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因素

第一节　要素禀赋因素

一、要素禀赋概念

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s），又称资源禀赋，是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伯尔帝尔·俄林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提出的概念。它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总体条件，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技术条件、土地等。根据要素禀赋的可更新程度，我们可以将要素禀赋分为先天性的要素禀赋和后天性的要素禀赋，前者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环境，后者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教育技术、人口结构和资本积累等等。

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对要素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分类，要素条件中的要素指一国拥有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资源禀赋，它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资源等。波特将要素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专门要素和一般要素。初级要素是被动继承的，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然资源禀赋。它们的产生需要较少的或不那么复杂的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比如自然资源、气候、简单劳动力等。高级要素是指高科技、熟练劳动力等，它们往往需要长期的投资才能得到，高级要素才是竞争优势的长远来源。一般要素是一些适用范围广泛的要素，如电力供应和受过教育的雇员等。专业要素是指专门领域的人才、特殊的基础设施、特定领域的专门知识，如掌握光学技术的研究所等。专门要素比一般要素更能为国家提供持久的竞争优势，因为一般要素提供的仅是基本类型的竞争优势，它们在供给上许多国家都能得到，更容易被取代。

二、要素禀赋构成

（一）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在资源禀赋中是最重要的部分，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社会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是自然环境中一切对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有用的物质。一般认为，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根据其他的分类方法，还可以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耗竭性资源和非耗竭性资源，有机资源和无机资源等。这些资源有可能为使用者和占有者带来更大的未来利益，因此存在如何处理这些资源的利用时间的问题。由于地质构造、地理位置等的不同，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种类、数量、质量及其分布各不相同。这就造成了各个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从而使得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按照其偏好进行选择。

土地资源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土地即地球陆地的表面部分，它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主要空间场所。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相应的政府部门进行管理，在我国由国土资源部直接管理。土地是由气候、地貌岩石、土壤、植被和水文等自然要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自然综合体，也是人类生产劳动的产物。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进行深度和广度的开发，变资源高耗型为节约型，改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从而建立以节地为基础的资源节约型的集约化开发利用体系。土地资源的所有权问题是投资环境分析的重要方面，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包括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项权能。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环境不同，因而对土地的所有权的划分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个人只有使用权，没有转让、租赁和处置权，而美国的土地可能归联邦、州或个人所有，所有者有转让、租赁和处置权。土地所有权问题是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重点考虑的因素。

矿产资源是埋藏在地下或者分布于地表可以供人类使用的化学物质。他们在地球上富积到一定程度，才成为有利用价值的矿藏。矿产资源和工业经济密切相关，事实上，工业就是起源于矿产丰富的地区。矿藏的质量也很重要，即使有矿藏，如果品位太低，也不具有开采价值。矿产的质量指标包括矿石品位、矿石伴生有利或者有害成分、矿石结构特征等。一个地区矿产资源的多寡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的资源禀赋，从而决定了该地区的工业类型。各地区资源开发条件和开发的经济性不同，应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贯彻择优开发的原则。

水资源不仅是生命的基础，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资源，它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生活用水的来源，而且在改善地区气候和美化环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中，要对水源的流量、流速、水位等水情要素进行检测和调查。一般情况下，水资源的多寡对城市用地选择、确定建设工业项目性质、工业选址、工业规模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水资源虽然属于可再生资源，但是水资源的补给要根据地区地质结构、气候条件而定，所以应该根据水资源最大补给量来确定工业规模，如果过度使用，将会出现地下水水位下降，影响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资源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工业生产，从而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一般来说，气候之所以成为资源是由于它能够提供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原材料、能量或有利用价值的环境条件。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光、温、湿资源，海、陆、空运需要水与空气的浮力与反作用，旅游所需的绮丽风光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不能离开气候资源与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气候资源的品种并没有增多，但其价值一直处于不断的发掘之中，气候作为一种资源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气候的类型也直接或者间接的限制或者决定了某些工业类型，气候因素是制约工业生产的重要因素。

（二）劳动力资源

资源禀赋中劳动力资源是十分重要的。人口是一定时间内居住于一定区域的人的总和，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为生产活动提供劳动力资源，使得生产能够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人作为消费者为生产的产品提供消费市场，使得生产能够持续循环。

