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化的国际考察

关于城市化的国际考察——兼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城市化水平的比较

城市，按其历史起源，是“城”与“市”的结合。“城”者，指四周筑有围墙的聚居地。“市”者，指物资集散、商品交换的场所。最初，两者是分开的。后来，逐渐合成一体了。这样，城市就是指以非农业人口为居民主体，以空间和环境利用为基础，以人口、经济、科学、文化集聚为特点的地域综合体。由此衍生出的所谓城市化，则是指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农村地域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它导致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这样，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就成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全世界132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和地区中，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新加坡，达100%；最低的是卢旺达，只有6%。两者相差近16倍。同年，居前10位的是：新加坡、比利时（97%）、科威特（97%）、中国香港（95%）、委内瑞拉（92%）、以色列（90%）、乌拉圭（90%）、英国（89%）、荷兰（89%）、阿根廷（87%）。居最末10位的是：卢旺达、布隆迪（7%）、乌干达（12%）、阿曼（12%）、埃塞俄比亚（13%）、尼泊尔（13%）、马拉维（13%）、尼日尔（16%）、巴布亚新几内亚（16%）、孟加拉国（17%）。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29%，居世界第107位（从高到低排列），不仅低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44%），而且也低于所在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31%）。与周边国家（地区）相比，高于尼泊尔（13%）、孟加拉国（17%）、泰国（19%）、越南（20%）、老挝（20%）、印度（26%）、缅甸（26%）；低于新加坡（100%）、中国香港（95%）、韩国（78%）、俄罗斯联邦（75%）、蒙古（60%）、哈萨克斯坦（59%）、菲律宾（52%）、马来西亚（52%）、乌兹别克斯坦（41%）、吉尔吉斯斯坦（39%）、巴基斯坦（34%）、印度尼西亚（33%）。

一般说来，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经济愈发达，城市化水平也愈高；反之，则愈低。这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收入类国家表现得很明显。如1993年，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为28%，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54%，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72%，高收入国家（地区）为78%。

但是，在国际比较中也常常会遇到与此不一样的情况：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两个国家，却有着相同或很接近的城市化水平。如蒙古是低收入国家，1993年人均GNP只有340美元；瑞士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NP达35 760美元。高低相差104倍。然而，两国的城市化水平却都是60%。二是城市化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成逆向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相对低；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却相对高。如新加坡的人均GNP（19 850美元）比美国（24 740美元）低20%，而城市化水平却高出24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情——领土面积、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劳动就业结构等等不同造成的。如新加坡的城市化水平之所以高达100%，就在于它是个岛国，面积狭小，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极少，接近于零，而从事服务业的人数特别多。瑞士的城市化水平之所以相对不高，则是由于它的经济高度发达，以钟表制造为主导产业，企业规模一般不大，又实行高福利政策，城乡差别缩小所致。当然，各国划分城市的标准不同（联合国建议对集中居住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均以城市看待，但迄今为止，各国沿用的标准很不一样，从不足1 000到2万人以上不等），也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资料中也会出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城市化水平却降低的情况，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两种：一种是人为的，因计算口径调整所致。例如中国，在世界银行近几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发表的我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为56%，1991年为60%，1992年为27%，1993年为29%。1992年的城市化水平为什么比1991年大减，原因在于1991年及其以前年份计算城市化水平时包括了“镇”的人口，而1992年起把它剔除了。另一种则是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出现的新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分析。

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一些趋势。

（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例如，美国的城市化水平，1950年为64%，1970年为74%，1993年为76%。日本分别为38%、71%和77%。德国分别为71%、80%和86%。法国分别为55%、71%和73%。中国分别为11%、17%和29%。印度分别为17%、20%和26%。就全世界而言，城市化水平已由1970年的31%上升为1993年的44%。

在城市人口中，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所占比重上升，而百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所占比重下降。据统计，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所占比重，1950年为26.4%，1970年为32.4%，1990年为38.5%。其中1 0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所占比重已由1950年的1.7%上升到1990年的10.9%。相反，10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73.7%下降为1970年的68.4%，1990年的61.5%。至于今后的发展趋势，据联合国社联资料与政策分析部人口司预测，到2015年，1 0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和5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所占比重将下降，而50万～100万人的中等城市和100万～1 000万人的大城市所占比重将继续上升，呈现出两头收缩，中间膨胀的橄榄形变动态势。

