发和大中型企业的兴建，大量的资金，各种技术人才，就流向这些地区，组合成为民族地区先进的生产力。资源开发后，就有了能源和各种原材料，地方工业也就随之发展起来，并促进地方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开发重大资源的地方，由于生产力配置的相对集中，将出现新兴的城镇，由此而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资源的开发，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兴建和新兴城市的崛起，使先进的生产力向民族地区延伸，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贡献。

三、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利益较好结合的典型

50年来，为开发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所兴办的一批能矿企业对改变当地面貌和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注意通过开发资源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调整资源开发企业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一批资源开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利益很好结合的典型企业。如广西平果铝业公司、云南新平鲁奎山铁矿、新疆三大油田探索油气开发等，其中广西平果铝业公司拉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验尤为引人注目。

据调查，开发桂西丰富的铝土矿资源而迅速崛起的平果铝业公司（以下简称“平果铝”），为壮乡特别是百色革命老区、平果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平果县以铝业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群蓬勃兴起并迅速壮大，建筑、建材、运输业和第三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社会面貌有了根本改变。

（1）带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平果县在1949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1949年后也只有农机厂、酒厂等几个技术装备简陋的小企业。一直到平果铝决定上马前的1985年，全县的工业总产值仅3700万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平果铝一期工程于1991年开工后，平果县根据“借铝兴平”的思路，围绕适应平果铝生产生活需要选择辐射项目，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到1997年，全县乡级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已有101个，总产值24980万元，是1985年的6.75倍。目前，平果县效益较好的大都是与平果铝配套的企业，如县氟化盐厂、运输公司、水泥厂和饮料厂等，它们均已成为平果县的骨干企业。

平果铝的建成投产带动了广西电力、煤炭、化学工业的发展。平果铝是广西电业最大的用户，仅电解铝厂年16亿度的用电量就相当于首府南宁市的用电总量，每年电费5亿多元。平果铝每年消耗广西产煤炭45万吨，碱3万吨，其它原材料和消耗品也大部分由广西地方供应，在这方面受益最大的是右江矿务局和南宁化学工业公司。田东县小龙矿是平果铝的配套矿，年供平果铝褐煤20万吨左右；南宁化学工业公司是平果铝生产原料的一大来源基地，年产烧碱6万吨，其中50％以上为平果铝采用，企业经济效益较好，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和中国化工百强企业之一。

平果铝还为其它铝厂提供技术人才和优质原料。由平果铝提供原料和技术，投资1.6亿元建成的隆林铝厂年产电解铝1.2万吨，每年可为地方提供近3000万元的财政收入，已经成为隆林各族自治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地处荔浦县的桂林铝材厂是较早使用平果铝优质铝锭的铝材加工企业，总投资4000多万元，是广西最大的铝型材生产厂家之一，年产值超过亿元，创利税1500多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为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改变了周边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近邻的平果县马头、新安、果化三镇依靠平果铝的辐射，积极发展建材、塑料编织、冶炼、食品、饮料、服装等乡镇企业，被评为百色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十强乡镇之三。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平果铝基地所在的马头镇雷感村，1990年前，这里的壮族农民单纯种植玉米和稻谷，人均纯收入仅450元。看着平果铝一开工建设，他们就联户组建了25个采石场，10个采沙场，4个砖厂和1个建筑安装公司，为工程提供大量的砖、木、灰、沙、石和建筑安装配套服务，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和突破传统的发展技能，一跃而成为平果县的首富村。1997年，该村人均纯收入3580元，是1990年的8倍，集体固定资产100万元。该村945户4120人，现有手扶拖拉机150台、摩托车180辆、货运卡车4辆、微型汽车18辆、小轿车6辆；彩电、冰箱、洗衣机、液化气灶、组合柜等高档家电、家具进入普通壮族农家，大部分农户盖起了新楼房。乡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3）大幅度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平果铝已成为百色地区国税、地税系统最大、最重要的税源。平果县的财政总收入，1990年不足千万元，1997年就已超亿元，增长了10倍多。1997年，平果县财政总收入11253万元，其中平果铝提供的收入达6631万元，占平果县财政总收入的58.93%。平果铝从1995年9月正式投产至1997年底，上交国家的各种税款达10490万元，其中归平果县级财政收入4734万元，占县级财政收入的30.4%。平果铝交纳的税费，使平果县财政收入的增量跃居百色地区首位，为地方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开启了可靠的资金来源。

