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均衡

第三节　政策应用：政府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均衡

下面考虑政府的各种政策如何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变化。这些政策包括工资税、就业补贴以及最低工资法等。

政府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转和均衡。例如，对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整会使得人们调整劳动力供给，从而引起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最终形成新的均衡。较高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会抑制人们外出工作的积极性，导致劳动供给减少。美国供给学派的一项主张就是通过减税来刺激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恢复经济繁荣。又如，政府还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来发放某一职业的执业执照，从而限制该职业的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均衡工资，例如，医生执业资格。表面上看是为了提高该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有的资格考试并没有太大的必要，而更多的是人为设置的“租金” 。它往往是已经取得资格的从业人员为了避免更多的人进入到该行业与自己竞争，通过游说政府来采取政策限制该行业的劳动力供给，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我们看到有资格限制的行业的工资很高，而这一高工资常被解释为高技能的应有回报，其实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政府对劳动力供给的过多限制。

政府的政策还会影响到劳动力的需求。政府要求企业交工资税（Payroll Tax）以充实社会保障计划，这会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美国，企业要按工人年收入的7.65%交工资税，在其他国家工资税率更高，德国为18.7%，瑞典为34.1%，意大利为45.2%。^[3]在中国，近年政府要求企业给所有就业者（包括农民工）交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也会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工资税增加了企业的雇佣成本，会使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左移，从而导致均衡工资和均衡雇佣数量下降。

工资税表面上是企业交纳的，但由于企业的雇佣数量和工资下降，实际上劳动者和企业共同承担了工资税。劳动力供给曲线越缺乏弹性，工资税由劳动者承担的份额就越大。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完全缺乏弹性的，表现为一条垂直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则所有的税收负担都将由劳动者承担，劳动者工资减少的部分也就等于企业交纳的工资税。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到男性劳动者的供给弹性很小，这说明企业交纳的工资税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转嫁到劳动者身上。例如，一些研究表明企业支付的工资税中大约有90%实际上是劳动者支付的，主要通过降低竞争性工资的方式。^[4]

雇佣补贴是政府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另一项政策。如果政府增加雇佣补贴，就会使企业愿意多雇佣劳动者，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就会向右移动，从而带来就业的扩大和工资的提高。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了鼓励中小企业雇佣低工资劳动者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对企业支付给每个工人的第一个4200美元^[5]以50%的税收减免，只要企业的工资总额比上一年增长超过2%。每个企业每年的税收优惠额度不能超过10万美元。这一政策使得企业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当然这样做的成本是花费了税收收入。但是，这一政策的效果也受到怀疑，因为考虑利用这一政策的中小企业比例并不高，而且只有那些本来已经准备进行就业扩张的中小企业才最有动力去利用这一政策。即没有这一政策，它们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也会增加，所以现实中雇佣数量的增加不一定是雇佣补贴政策带来的结果。

以上的政策措施只是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并没有真正妨碍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运行，没有对市场运行的结果施加影响。有的政策会直接改变市场的运行结果，例如最低工资法令。如果政府要求企业必须支付最低的工资标准，而这一工资水平又高于市场原来的均衡工资水平，就会导致出现最低限价。如图4-4所示，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W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W*，会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到L，同时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到L_s，从而会扩大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缺口，供给大于需求，由于不存在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能实现的雇佣量就由需求这条短边L决定。因而造成的结果是工资上升了，但雇佣数量下降了。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得到工作的幸运者享受到政府最低工资保障的好处。

图4-4　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而且最低工资的实行也有一个范围，它在逐步推广中，首先在某一地区或行业实行，在其他地区或行业不实行。例如，在美国最初实行最低工资的时候，只有43%的部门被涵盖在内，到了1990年涵盖率达到了88%。不同部门实行不同的工资政策的后果会怎样？让我们通过图4-5来分析一下。首先，如果最低工资只适用于涵盖部门（Covered Sector），如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在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情况下，涵盖部门与原来相比，就业数量减少，从涵盖部门中被解雇的劳动者会转移到非涵盖部门（Uncovered Sector），从而导致非涵盖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上升。

