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惕夫之谜的验证结论

里昂惕夫之谜——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证检验

要素禀赋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即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由于其严谨的推理以及与人们的常识十分符合的结论曾让多数经济学家深信不疑。然而，50年代初美籍俄国经济学家W.里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 ）所做的实证检验却得到令人震惊的结果并引发了人们对该模型的深入思考和持续检验。

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

里昂惕夫（ Vassily W. Leontief）是美国经济学家，1906年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由于他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著作有《投入—产出经济学》 、 《生产要素比例和美国的贸易结构：进一步的理论和经济分析》等。里昂惕夫所处时代最重要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惊人，同时国际贸易和分工中存在的问题也更多地显露出来，西方世界急需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里昂惕夫运用自己创造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对H—O模型进行了验证，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的结论，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丰裕的国家则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是十分突出的，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无疑是一个资本丰裕的国家，特征十分明显。按照这一原理去推论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结论相当明确：美国资本丰裕而劳动力稀缺，所以，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从理论上也赞同这一结论，为进一步验证H—O模型的正确性，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统计资料来验证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但结论则与理论判断完全相反，这一检验结果与普遍认为正确的赫—俄理论之间的矛盾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又被称为“里昂惕夫反论” 。

里昂惕夫把生产要素分为资本和劳动力两种，对美国1947年和1951年的贸易统计进行研究，在对200种商品进行分析之后，计算出每百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和劳动力含量，从而得出美国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中所含的资本和劳动密集程度，以确定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参见下表1-3 ）。

如表1-3所示，1947年人均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量与出口商品的资本量的比值是1.30 （18184∶13991 ），1951年的比值是1.06 （13726∶12977 ），尽管这两年的比值数字不同，但两个比值都说明美国出口商品比进口替代商品更表现为劳动密集型。这说明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的则是资本密集型商品。

这一研究结果是里昂惕夫始料不及的，他对此所做的结论是“美国参与国际分工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专业化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资本密集型生产专业化基础上的。换言之，这个国家是在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剩余劳动力，而不是相反”^[14]。

表1-3　美国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对国内资本和劳动的需求

里昂惕夫的验证结论发表后，西方经济学界大为震惊。因此，将这个不解之谜称为里昂惕夫之谜，并掀起了一个验证和探讨的热潮：

1.日本学者立元正弘和市村信一在1959年对日本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分析认为，1950年日本人口过剩，资本相对缺乏，是劳动力相对丰饶的国家，但当时日本出口的却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赫—俄模型相悖。这主要是由于出口中大部分是输往发展中国家的。但在日美之间的贸易上，日本出口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与赫—俄模型相吻合。

2.加拿大的瓦尔1961年用投入—产出法分析加拿大的外贸结构，发现结论与里昂惕夫一样，出口多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由于加拿大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它的外贸结构很大程度受制于后者，所以瓦尔的分析是有特殊性而不能说是外贸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3.印度学者马哈尔德瓦1962年在《印度对外贸易的结构基础》一书中提出印度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是符合赫—俄模型的，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时却又与里昂惕夫反论相一致。

4.东德学者斯托尔波和罗斯坎普1961年在牛津大学统计学院日报发表的文章《东德在国际贸易上运用投入—产出表》一文中指出，东德出口多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赫—俄模型一致。由于东德大部分贸易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而东德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丰裕度相对较高。

二、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

里昂惕夫的结论引起国际贸易学界的极大关注，除了运用投入—产出法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模式进行验证外，人们还试图解释这一悖论。里昂惕夫本人就做过这样的尝试，1956年，他提出不能忽视美国劳工与其他国家劳工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由于美国劳工的劳动生产率可以达到外国劳工的3倍，因此在计算美国的要素丰裕度时必须将美国劳动数量乘以3，再和外国比较。按此方法处理后，美国便成为一个劳动丰裕的国家。这一解释虽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但仍给后来的学者以启示。

除里昂惕夫本人的解释外，其他一些学者也都试图对里昂惕夫之谜给出解释，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

1．人力资本说。舒尔兹认为，劳动力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其中熟练劳动力身上蕴涵着更多的人力资本。各国的劳动力状况有着显著差异，有些国家劳动力素质差，以简单劳动力为主，而美国无疑是一个熟练劳动力富集的国家，这与美国资本丰裕的禀赋密切相关。由于美国的很多出口产品大量使用熟练劳动力，看起来似乎劳动所占的成本更多，然而却忽视了熟练劳动力背后的人力资本因素。里昂惕夫之所以得出美国出口产品更接近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让人难以理解的结论，就是因为他忽略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这一差异。当我们把人力资本因素考虑进去之后，很多情况下，里昂惕夫之谜就不复存在了。