（4）推动了平果县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了县城的城市化进程。1993年，全县开通了程控电话，由平果铝出资270万元帮助建设的邕色（南宁一百色）微波通信线路和县微波通信站投入使用，使平果县的通信设施跨越了30年。一批较大的商场、饭店、集贸市场开张营业，形成了以县城和平果铝为中心的两个商业区和遍布全县的大小商业网点。1987年前，平果县城的面积仅1.4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万，现已扩展到12平方公里（其中平果铝8平方公里），人口已达8万（其中平果铝2万）。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

（5）注意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进厂工作。平果铝新招的2000余名工人和吸纳的千名大中专毕业生中，仅百色地区籍的（主要是当地壮族）就占63%。农耕族群，如饥似渴地接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渗透，传统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由此大大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团结，促进了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

平果铝一期工程于1995建成并正常投产，短短两年后，平果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就于1997年荣膺自治区脱贫先进县，全县贫困人口的比重由1986年的67.3％下降到6.8%，提前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广西各县市总产出平均增长速度的排位中，平果县从“六五”期间的第74位上升到“八五”期间的第4位，第二产业平均增长速度从“六五”期间的第73位上升到“八五”期间的第3位。平果铝的崛起，与红水河几座大型水电站、南昆铁路大动脉、邕色（南宁一百色）二级公路的建设相匹配，互联互动，使百色革命老区以至桂西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旧貌正在加速改变。

近十年来，平果铝与平果县甚至更远的辐射地区关系密切、和睦、融洽，形成了团结奋进的祥和氛围。平果铝推行社会化协作，在地方发展相关的配套企业，互惠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体，对地方经济发展真正起到了“拉动”作用，同时也减轻了企业大而全所形成的负担。平果铝不仅具有国际一流的设备和技术，也具有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队伍和管理人员。通过企业的拉动，地方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也有较大提高，这为地方实施科技兴区、科技兴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又如云南新平鲁奎山铁矿的开发。1987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将鲁奎山铁矿作为云南省矿业开发的改革试点，确定了既要开发铁矿资源，又要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由大企业投资，地方办矿，走联合开发，共同发展的道路。由昆明钢铁公司投资提供有偿无息资金和技术力量，把鲁奎山铁矿列为“七五”期间昆钢改扩建的配套项目之一。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负责承担鲁奎山铁矿的建设和生产，矿山建成投产后经营活动由玉溪、新平地县两级有关部门管理，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偿还昆钢借款。从而使昆钢获得了稳定的优质铁矿石供应，而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则得到了一个固定资产近6000万元并有一定技术力量的现代化中型矿山，并为地方财政提供了财源，县财政收入在铁矿投产初期连续两年增长率近20%，每年仅从矿山征税所得即达全县财政收入的20％左右。在鲁奎山铁矿开发的带动下，矿山所在的扬武镇乡镇企业包括乡镇村办采矿业和为采矿业服务的运输业、建筑业、饮食服务业都得以迅速发展，在鲁奎山铁矿的支持下，解决了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供水用电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矿山所在的彝族聚居区丕且模村农民人均收入10年翻了17倍，并且促进了扬武镇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而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大大地促进了扬武镇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再如，新疆三大油田油气开发也非常注意与地方经济统筹兼顾、共同发展。如油田后勤服务、运输等由当地民族自治地方承包，物资供应在同等条件下尽量从当地解决。1991年新疆境内工商企业在为塔里木石油会战服务中收益9亿元，占塔里木总投资的41％。

实践证明，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所兴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只要注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就能迅速地促进和带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反之，虽然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开发了，现代化的大企业也建立起来了，但当地少数民族却依然贫困如固，二元经济结构难以弱化。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表现

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并存着以传统落后生产技术为基础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二元经济结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两个部门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地理上的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工业总是先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而余下的空间则成为区位上不发育的边缘，这样在空间组织上必然表现为一种“二元结构”或“核心——边缘结构”，即：由先进的、相对发达的核心区与落后的、不发达的边缘区组成的空间系统。区域核心——边缘关系的最低层次为城乡关系。城市是现代部门的区位，效率高；乡村是传统部门的区位，效率低。区域二元结构的基本关系表现为：核心区经济发展条件优越、经济效益较高，政治机构集中，因而处于支配地位；边缘区则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政治力量分散，因而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核心区从事制成品的生产，边缘区从事初级产品（农业、矿业等）的生产。因此，区域二元结构实质上是一种垂直分工关系。在这种分工关系中，由于制成品比初级产品的收入弹性高、生产率上升快，边缘区会因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而处于不利地位。如果边缘区在区际贸易中受到严重损害，以致百业凋敝，市场萎缩，地方农矿资源与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那么也必将反过来影响核心区的发展。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这种理论，一个农业国产生二元经济结构是由工业化进程引起的。二元经济结构相对于只有传统农业部门的一元经济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如果长期保留甚至强化这种二元结构，就会在经济和社会上加剧这两个部门的互相摩擦，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除具有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相似的普同性之外，还具有引人注目的典型性与多重性。”（1）由中央各部门集中投资的外来现代工业与包括乡镇工业在内的薄弱的地方工业形成鲜明对照。两者之间在固定资产存量、技术装备水平、生产规模与科技人才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外来现代工业与地方工业之间，因行政壁垒而缺乏协调发展，其产业的关联度较低。（2）先进的现代工业与落后的农牧业经济形成强烈反差。西部民族地区的多数农村和牧区，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粗放的手工劳作、原始落后的工具与技术、产品结构单