充足的人口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能够促使经济更快的发展。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吸引更多的产业，使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促进经济发展。在人口稀少、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地区，产品市场难以打开，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工业企业的发展，因此属于不利的投资环境。但是，作为一种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源的数量与结构是慢慢变动的，是优化投资环境中可以改变的因素。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即对人口数量与结构的优化。

人口是在不断变化和迁徙的，对人口数量的控制至关重要。人口稀少，劳动力资源贫乏固然不好，但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社会物质生产的需要和资源的承受能力，就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必然降低人均消费水平，特别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的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过快消耗，资源的非正常使用，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人口结构是人口素质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包括人口的自然构成（性别、年龄）和社会构成（城乡、职业、民族、文化程度等）。人口的自然构成对投资环境有一定的影响。有些行业适合妇女劳动，例如纺织业和某些电子业，有些行业适合男性劳动力，例如采矿、冶金、建筑等。人口的社会构成特别是劳动力的文化构成也会对投资环境产生很大影响。

（三）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不但决定了劳动力素质的高低，而且影响甚至决定着科技水平。教育资源是指在开发教育对象的创造潜质的过程中，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物力和人力的优化组合与合理开发。这里的物力是指办学设施的物质构成，人力主要是指担负诱导和培育教育对象健康成长、发展的教师。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在对教育对象实施有效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开发其创造潜质，塑造创造型人才，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教育资源是改变劳动力资源结构和素质的重要资源，每一个成功的工业园区都有先进的教育技术作为支撑。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教育资源得到很好利用和发挥的地区，其投资环境肯定能得到很好改善。

对我国来说，教育资源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2006年总人口已经达到近14亿，占世界人口的21%，劳动力资源在数量上十分丰富。但是我国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劳动力素质总体偏低。虽然我国的高等人才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是相对我国的人口基数来说比重仍然较低。因此教育资源成为我国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哪个地区占有了丰厚的教育资源，哪个地区就能够在知识经济的现代社会走在最前列。

美国硅谷从一个农业地区迅速成长为高科技园区，其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1885年创办的斯坦福大学对其具有深远的影响，斯坦福大学是硅谷起步的发动机，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其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其他大学，也为硅谷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美国硅谷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密集、最富有创造性的科技产业集群，创造了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史上的奇迹。硅谷不仅人种混杂，而且其人才流动从未停止过，目前在硅谷生活的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生于异国。在这里，所有人种无边界的生活在一起，各种文化互相交融，造就了惊人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又激发了创业人员的创造力。丰富的移民资源为硅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加速了硅谷人力资本的积累。

（四）科技因素

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尤其是知识经济正蓬勃兴起之时，现代科学技术对投资环境的影响更是不能忽视。科技因素关系到引资的结构、层次和投资领域，如果当地的科技水平比较低，一些科技含量高的外商项目就不会进驻，地区的竞争优势就无法得到提高，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就无法实现。从世界引资的经验看，技术性外资企业或者大型跨国公司都热衷于投资具有创新能力、科技基础设施较完备的目标地区，因为这可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力。

科技因素还会影响本国外资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这样我国吸引外资的最初目标就不能实现。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以市场换技术就是我们引资的最主要的目标，如果本国的科技水平无法跟上外资的需求，就会阻碍我国的消化吸收能力。即使能够引进某些高科技项目，但是由于我国难于消化吸收，该项目就无法融入我国的经济发展之中，最终成为掠夺我国市场的工具，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总体上科技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别，这也是我国引进外资技术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我国必须加大力度发展科技水平，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发展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引导高等教育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二是提倡和鼓励技术创新，建立和完善国家技术创新的激励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最终创造一个有持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环境；三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使得各种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可以快速、有效的进入实用领域。

三、要素禀赋理论

资源禀赋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一个地区能否成功引入投资，关键在于能否在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利用要素禀赋的优势，形成本地区的竞争优势。

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il Filip 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Beltil Gotthard Ohlin）提出了有名的要素禀赋理论，或者简称H-O原理。

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劳动力，而是多种要素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资金、技术等都是生产要素。每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的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是发展本地区资源相对充裕的产业，从而出口这些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或者本地区缺乏资源的产品。