在此期间，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数量明显增多。根据联合国定义，总人口在800万及以上的城市为大都市。1950年，只有纽约和伦敦2座城市的总人口达到800万以上。到1960年新增了东京和上海，共4座。1970年为11座，1994年为22座。预计到2000年将增加至25座，2015年将增为33座。

（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的增幅大于发达国家，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呈现出阶梯型推进态势

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与1970年相比，全世界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7个百分点，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增加了10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增加了4个百分点。可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的增幅比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增幅大。

另据联合国《全球城市展望》（1994年修正版）资料，1990年与1950年相比，欠发达地区100万人以上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比重，由30.9%增加到39.6%，增幅为8.7个百分点；而发达地区则由32.9%升至35.6%，增幅为2.7个百分点。这表明100万人以上大城市占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幅也是发展中国家大于发达国家。

再从全球800万人及以上的大都市的分布状况看，也显示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化进程比发达国家快。据统计，1970年，全球共11座大城市，在欠发达地区的5座，占45%；发达地区6座，占55%。1994年，全球22座大都市，其中：欠发达地区16座，占73%；发达地区6座，占27%。2000年，全球预计有25座大都市，其中：欠发达地区19座，占76%；发达地区6座，占24%。2015年，全球将有33座大都市，其中：欠发达地区27座，占82%；发达地区6座，占18%。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增幅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还呈现出阶梯型推进态势。例如，1970—1993年，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增加了10个百分点，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增加了12个百分点，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增加了16个百分点；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化水平则分别增加了3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

（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趋于停滞，并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

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每10年增加4个百分点（1960年为68%，1970年为74%，1980年为78%）。1980年代以来就不再增加，一直停留在78%的水平上。也就是说，进入了停滞状态。

而且，不仅是停滞，一些国家的大城市还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人口的总量和密度都有所减少。例如，1993年与1970年相比，英国100万人以上大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由27%降为23%，意大利由27%降为24%，荷兰由16%降为14%，丹麦由28%降为26%。其余国家，就其整体而言，大城市化水平虽然没有下降，但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在减少。如德国的不来梅、杜赛尔多夫、埃森、汉堡、汉诺威和萨尔区，在1970—1990年人口增长率为负。日本的京都在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06%和－0.07%。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人口增长率从198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美国许多城市的总人口，包括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新奥尔良、纽约、匹兹堡和圣路易斯，1970年代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除发达地区的大都市外，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大都市，如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增长率也已开始慢下来了。因而有理由相信，将来的逆城市化现象并不只是局限在发达地区。

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因为，在工业化阶段和工业社会以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为基础，以交通技术的改进为条件形成的城市集中化，导致城市使用成本增大，外部负效应过大，由此产生了分散的要求。同时，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也使生产和城市规模趋向分散。

三、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估

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发展，在繁荣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城市病”，诸如：人口拥挤，住房、交通困难，水、电供应紧张，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因此，对于城市的评估，不能单纯地看它的规模和经济功能，而且要看它的生态环境、居民生活质量，将社会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作出综合性的评价。

美国非营利机构“人口危机委员会”根据官方统计、问卷调查、专家评估等方法，对世界上100个最大城市（城市群）的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评估。这种评估按下列10个指标来进行，每项指标又分为10个等级来计分。10个指标是：食物支出（家庭收入中用于食物支出所占比重），居住条件（1个房间居住人数），住房质量（有水、电供应的住房的比重），通讯（每100所住房的电话机台数），教育（在中小学学习的青少年儿童的比重），保健（每1 000个新生婴儿的死亡率），社会安全（每10万居民中被杀害人数），环境宁静度（外界噪音程度），市内交通畅行程度（高峰期每小时行车千米的平均速度），空气清洁度。据1989年资料，各项指标总分居前10位的城市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美国的西雅图-塔马科（以上3城市并列），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神户-京都（以上2城市并列），乌克兰的基辅，法国的巴黎，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英国的伦敦。最差的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

