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四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探析

亚洲“四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探析

一、经济发展过程与增长方式转变轨迹

（一）经济发展过程

亚洲“四小”都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经济落后，农业或转口贸易占主导地位，制造业很少。它们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经济发展的，早的（中国台湾省、中国香港特区）在1950年代初，晚的（韩国、新加坡）在1960年代初，并且都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新加坡长期是英国殖民地，1959年6月成立自治政府，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退出联邦，成立共和国。独立前，其经济严重依赖于转口贸易和英国军事基地的开支。新加坡经济是以制造业为核心，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运输、交通、转口贸易和其他第三产业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1961—1965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66—1970年的制造业快速发展、1971—1980年的国民经济高速发展、1981—199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91年开始的稳定增长五个阶段。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单一的转口贸易国已发展成人均GNP达22 500美元（1994年）的高收入国家，⁽¹⁾确立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六大中心地位（即海运和空运中心、金融中心、炼油和电子产品中心、转口贸易中心、服务中心、旅游中心）。

韩国成立于1948年8月，因受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殖民统治和二战后的战乱，曾是世界穷国之一。1953—1961年，韩国致力于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实行的是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62年起改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针，开始了经济的起飞。经过1962—1971年的促进贸易发展战略时期、1972—1979年的政府广泛干预时期、1980年至今的为经济稳定和自由化而调整结构时期等几个阶段，其人均GNP已由1962年的87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8 260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水平。⁽²⁾

香港地区自开埠以来，长期是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城市，主要依赖对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维持生产。1950年代初，由于西方实行对中国大陆的禁运封锁政策，使香港的转口贸易锐减，迫使港英政府不得不向加工工业转变，客观上成了香港经济发展的新起点。香港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1950年代从转口贸易为主向加工工业为主转变时期、1960年代的加工工业进一步发展时期、1970年代的经济全面起飞时期、1980年代的经济增长起伏很大时期、1990年代以来的稳定发展时期等几个阶段。从1970年代以来，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先后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金融中心、海运中心、贸易中心和旅游中心、航空运输中心等。1994年，香港地区的人均GNP已达21 65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新加坡。⁽³⁾

台湾省1895年起被日本占领，沦为殖民地。二战后，1945年由中国收回主权。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从1953年起步的，经历了1953—1960年的从稳定到发展、1961—1972年的经济腾飞、1973—1981年的经济繁荣、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升级，以及1993年开始启动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等几个阶段。1995年，台湾省的人均GNP已由1953年的167美元增加到12 439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以色列。⁽⁴⁾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动轨迹

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亚洲“四小”的经济增长方式也经历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经济发展初期，因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资本、技术力量不足，只能走粗放经营、外延扩大再生产之路，并以小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发展和积累，才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经营规模也转以大中型为主。与此同时，注重和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逐步走上集约经营、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新路子。

因受资料限制，同时考虑到比较的方便，我们以1960年为起点，并以总要素生产率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小作为区别粗放型和集约型的标准（小于50%为粗放型，大于50%为集约型）。19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轨迹见表1-6所示。

表1-6

资料来源：据《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从表1-6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亚洲“四小”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动情况。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省的经济增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靠粗放，1980年代以来主要靠集约。韩国经济的增长，1960年代完全靠粗放，七八十年代主要靠粗放，1990年代开始主要靠集约。据此判断，目前亚洲“四小”的经济增长均已主要靠集约了。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共同性举措

亚洲“四小”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概括说来，其共同性的重大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投资政策，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果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或者说经济发展方针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投资政策。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亚洲“四小”在投资政策上也作了调整，从经济起步阶段的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那些产品附加值高、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少，并能带动有关部门发展和提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与此同时，尽力控制投资规模，压缩投资系数，即大大降低投资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的倍数，进而使之低于经济的增长，以提高投资效果。

新加坡，1960年代的GDP每年平均增长8.8%，投资每年增长20.5%，投资系数2.32，投资效果每年下降9.7%；1970年代，新加坡控制投资规模，投资增长率降为7.8%，投资系数减为0.94，投资效果每年提高0.5%；1980年代以来，投资增长率进一步降为5.7%，投资系数缩减为0.83，投资效果每年提高1.1%。⁽⁵⁾

韩国，1970年代的GDP每年平均增长10.1%，投资每年平均增长14.1%，投资系数为1.39，投资效果每年下降3.5%；1980年代的投资增长率降为11.9%，投资系数为1.27，投资效果每年下降速度减缓为2.2%；1990年代以来进一步控制投资规模，投资增长率降为4.3%，低于GDP增长率（6.6%），投资系数0.65，从而使投资效果每年提高2.2%。⁽⁶⁾

中国香港，1970年代的GDP每年平均增长9.2%，投资每年平均增长12.1%，投资系数为1.32，投资效果每年下降2.6%；1980年代以来，控制投资规模，投资增长率降为5%，投资系数为0.77，投资效果每年提高1.4%。⁽⁷⁾

中国台湾省，1970年代的GDP每年平均增长9.9%，投资每年平均增长13.5%，投资系数为1.36，投资效果每年下降3.2%；1980年代以来，控制投资规模，投资增长率减为7.3%，投资系数降为0.95，投资效果每年提高0.4%。⁽⁸⁾