一、生产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市场发育较低。一些偏远的地方，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畅，少数民族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尤其是远离城镇，散布在落后农牧区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孤岛，与传统农牧区的落后贫困所形成的反差更为明显。正所谓“墙内火箭卫星，墙外刀耕火种”。（3）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的隔离。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与都市化道路，使西部民族地区二元结构中的城乡隔离尤为突出。它使劳动力、资源、技术甚至产业部门等等，都被分割为城乡两大板块。城乡壁垒切断了民族地区城市与传统农村之间的天然联系，既不利于少数民族本身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也不利于机器大工业的力量在民族地区农村扩散。

二、资源开发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就一个大的区域（自治区、省）而言，自从有了现代工业，区域内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便普遍地存在着。而对于一个封闭偏远的较小区域（县、乡村）来说，随着资源开发，建起了工业企业，这样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就更突出。国家在民族地区进行自然资源的开发，所建立的产业基地多数不在城市里，而是处于民族地区的偏僻乡村。“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设备与同一空间的农村古老生产技术条件相脱节地并存着，基地内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民族地区进行重大资源开发兴办企业，一开始就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尤其在“三线建设”时期，这些特点更强化了。这是因为，企业在进行基本建设时，所需要的物资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采购；企业在进行生产中得不到当地所有生产环节、劳务以及外购件上的配合；企业在产业结构的关联上与民族地区的经济严重脱节。各种设备和技术力量不能就近为民族经济服务，各种生产要素发挥不出潜能。企业的生产和企业职工生活，在当地民族地区找不到可依托的基地。被迫搞“大而全”，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原因，从客观条件来说，一是民族地区本身经济技术水平落后，与国家建设的企业差距太大，失去经济上衔接的条件。二是企业的协作关系、产品市场、物资供应都在东部和中部各大中城市。从主观条件来说，是产品经济体制形成了部门之间的分割，企业的组织结构的封闭。

按理说，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开发后，应该带动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从而弱化二元经济结构。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当一部分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中型企业与当地经济和少数民族的发展结合得不够。一些地方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发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的贫困落后面貌。相反，在有些地方却因开发资源，而使当地少数民族失去了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搬迁后由于难以适应异地而生活困难。有的地方开发了大铁矿，建立了现代化的钢铁工业基地，而当地的少数民族却没有解决温饱；许多大水库、大电站建成投产了，淹没了土地的少数民族被迫搬上山，自己却连电灯都没有用上，没有水喝。有的临近大电站的民族自治县县城却因用不起电或被拉闸限电；大农场、林场、橡胶园建成了，但当地的少数民族却还贫困。有些地方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污染，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化又加剧了少数民族的贫困。二元经济结构，不仅缺乏经济活力，而且还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乃至于冲突。在资源开发之前，当地少数民族由于封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去过大中城市，看不到现代化大工厂、大电站，并不了解城里人生活方式。而今，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建起来了，少数民族见到了他们过去没有见到的东西，其眼界虽然开阔了，但心中的不平衡则更强了。为什么现代化的大企业侵占了自己世代耕种的土地，而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重大资源开发，由国家统包统办，高度集中统一，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矛盾不少，脱离了当地的工农业生产，未能有效地促进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未能把当地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开发重大资源的行列中来。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至今不少地方的厂群矛盾、矿群矛盾、库群矛盾、场群矛盾仍然尖锐复杂，纠纷此起彼伏，变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可见，如果自然资源开发不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那么，二元经济结构难以弱化，反而会强化二元经济的对立。

三、二元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弱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二元经济结构将长期存在，非短期内所能消除。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一个较落后的层面上，因而要在短期内消除或弱化二元经济结构难度则更大。