2.贸易壁垒说。克拉维斯（ I. B. Kravis ）^[15]1956年的研究发现，美国受贸易保护最严重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表明美国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设置了不同的壁垒。这种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政策必然影响美国的贸易模式，导致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减少。里昂惕夫以被筛选过的进口数据为依据进行研究，得出一些另人困惑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3.需求偏好说。这种解释认为，美国对资本密集型产品有强烈的需求偏好，影响了美国的贸易模式。但是，1957年，豪萨克（ H. Houthakker ）^[16]对许多国家的家庭消费模式研究表明，各国对食物、衣物、住房以及其他商品的收入需求弹性是相近的。因此，该解释未被普遍接受。

4．要素忽略说。里昂惕夫使用的是两要素分析，即资本和劳动。然而现实经济中生产要素远不止这两个，还包括土地、自然资源等。例如，一种产品如果是资源密集型的，在两要素模型中无论被划入资本密集型产品中还是被划入劳动密集型产品中都是不妥当的，而这种不准确的划分无疑会出现问题。以自然资源开发或提炼为例，由于需要大量的资本，通常会被划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行列，由于美国对自然资源的进口依赖度很高，必然使我们从表象上看得出美国大量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结论。里昂惕夫本人对此也表赞同，他在1956年的验证中发现，如果剔除自然资源产品，里昂惕夫之谜就消失或变得不那么明显了。1971年，鲍德温（ R.E.Baldwin ）^[17]使用1958年的投入需求和1962年的贸易数据，得出美国进口/出口的资本劳动比为1.27，剔除自然资源产业后，该比率降至1.04，但未能完全消除里昂惕夫之谜。在加上人力资本后，该比率降至0.92，里昂惕夫之谜消除了。据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人力资本的忽略可能是里昂惕夫之谜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5．要素密集度颠倒：要素密集度颠倒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一种商品在劳动丰裕的国家是劳动密集品，在资本丰裕的国家是资本密集品。H—O理论成立的一个前提是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颠倒的情况。而当要素密集度颠倒存在时， H—O定理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必然失效。

现实世界是否真正存在要素密集度颠倒？有多普遍？1962年，明哈斯（B. S. Minhas ）^[18]发现，要素密集度颠倒是非常普遍的，约占其研究总数的1/3。1964年，里昂惕夫纠正了明哈斯的偏差，发现要素密集度颠倒的情况只占其所研究案例的8%，如果除去生产中大量使用自然资源的两个产业，要素密集度颠倒的发生率只占研究案例的1%。1966年，鲍尔（ D. P. S. Ball ）^[19]证实，要素密集度颠倒的情况在现实世界很少发生。一般情况下，一种商品是劳动密集品，另一种是资本密集品的假设是成立的。因此，H—O模型通常是适用的。

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是“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修正、完善了赫—俄理论，带动了众多经济学者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各种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向更加贴近经济活动实际的方向发展。同时，里昂惕夫把经济理论、数学方法和经验统计相结合，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贸易理论与实践，给后人提供了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新途径。里昂惕夫之谜成为从新古典贸易理论走向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纽带。

思考题

1.什么是重商主义？根据重商主义的观点，一国必须保持贸易顺差。在两国模型里是否可能？为什么？

2.简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3.简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4.简述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的含义。

5.“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导致失业增加，福利下降。 ”试对此进行评述。

【注释】

[1]王亚南主编：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6页。

[3]亚当·斯密： 《国富论》下卷，伦敦1954年版，第227页。

[4]亚当·斯密： 《国富论》下卷，伦敦1954年版，第227页。

[5]亚当·斯密： 《国富论》下卷，伦敦1954年版，第28页。

[6]亚当·斯密： 《国富论》下卷，伦敦1954年版，第28页。

[7]亚当·斯密： 《国富论》下卷，伦敦1954年版，第30页。

[8]《李嘉图著作和通信》第1卷，剑桥1962年版，第114页。

[9]《李嘉图著作和通信》第1卷，剑桥1962年版，第114页。

[10]《李嘉图著作和通信》第1卷，剑桥1962年版，第114页。

[1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第1卷，剑桥1962年版，第114页。

[12]由于俄林在国际贸易理论上的贡献，他与J.米德（ James Mead ）分享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3]伯尔蒂尔·俄林： 《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页。

[14]［美］里昂惕夫： 《投入—产出经济学》 ，1966年（英文版），第86页。

[15]I.B.Kravis， “Wages and Foreign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Feb. 1956，pp. 14-30.

[16]H.Houthakker，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 Patterns， ”Econometrica，Oct. 1957，pp. 532-551.

[17]R. E. Baldwin， “Determinants of the Commodity Structure of U. S.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71，pp. 126-146.

[18]B. S Minhas，“The Homophypallagic Production Function，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s and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e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pril 1962，pp.138-156.

[19]D. P. S Ball，“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Factor Costs and Factor U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 1966， pp.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