图4-5　最低工资对涵盖部门和非涵盖部门的影响

其次，如果获得有最低工资保障的工作没有人为的进入限制，涵盖部门相对较高的工资也会吸引非涵盖部门的劳动者进行就业转移，他们转移到涵盖部门以期待较高工资的工作，这会使非涵盖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从而工资得到提高。而涵盖部门由于过多的劳动力进入，能够获得最低工资工作的可能性下降了。

这一运动过程说明虽然存在着政府对工资的干预，但是只要劳动者能够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同样也会实现均衡。只是这时的均衡是：涵盖部门工资×获得最低工资工作的概率=非涵盖部门的工资。这里假设非涵盖部门没有失业，工资是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工资。如果获得有最低工资保障的工作难度非常大，则劳动者宁愿在非涵盖部门就业，获得较低的但有保证的工资。

此外，由于对不执行最低工资法的惩罚力度较小，很多企业也会不遵守最低工资法。据估计，在美国大约有40%符合最低工资条件的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少于最低工资。

由于存在以上原因，最低工资法的实行并没有造成像人们想象的那种结果——就业数量大量减少，失业率迅速上升。一般认为，最低工资法的实行主要会使得一些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者就业困难。在1987年，大约有1/3的16～19岁劳动者获得最低工资，而25岁以上的劳动者中只有5%的人获得最低工资，^[6]也就是说，年轻人是最低工资的主要影响群体。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系数在-0.1到-0.3之间。换言之，最低工资每上升10%，年轻人的就业率会下降1%～3%。这一影响系数虽然不大，但它产生的就业减少的绝对数量却可能很大。例如，美国的最低工资从3.35美元上升到4.25美元，上涨了27%，如果我们取影响系数的平均值为-0.15，则最低工资会使年轻人就业数量减少4%，这意味着有24万人会失业。

但是最近对于最低工资对就业有负面效果的论点有了更多的反驳。实证分析表明，年轻人并没有因最低工资的实行而大量失业。这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例如，劳动分工的需要使得劳动力保持固定的数量，企业劳动力调整的缓慢进行^[7]等。

更进一步地，这里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最低工资是否也是企业能够支付得起的，支付了最低工资不会给企业增加大量劳动成本，反而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就不会减少。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依据是什么？它是生存工资水平或者马克思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价值吗？如果市场形成的工资不能够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存（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尤其当企业是买方垄断时，劳动力缺乏谈判能力，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低工资就业时），政府出面干预，要求企业提高工资，按照最低工资水平支付（而且企业也有能力支付），则对劳动者、对企业、对宏观经济都是有利的。如果不是这样——最低工资高于生存工资标准，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政府的行为就会扰乱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发挥，其结果是事与愿违：在较高的最低工资水平下，与原来相比，企业的需求量减少，实际就业的数量减少，失业者增多，只有就业者能够获得较高的最低工资。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条件下，最低工资标准都在市场应有的均衡水平之下，这时政府的干预就有积极意义。它能够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减轻受剥削程度。有学者估计了美国的生存工资标准，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远远低于生存工资标准，Pollin（2002）以美国加州Santa Monica为例，估算了生存工资。他认为，美国官方的贫困线生活标准不能够合理地代表生存工资，在考虑地区价格水平差异、生活必需品估计等因素后，Pollin提出生存工资应相当于官方贫困线的160%，以一个四口之家（父母和两个小孩）为例，如果丈夫一个人工作，每年的收入应该为27949美元，这相当于13.44元的小时工资，^[8]远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生存工资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说明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剥削的存在，因为很多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低于生存工资，而且说明了工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所谓的最低工资的实行会减少就业的观点也是一个回击，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远远低于生存工资。美国加州的最低工资在Pollin做这项调查时仅为每小时5.75美元。这说明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实行，它不仅有微观意义，而且有宏观意义（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近年各地也实行了最低工资标准，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和作为弱势群体的低工资阶层的工资状况，这一政策具有正面效应。我们在下一节还将探讨在买方垄断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运用最低工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