从长远来看，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少数民族群众的眼界的开阔，国家开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的不断配套，国家进一步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将会得到弱化。因为产品经济体制下的无偿调拨已经不复存在，资源开发企业与地方的联系也会更紧密。企业必须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客观上要求企业加强与地方的联系，得到地方的有力支持，因此，国家资源开发企业也会进一步帮助当地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由此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立将会得到逐步缓和。

弱化二元经济结构，就要把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我国的多项法律早已就此作出了明文规定。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18条又规定：“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2条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在《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中，均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帮助的政策是一贯的。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民族地区兴办的企业，都要采取切实措施，使少数民族干部和职工在企业中有一定的比例，并对他们加强培养和提高。我们一定要使少数民族从开发当地资源中得到经济实惠。”李鹏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家和有关部门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兴办工厂企业，建设各种项目和基地，都要树立着眼于带动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要同当地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有些配套产品要尽可能地让给地方去生产，服务性社会事业要尽可能地依靠地方去办，并且切实注意从当地少数民族中招收职工，培养人才。”

弱化二元经济结构，要求建在民族地区的企业要为当地少数民族建设作出贡献，成为现代化先进民族的坚实基础。在已开发了重大资源，建成了较大企业，特别是已出现了新兴工业城市的地方，要采取多种措施，充分发挥这些大企业或城市的辐射功能，推动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不搞“小社会”，加强社会化协作。国家开始在民族地区开发重大资源，兴建大型企业的时候，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做到既开发了资源，增加了国家财富，又繁荣了当地少数民族经济。通过中央、地方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资源，联合经营企业，实现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尤其是发展乡镇企业来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并存格局。乡镇企业是弥合城乡经济二元间的差距、消除隔阂，促进城乡经济交汇、融合的中介力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强他们与区内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密切协作，充分利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辐射作用，带动乡镇企业发展，促进了城乡工业的有机结合与协调。

加快优势资源的开发，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是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而有效途径。但在资源开发中要求对民族地区资源进行合理、有序、高效的开发利用，要求把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助于缓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立。当前，民族地区在资源开发中存在一些问题：资源开发中缺乏必要的统一协调，加剧了资源性产品市场疲软；基础设施落后仍制约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国家和民族自治地区的利益分配不尽合理；粗放经营导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资源开发的审批权过于严格，对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不利等等。解决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到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和社会稳定。今后民族地区在开发资源过程中，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一、资源开发需要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协调

在开发民族地区丰富资源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建立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资源开发协调机构，加强对民族地区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科学管理，清理整顿资源开发市场，并坚决制止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使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避免资源以不合理的方式占有，造成不合理的经济效益分配格局。国家应尽快设立专门的国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制定法规，实施管理、调节、监督等职能。并实行“政企分开”的管理方式，避免各级政府各自为政、忽视资源政策和管理的现象。国家作为资源的所有者对资源的使用者征收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协调由于资源条件不同产生的经济利益差距，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使资源使用者之间平等竞争，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合理利用。

二、资源开发需要国家的优惠政策扶持

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和投资力度，把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结合起来。要加强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的建设，国家应继续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实施倾斜政策，并在新增国家债券发放和政策性银行贷款上优先照顾民族地区的投资需求，大力发展铁路和公路建设，加快水电开发和电网建设。国家在安排地区建设布局时，应充分考虑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丰富而基础又比较落后的实际，多安排一些开发性建设项目，并按照加长产业链的思路，帮助这些地区依托优势资源发展加工增值产业。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

在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给民族地区更多优惠。对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骨干项目，在地方配套资金比例、贷款利率及偿还期限等给予优惠。并在民族地区的一些城市开办资本市场，在分配建设债券额度和批准上市公司时给予优先，拓宽融资渠道。

对民族地区实行较为宽松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组织民族地区参与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利用外资和技术开发，利用当地资源、矿产、旅游等资源以及发展加工工业，适当放宽对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资源的开发利用限制。在外贸出口配额、出口退税方面给自治区一定自主权。

合理调整国家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关系。今后在利益分配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群众自下而上发展的需要，坚持放权让利的原则，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资源配置和税收分成比例，应对占用的土地和草场给予合理补偿，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作出长远合理的安排，建立新型的互惠互利关系。