要素禀赋理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要素禀赋理论是指生产要素供给比例说，认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也就是说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如果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国际贸易取决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有相对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因此，狭义的要素禀赋理论也被叫作生产要素供给比例说。

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除了生产要素供给比例学说以外，还包括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y），该理论不仅研究了要素价格对国际贸易的作用，而且还研究了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反作用。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不仅认为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而且还认为国际贸易将导致各国生产要素价格将趋于一致。该理论认为，虽然生产要素不能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但是由于商品能够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如果要素丰裕国大量使用本国丰裕要素进行生产，会导致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逐渐上涨，这样国际贸易将使得国际间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从而不同国家的工人取得同等的实际工资、资本获得同样的利息、土地获得同等的地租。

总之，该理论认为每个区域或者国家将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这样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这样国家或者地区就具有核心的竞争力。当然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条件十分苛刻，在现实情况下，很难满足改模型的假设要求，但是这还是说明了要素禀赋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四、要素禀赋的优化

投资环境是建立在要素禀赋的基础之上的，但投资环境不应该局限于现有的资源禀赋中。如何才能优化投资环境，调整要素禀赋中可以调整的部分，从而达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的目的，是投资者和引资者都十分关心的话题。

要素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教育资源和科技资源，其中自然资源是自动继承的资源，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改变。但是劳动力资源、教育资源和科技资源却是可以通过政府部门的作用，通过长远的规划和设计使其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具体来讲，就是在自然资源等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整体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教育资源和科技资源，从而达到优化要素禀赋的目的。

（一）劳动力资源优化

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的竞争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战略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国策，注重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利用是西方大多数国家经济得以腾飞、社会得以进步的重要因素。大力引进国外人才，积极参与对全球高科技人才的争夺则又是西方主要国家一直坚持的用人之道。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知识经济的兴起，由西方发达国家领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争夺和引进国外高科技人才的风潮，其主要特点与做法是：

第一，调整移民政策，加大技术移民力度。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长期以来就以移民为诱饵广纳世界各国贤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推进新经济的现实需要，加大了通过来移民引进入才的力度，国会通过专门立法，1990年的移民法案将每年的移民人数从80年代的大约60万增至70万人，特别是在90年代末将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名额从原来的11.5万扩增到20万人，其中新增部分主要用于引进像诸如印度等国的IT人才，为吸引科技移民大开绿灯。而且在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01-2003年度的法案中撤销了外国技术人员在美国工作所必须的签证上的有关限制。加拿大也在加紧制定更简便的技术移民入境法规，并鼓励驻外使领馆更大胆地雇用外国专家。英国、芬兰、澳大利亚乃至日本等国也纷纷在移民渠道放宽政策，打破常规，放宽限制，极力引进一些高科技人才。德国作为一个对移民控制较紧的国家，也在西方国家加紧争夺国外人才大潮的驱动下，于近年出台所谓“信息绿卡”计划，设立两万个绿卡名额，引进IT人才，目前已经出台第二批“绿卡”计划，打算从非欧盟国家网罗更多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吸引外国留学生，截留外国人才。西方许多国家的大学包括知名高校都加大了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力度，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从原来限制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去留学到积极鼓励他国留学生赴学，并且有计划、有重点地到一些国家进行招生宣传。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美国、加拿大、西欧许多国家均推行奖学金、免费教育等资助制度，尤其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开放门户。此外，西方大多数国家对于外国留学生的滞留和居住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政策，美国多年来就允许外国留学生延期居留、永久居留甚至加入其国籍。德国政府也借鉴美国经验，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外国留学生合法居留和经济移民的问题，允许外国留学生居住。法国、英国、日本近年来也允许乃至鼓励那些学有所成的外国留学生留下工作和定居。

第三，重视本国人才的回收与回流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回国效力。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芬兰等国纷纷制定相关规定，提供良好的服务，为滞留在外的学子搭好舞台让他们回来有“用武之地”。法国从1998年就制定规定，为鼓励高级研究人员回国颁发补助金制度，并为其在国外学习的大学生提供补贴，欢迎他们学成回国。