世界卫生组织则于1996年4月提出了“健康城市”的概念，并规定了作为健康城市的10条标准。它们是：①为市民提供清洁和安全的环境；②为市民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饮水、能源供应，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统；③通过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各种经济手段，保证市民在营养、饮水、住房、收入、安全和工作方面的基本需求；④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相互帮助的市民群体，其中各种不同的组织能够为了改善城市健康而协调工作；⑤能使市民一道参与制定涉及他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健康和福利的各种政策决定；⑥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活动场所，以方便市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⑦保护文化遗产并尊重所有居民（不分种族或宗教信仰）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特性；⑧把保护健康视为公众决策的组成部分，赋予市民选择有利健康行为的权利；⑨作出不懈努力争取改善健康服务质量，并能使更多市民享受到健康服务；⑩能使人们更健康长久地生活和少患疾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为全面反映我国各大、中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评价各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以及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情况，选择了32个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并将其归结为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4个子系统，通过综合评分法计算出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得分。计算结果，1993年名列前10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珠海、佛山、大庆、无锡和南京；排名末10位的城市是汕尾、东川、广元、鹤岗、遂宁、六盘水、大庸、萍乡、天水和内江。

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总的说来，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不高，1993年为29%，低于世界和所在地区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4%和31%）。但是，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1980—1993年，城市人口每年平均增长4.3%，为总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4%）的3倍多。我国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不仅超过了全世界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2.6%），而且也超过了低收入国家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3.9%）。目前，全国城市数量（指经国务院批准建市的数量）已有640个，各地要求“撤县改市”的呼声还很高。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固然有其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和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是城市人口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也给城市管理和建设造成了一系列困难，涉及交通、住房、水电、教育、环境、卫生、治安等等方面。因此，为了使我国的城市化健康发展，以下一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一）城市化的发展不能过急过猛，一定要和国情、国力特别是农业供养能力相适应

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水平的提高，实质上是农业人口（其核心是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规模，归根到底，要受农业供养能力的制约，或者说主要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正如马克思指出：“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撇开对外贸易不说，“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的数量，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在当今世界，虽然国际经济交流越来越密切，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其国民生存必需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消费品，是不能完全依赖外国供应的。如果城市化发展过急，农业劳动力减少过多，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规模过大，则势必影响农业生产，结果不得不采取调整措施，花大力气重新加强农业。

（二）城市规模要适当，不能盲目求大

城市发展不是越大越好，更不能把城市规模作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标志。鉴于我国人多地少，城市发展中要特别注意节约土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经验表明，人口聚居愈多的大城市，其城市建设费用也愈大，伴随产生的住房、交通、供应、就业、就学、医疗、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等方面的问题也愈多。总之，城市愈大，其城市建设和管理任务也愈繁重、复杂。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和纠正城市发展中盲目扩大规模的倾向，坚决贯彻国家《城市规划法》。根据我国的国情、国力以及干部条件，城市规模应以中小为主，适度合理。

（三）城市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建设中，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急功近利，缺少长远打算、总体规划，盲目追求“现代化气派”，大搞所谓“标志性建筑”的倾向，导致高楼林立、建筑密集、园林绿地日趋减少，生态环境明显恶化。根据国家环保局的一份报告，1995年全国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浓度，已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另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市区“五岛效应”日趋明显——气温比郊区高，雨水比郊区多，白天比郊区干，夜晚比郊区湿，天空比郊区灰。气象专家认为，造成“五岛效应”日趋明显的主要原因是市区工业企业、建筑和人口等高度密集，加上市区高楼林立、透风性差、热量散发少，从而加剧了“热岛效应”。至于“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的成因，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还与郊区河网密布、农田和绿地面积广阔、水汽集散量和速度均高于市区等因素有关。“混浊岛效应”的形成原因，则主要是由于市区工厂、汽车、建筑工地和居民大量排放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杂质微粒所致。气象专家提醒说，“五岛效应”对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弊大于利，在新一轮城市规划和发展中，要尽量减轻城市发展的建筑密度，避免“五岛效应”的加剧。

（《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