三、搞好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民族地区既是自然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系统相当脆弱的地区。近些年来，由于技术手段的落后，人们急功近利和缺乏严格规范的管理，一些地方对资源的无序、过度、不合理开发已使那里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和突出。主要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资源开发导致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止。丰富的自然资源受到掠夺性开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因此，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一定要作好环境保护，资源开发要与环境承载能力相统一，努力使资源开发收益大于环境成本，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应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人口发展、环境保护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保护好生态环境。从过去孤立保护环境转变为保护环境与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做到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国家要加强对民族地区资源的综合开发，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对发展集约农业、生态农业、资源节约型工业项目予以支持，对沙漠化、石漠化治理和江河源头天然林保护应纳入国家计划，并设立“生态发展基金”。同时也要注意到天然林禁伐的范围，因为涉及到东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地方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木材生产，禁伐后，不可避免地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出现暂时困难。比如，长江上游天然林禁伐后，对当地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天然林区所在地的地方财政将大大减收。在川西的一些县过去是典型的“木头财政”，靠木头吃饭，许多县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木头，甘孜州的新龙县达到95％以上。天然林禁伐后，财源断了，每年川西将减少财政收入2.35亿元，其中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就占2亿。天然林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将减少收入，这主要是林区群众为采伐、运输、加工提供服务的劳务费，如川西某县有700辆木材运输车，现在无运输原料。以天然林木材为加工原料的加工企业将面临困难，失去了原料基地。禁伐后，地方的重点森工企业和地方国有采伐企业也将受到很大影响。这些都需要国家作出统一的安排，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扶持民族经济的发展。

四、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体系，推进资源价格合理化

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理顺资源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与加工制成品的价格比例关系，保护资源调出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商品高价、原料低价”的价格体系，造成价格严重扭曲现象，因而很难推动资源节约利用，生产中对节约资源的设施和技术投资往往要大于原材料或能源的成本投入，企业在这方面动力不足。因此，要推进资源价格合理化。在资源价格的改革中，首先要认识到“资源有价”，即所有的自然资源包括未经人类劳动参与，尚未参与交易的都是有价值的。如矿藏，深埋于荒山野岭之间、地表深处，是大自然多年物理动力、化学反应生成的。在没有得到人类的开发之前，就具备了其自身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价值，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工农业生产对空气污染程度的加重，洁净的空气在环境评价时也具有了价值。这种自然资源的价值观与价值论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我国1986年颁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和资源补偿费。”由于体制改革不配套，有许多矿产资源仍停留在无价和无偿开采阶段。在推行采矿证的过程中，不少矿点因种种缘由不登记，不执行采矿证制度，逃避资源税；资源补偿根据矿产开发量征收，也因各种阻碍很难征收上来。另外，依据开发量征收资源补偿费也存在着弊病，由于缺少“贫富矿兼采”的开采约束，影响了矿山资源的回采率，形成开采总量与储藏量相差甚远的浪费现象。为杜绝这种破坏性的开采应改变资源无价的观念，改进资源补偿费的计征方法。资源补偿费应依据所采矿山的资源储量与开采量相结合的计算征收，对于浪费的资源储量加倍征收，达到激励采矿单位对复杂矿层和贫矿兼采的目的，这样才有利于资源的整体合理开发与保护。

资源价格的合理性应该充分体现出资源的自然丰度、稀缺性、供求关系和开发利用条件。资源的价格不仅要从其开发利用为社会增加财富计算，而且还要从耗竭程度计算，以保证永续利用的自然资源基础。资源价格随其稀缺度的上升而上调，有利于强化人们对资源的珍惜。随供求紧张程度调整，有利于促使人们对替代物的开发，导致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提高。随开发条件难易程度调整，有助于矿藏资源的深度开发，提高利用率。可见，符合价值规律的资源价格是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前提保证。但解决资源问题关键在于走资源集约化经营的道路，要尽力保护资源，尽可能改变资源节约利用水平低下的状况。只有加大改革的力度，冲破决策主体和利益多元的资源管理格局，价格的调整才能缓解资源的稀缺性。

五、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认真搞好市场开拓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目前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相当严峻。其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源性初级产品的指令性价格偏低且缺乏弹性；二是远离中心城市，经济信息不灵，市场反馈迟缓，应变能力较弱；三是市场发育程度低、体系不健全，这也使得市场机制难以真正发挥调节作用。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最根本出路，除了国家在以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放开和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力培育各级、各类市场，从而建立、健全市场体系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企业必须把研究市场，开拓市场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要促使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按照新的市场经济运作规则和方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用体制创新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开发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的根本目的在于带动民族经济发展。因此，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还要与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相结合，既适应市场的客观需要，又符合当地发展的整体要求。民族地区在制定地区发展战略时，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找准市场定位，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资源开发型经济格局，并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形成一个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区域经济。要集中一定的财力，对那些有发展前途又能起支柱带动作用的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技术、人才、装备和管理上给以支持，使它们建立在较高的发展起点和基础上，并通过产业联动、技术扩散等方式，帮助和带动相同或相关产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