第四，西方国家将引用和争夺人才的主要矛头对准发展中国家。当今全球人才流动的态势突出地表现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存在这种现象，据统计，从1960-1986年的20多年中，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技术人才达130万人。而到9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更加凸显，西方国家利用优厚的待遇、舒适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人才的引进力度，仅这十几年流入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总数大大超过前20多年。

第五，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到处向外挖掘人才，尤其是展开对高科技人才的争夺。一是发达国家相互竞争，有美国到欧洲去寻求人才，也有欧洲到美国去，还有日本大公司到美国拉拢一些高科技人才。二是用重金收买，对于少数特别有用和奇缺的人才，西方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大都不惜以重金收买，如欧洲公司以3 000万美元的高价把一名电脑高级专家还同其企业一块买下。德国在2001年向来自6个国家的14名科学家颁发沃尔夫冈·保罗奖，其个人奖金额达230万欧元，比诺贝尔奖还高出一倍。日本以年薪25万美元收买美国的高级研究人员为之效力。三是利用国家的动乱，抢夺弱势国家的人才，特别是美国乘苏联解体及后来的震荡之机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吸走近十万名专家。

延伸阅读

哥伦比亚劳动法改革

在1999年和2001年连续两次改革之后，2002年哥伦比亚政府又一次将劳动法改革提上了日程。这项改革的提案在Uribe新政府上台后，第一年就获得了通过，由于公众对这项新的改革呼声很高，改革失败的可能性很低。前两次失败的改革，主要是缺乏某些群体的支持，例如一些反对改革的大利益集团，新政府却利用它在大利益集团中的声望迅速通过了改革。虽然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有一些改革热衷者组成的核心利益集团在为改革的成功奔走呼告，使得改革最终得以通过。虽然目前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数量比较乐观，但是要对改革效果作全面评估还为时过早。

改革背景

在1990年以前，哥伦比亚的劳动法主要目的是确保就业安全和稳定。但是对临时工合同限制和过高的遣散费使得公司很难自由雇佣和解聘员工。在1990年，第一轮改革开始了，其目的主要是降低遣散费和提升企业聘请员工的自由度。开始阶段，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在1990年到1994年，失业率从12%下降到8%，非正式工数量下降了2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

但是90年代中后期，劳动力市场情况却开始出现恶化。1993年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增加了大量的支付，非工资劳动力支付从1990年早期的42.9%增加到1996年的53%。非工资支付的另一个重要组成是覆盖所有公民的社会福利计划，总共占所有支付8%。在90年代，总劳动力成本每年平均增加3.1%，雇主也因此减少了许多就业岗位，90年代后期的萧条更加减少了劳动力需求。

1998年，新的Pastrana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也提议进行劳动法改革。劳工部的律师们根据他们在劳动纠纷方面的长期经验和1998年的一项研究发动了这项提案，该研究考察了过于严格的劳动法规的影响，过于严格的结论是基于对哥伦比亚邻国和一些OECD国家的对比得出的。第一次改革开始于1999年，由于当时宏观经济正处于动荡时期，国家采取了国际货币组织要求的紧缩性政策，再加上某些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半途夭折，没有向国会提交任何实质性立法议案。

在2000年失业率达到20.5%，2001年又开始了第二次改革。这次团队和1999年完全一样，他们在深度挖掘1990年的雇佣和解雇改革议案后，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并首次提到了工资弹性和非工资支付成本。政府内部很多部门都提供了广泛的技术型支持，包括劳工部、财政部、国家计划总署。但是新任的劳工部部长，他是前工会领导，由于改革遭到他的支持者的反对，对这项改革缺乏兴趣。改革工作从劳工部转移到了国家计划总署，但是最终议案还是没有在国会上通过，因为提案涉及的某一税种减免遭到强大的政治反对。

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些努力使得新Uribe政府能够在2002年上台后，在短短的九个月内通过劳动法改革。因为许多改革的细节已经经过了讨论和争辩，2001年负责的团队已经在国会某些利益集团、公司雇主和社会其他组织获得了支持。随着新的劳工部部长发动这次改革，新政府立即参与行动，利用获胜后的民意优势。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002年劳工法与2001年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还是在一些重要的地方进行了妥协，从而确保改革的政治可行性。保持不变的重要要素包括：

