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壁垒的突破

6.1.3　体制性壁垒的突破

温州鞋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探索与深化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鞋业企业创始人面临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私人产权保护不足带来的产权风险；二是法律体系建设滞后导致的履约风险。

1.规避产权风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建立，产权制度的实际供给仍然受到政治的约束，特别是当时的政府高层对改革方向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姓“社”姓“资”之争使得这一时期的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常常被认为是“非法的市场经营活动”而受到政策压制。因此，对于这一阶段的温州鞋业进入者来说，如何规避产权风险，争取个体经济自由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为了避开与当时的正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寻求政治上的合法化保护，减少所谓的“非法的市场经营活动”所带来的较高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不少个体私营鞋业企业采取了“挂户”经营或戴上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Tsai ， 2002）的变通方法来规避当时的产权风险。通过这些变通方法，不仅给私营企业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且有效扩大了企业资金的来源。而对于民间的这些自主创新，当地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正是由于它们的默许甚至支持（张仁寿、李红， 1990） ，温州鞋业企业才成功突破了当时的产权制度壁垒，规避了至关重要的产权风险。

2.降低履约风险

在法律体系总体上还不很完善、信用制度尚未建立的环境背景下，通过法院等司法途径来实施合约的成本很高，而且由于交易价值相对于诉讼成本来说可能太小，所以往往不切实际（Hayami ，Kikuchi and Marciano ，1998）。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体制性的力量来提高市场运作效率、降低履约风险和交易成本是很不现实的。我们在调查中，对温州鞋业企业一般如何解决企业间合同纠纷的问题进行了访问，表6‐9显示的是我们分析的结果。

表6‐9　一般采用什么方式解决企业间发生的合同纠纷

被调查的140家企业中，有94家企业明确表示在发生合同纠纷时一般通过私下协商方式解决此类纠纷，只有4家企业采用“打官司”的方式。由于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在中国打官司不仅费钱费精力，而且即使打赢了官司也可能没什么用，因此私下协商就成为保障正式合约执行的一种替代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鞋业参与者又是如何解决履约风险问题的呢？我们发现，求助于市场自身的力量，通过创造性地建设鞋料市场、生皮市场、皮革机械市场、皮革化工市场等各类专业市场进行集中交易，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Sonobe等人（2002）认为，在产业集群形成的早期阶段，地方性市场在促进新企业进入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专业市场的功能除了实现交易之外，还可以保持对交易伙伴的压力，从而减少交易失败的风险（杨小凯、黄有光， 1999）。专业市场中可选择的潜在交易伙伴越多，交易的可替代性就越强，即使原交易伙伴不履行合约带来的风险损失也比较小，而竞争者之间的可替代性也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因此，专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解决了温州鞋业的“产品市场”和“信息”问题，还有效降低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信用制度不完善、法律环境较差状况下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有力推动了温州鞋业集群的形成。

3.几点启示

对于法律、金融和发展经济学文献的发现来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反证：按照现有的标准，中国的司法体系和金融体系都不发达，但却是一个最快的经济发展体（Allen ， Qian ， and Qian ， 2005）。作为中国私营经济的主要发源地，温州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奇迹。通过对温州鞋业集群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由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等不利条件，大量的温州人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不得不外出闯荡或私下从事一些小商品的生产，从而具有了较强的市场观念和一定的产业基础。改革开放后，凭借大量外出温州人带回的市场信息，温州企业家抢先一步把握住了市场机遇，并克服了所面临的技术壁垒、资本壁垒和体制性壁垒，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从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温州鞋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是一种贡献。法律、私人产权和有效的市场常常被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然而温州鞋业集群的形成过程表明，高度明晰的产权、完善的法律和保障合同实施的司法制度以及良好的金融体系等对经济发展而言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非正规制度的作用不容忽视。依靠企业家的一些非正规制度方面的创新，比如“遇到红灯绕道走”等变通做法可以弥补正规制度性因素的不足而实现经济的发展。其实，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面临新壁垒、发现新问题的过程。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可以不断克服这些新的壁垒和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的螺旋式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转型经济来说，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家创新能力的良好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或者在一定时期中，要比构建一个完善的产权制度、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更为重要。

温州鞋业集群的形成过程表明，不利的初始发展环境既是一种限制，但也往往孕育着发展机会。温州处于浙南一隅，面海环山，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同时，路途险阻，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相对不便，这样的初始条件对于经济发展显然很不利，然而正是这种极为不利的资源与区位环境才培育了独特的温州区域社会文化，如传统的重商文化、强烈的对外开拓、不怕吃苦和冒险精神、极其重视乡土性的社会关系等。这些因素在温州鞋业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温州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劳动力大量过剩，而城市工业基础又非常薄弱，农村社队集体企业得不到传统大工业的有力支持和帮助，进而发展不快。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温州人只好大量外出闯荡，或私下从事那些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看不上眼的小商品生产，而这些实践活动恰恰培育了温州人强烈的市场观念，同时也为温州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改革开放后，这些市场观念和产业基础就迅速转化成一种先行者和先发的优势，使温州经济得以迅速崛起。

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交通的不便，是一种优势。因为在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相对不足，这就使得一些处于探索阶段，或者暂时不被允许存在的事物，能够有个局部的制度生存空间和存活与发展的希望。这一点，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温州自发式的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化取向改革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这一希望的火种的不断燃烧和蔓延，进而为官方逐步认可和推崇，温州模式和经验成了引领和推动整个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可估量的重要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讲，不仅研究与观察中国温州鞋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变很富有意义，而且该产业形成和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体制与制度变迁以及产业的发展，对于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体制转型，具有很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