1.公司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招收学徒，而不需要纳税；

2.只要不超过48小时/周，正常的轮岗可以在每周的任意时间段进行；正常岗位时间和周日工作的加班费减少到只能高于正常工资的10%；

3.雇主可以根据小时雇用员工，只要工作的报酬、补贴和其他非工资支付也是按照工作时间比例支付；

4.如果受到不公平的解聘，遣散费应该减少，特别是当员工工龄超过10年的情况下。

改革开始

劳动法改革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以工会或者大公司的员工的反对是最强烈的，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利益更大，他们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罢工和政治抗议。他们还鼓动其他的政治团体参与反对，包括教师联盟、学生和养老金领取者。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失业员工和非正式工，他们获得正式工作的机会大大改善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组织，甚至有些团体鼓动他们反对改革。

牵涉利益相关者

在改革伊始，改革者就努力让社会意识到改革并产生共识。2000年，改革者就为各利益攸关者的代表建立了一种商议机制，包括政府、最重要的工会、主要经济部门的商业联盟、主要的政党、学术组织。最初的讨论是很具有争论性的，但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提升了问题的共识，让重要的参与者了解改革的思想，提供了选民基础，并最终营造出一种共识，使得提案能够在国会中获得快速通过。

提供社会保障支持

与1990年改革不同，2002年的改革并没有包括对员工的潜在损失提供直接补偿。但是包括了为最脆弱的人群提供社会保护的措施，以防止收入递减和失业的冲击。在哥伦比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失业保险、加强了公共养老计划和健康计划，同时也为小企业提供了小额信贷计划。另外，该法律还提供了就业补贴，政府将为那些为家庭主要提供蓝领工作的中小企业提供转移支付。法律还规定，在2004年底，应该组成一支由政府、工人和雇主代表和国会成员组成的调查组来评估改革的效果，如果结果是负面效果，法律就应该修改。

执行和维持改革

新成立的社会保护部，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卫生部合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执行新的劳工法案和社会保护计划。它和国家计划总署共同办公，因为国家计划总署包含了大部分的专业人员，而且传统上也是国家重要经济改革设计和执行的领导部门。与劳动和社会改革有关的公共组织都受社会保护部管辖。

2002法案的一些内容还有待执行，学徒合同执行的进展情况比较缓慢，主要是由于来自工会和教师工会的反对。对其他重要但是不受欢迎的改革的强调——例如中央政府改革——造成政府不得不在这些领域继续努力。培训计划改革的进展缓慢，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正专注于其他非重要的改革，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内部关于行动计划还未取得一致意见。最新的一项法规要求国家部门和私人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因此对手艺人来说，产生竞争和更多的机会，这将促进改革的进一步进行。

改革成果

要全面评估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的确出现了初始的积极信号。在2002年6月到2003年6月份，共创造了750 000多个岗位，就业率增长了5%，而同期GDP仅仅增长了3%，5%的增长率是上一年的两倍。由于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结果，单纯由劳工改革创造的就业岗位占总的新增就业的40%，其余都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非正式工所占比例从61.5%下降到60%，从1997年以来正规职业创造的岗位第一次超过了非正式岗位。在这期间，失业率从53%下降到了49%。同样重要的是，在一项最近对75个正式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41%的企业增加了就业岗位，其中20%是由于劳工改革造成的。

结论

2002年的改革和改革成果是一系列努力的最终表现，这些努力开始于1990年的第一轮劳工改革浪潮，随后就是1999年和2001年两次更近些的努力，这两次改革虽然都失败了，但还是非常有用，它们让社会达到了一种广泛的共识，有利于2002年改革的最终顺利进行。哥伦比亚的经历虽然艰苦，而且非常独特，这为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改革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经验：

1.在一项改革最终成功以前，可能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向不同的选民宣传改革。对一些政治上比较困难的改革来说，例如劳工改革，新政府第一年履行的时候是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

2.一项明智的改革，充分调研是基础，要想克服广大利益集团的反对，建立广泛共识是必须的。这些措施首先应该从政府内部开始，如果忽略了或者想当然就会造成整个改革的停滞和阻碍。

3.改革的实行需要机构的不断努力，该机构需要拥有专业知识和与各种反对利益集团斗争的决心。旷日持久的复杂的改革需要意志坚强的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心，他们始终坚持改革，即使改革涉及政治领域。这个团队的灵敏嗅觉和不懈的动力在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要。

（二）教育资源的优化

教育资源的改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投入产出的是增值的物质产品，即产出比原投入的生产资本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教育资源改善的产出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原生创造潜质的开发，通过社会化的教育和学习，开发受教育者的创造潜能，经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将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达到社会价值增值，且开发的创造潜力在使用过程中无磨损性，只有增值和可重复使用的特点。因此，教育资源改善的产出的社会功能具有多向性。教育资源投入功能的实现，还有独特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教育资源投入与产出成正相关的关系

教育资源投入有两个重要目的，通过实现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类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即经济社会的内生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在美国的国民收入中20%来自物力资本，80%来自人力资本。舒尔茨研究了美国历史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1929-1957年可再生有形资本的增长率是2%，而劳动力中教育资本的增长率是4%。舒尔茨还具体地研究了不同层次的教育资源投入与产出收益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初等教育的收益率为35%，中等教育为10%，高等教育为11%，加权平均后平均收效率17.3%。据我国专家测算，受教育者的教育层次提高了，作用于劳动生产率亦相应地提高了，小学程度为43%，中学程度为108%，大学程度为300%。这充分表明，教育资源投入是具有高效产出的投入，经教育过程而实现人的创造潜能的开发、知识的创新与增值。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不断地将科技和经济社会推向新的更高的发展水平，从而实现“教育发展＝经济增长”的规律。

2.教育资源投入产出效益具长期性

在科技不甚发达，科技内蕴藏着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甚显著的时期，人们并没有把教育看成是一项社会产业，忽视了教育资源投入在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近300年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从教育开始，到科学中心建立与转移，以及因技术发展而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准备时间，分别为110年、29年、10年、34和31年。一般说，培养一个合格的中等专业人才需12年左右，培养一个合格的大专本科人才需要16年左右，而培养一个合格的硕士，博士高级人才需要约20几年时间。且这些不同层次人才走上社会与效益产出往往不是同步实现的，还有一个适应过程。

3.教育资源投入产出效益具无限扩展性

教育资源投入产出的不只是可计量的受教育者，它产出的“产品”具有社会延续性和发散性，使投入的教育资源产出的人才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能收到1＞1的无限扩展的社会价值。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一切知识是代代积累、传承和发展的。在社会实践中，后人总是以先人在社会实践中提炼、积累的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生产技术为基础，将其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知识的传播功能与其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价值的无限扩展性，是由于教育资源投入而形成的。

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是继经济特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后，参照经济特区的某些做法创办的，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离不开教育资源的支持。目前部分发展趋势好、规模大的国家级开发区，为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纷纷加大职业教育（含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度，或创建职业教育园区，或校企多元合作，或学校、行业联手走集团化之路，这些发展模式为开发区人力资源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

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自从1980年设立特区以来，深圳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除了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外，深圳市的投资环境也不断优化。在教育资源投资方面更是十分重视，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创建深圳大学城。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的西校区面积1.45平方公里。

创建深圳大学城是市委、市政府为实现深圳市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加快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提高经济质量、人口素质和文化品位，促进深圳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屋建瓴的构想。大学城的创建将勾画出深圳在新世纪以高层次教育为核心，以深化体制改革为动力的美好未来，充分展现其时代特色鲜明、文化氛围浓郁、生态环境优美的人文魅力，塑造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聚产、学、研于一体的高等教育发展区。

大学城将有选择地引进国内外名牌大学及其一流学科，面向国内外招生，主要发展以理工科为重心的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兼顾本科教育和继续教育，到2005年，在校生规模达到1万人，研究生比例达到70%。引进的名校主要是从国内的“211工程”大学，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面向世界一流的9所重点大学。引进的学科是面向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学科，也必须是入城大学的优势学科，同时也应该是符合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与深圳支柱产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学科。

目前，已经引进的学校包括清华、北大、哈工大和南开四所著名高校，2003年9月，以深圳市政府投入为主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3校深圳研究生院正式入驻大学城西校区办学。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以社会集资、联合国际名校办学的模式进驻大学城，已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签署了合作办学协议。该院现正积极筹备入驻大学城东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