（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结构效益

一般说来，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益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益低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在经济起飞前，第一产业在GDP中占很大比重，加工工业也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当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很低。它们在经济腾飞过程中，抓住西方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机遇，并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尽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高效低耗、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产品生产以及第三产业，使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发展，从而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

亚洲“四小”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首先表现在劳动力分布的变动上。据统计，1965年新加坡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6%，1991年已降为0.3%；工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则由26%增加到35.2%；服务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68%变为65.6%。同期，中国香港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6%降低到0.8%，工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53%变为34.9%，服务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41%增加到64.3%。韩国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55%降为16.7%，工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15%增为35.6%，服务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30%增加到47.7%。中国台湾省的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46.5%降为13%，第二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22.3%增为39.9%，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31.2%增为47.1%。⁽⁹⁾

亚洲“四小”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还表现在产值占GDP比重的变动上。据统计，1970年新加坡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为2%，1993年已降为0；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30%增为37%；服务业产值所占比重由68%变为63%。同期，中国香港农业产值所占比重由2%降为0；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36%变为21%；服务业产值所占比重由62%增加到79%。韩国的农业产值所占比重由25%降为7%；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29%增为43%；服务业产值所占比重由46%增为50%。中国台湾省的农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5.5%降为3.7%；工业产值由36.8%增为39%；服务业产值所占比重由47.7%增为57.3%。⁽¹⁰⁾

（三）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来加速本国（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掀起，各国（地区）经济日益国际化，世界经济也呈现区域化、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亚洲“四小”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同它们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分不开的。在引进和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方面，新加坡、韩国的成效特别显著。

新加坡采取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模式引进和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据统计，1980年代中期，外商直接投资在新加坡制造业中，产值占63%，职工数占55%，直接出口占72%，税前利润占70%。经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引进了一整套先进的技术装备、管理和销售能力及渠道，而这是其他引进方式所不具备的。尤其在技术密集、产品变化快、管理复杂的（民用）产业中，例如汽车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几乎是不能取代的。

韩国则依据不同时期发展不同产业的需要和具体情况，灵活地采用不同的技术引进方式。如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发展轻纺工业时，没有充足的外汇来大量进口设备和技术，非贸易型技术引进占了主导地位。那时所需的技术，有的是通过公共的技术文献，有的是通过对进口样品的仿制，更多的则是通过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过的归国者而获得的。而在其钢铁工业大发展的初期（1970年代），则集中计划、购置成套设备，同时下大力气消化吸收，在继续建设中逐步增加设备国产率。韩国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较严格，数额不大，但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如化工、汽车、电子工业）的发展上（尤其初期）则积极采用外资。

（四）增加科技、教育经费投入，增强科技潜力和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发展国民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国民文化知识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的发展、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都依赖于或者说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亚洲“四小”为加速科技进步，除广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外，还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建立专门机构和科研基地，增强科技潜力，大力开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创新和推广使用。据统计，新加坡的研究开发经费占GNP的比重，1987年为0.9%，1992年为1.6%。韩国由1986年的1.77%增加到1993年的2.33%。中国台湾省则由1984年的0.94%增加到1994年的1.80%，计划到2002年要达到2.80%。每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新加坡由1980年的12.83人，韩国由1981年的13.43人，增加到1994年的30人左右。中国台湾省由1984年的11.8人增加到26.2人，计划到2002年增至35人以上。⁽¹¹⁾

科技成果的研制、推广、使用得靠人来实现。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必须相应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为此，亚洲“四小”增加了教育经费投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据统计，教育经费在政府总支出中的比重，新加坡由1980年的14.3%增加到1993年的22.3%；韩国由17.1%增加到19.6%（1990年）；中国台湾省由15.3%增加到20%（1994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居民中的文盲人数减少，小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提高。例如大学入学率，新加坡由1970年的6.7%增至1984年的12%；韩国由1970年的7.9%，1980年的15%增加到1993年的21%。中国台湾省6岁和6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所占比重，已由1970年的3.7%，1980年的7.1%增加到1993年的13.1%。⁽¹²⁾

三、经济集约型增长的效应

亚洲“四小”实现集约型增长后，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一）单位产品的资源耗费量大幅减少，用较少的资源供给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从人力看，在实现经济集约型增长前，新加坡GDP每增长1%所需劳动力增长数为0.52%（1960—1970年平均，下同）；实现集约型增长之后，相应地减为0.19%（1980—1993年，下同）。韩国由0.36%减为0.29%，中国香港由0.47%减为0.29%，中国台湾省由0.36%减为0.30%。如以每百万美元GDP所耗劳动力衡量，新加坡已由1970年的292.64个减少到1993年的18.13个，韩国由1 275.61个减为60.45个，中国香港由445.21个减为33.37个，中国台湾省由821个减为40个。⁽¹³⁾

从物力看，以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衡量，新加坡已由1970年的0.8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3.6美元，中国香港则由1.2美元增至8.3美元，韩国由0.6美元增为2.6美元，中国台湾省由0.7美元（1973年数字）增至3.6美元。⁽¹⁴⁾

从财力看，新加坡在实现集约型增长前的1960年代，GDP每增长1%所需投资相应增长数为2.33%，而在基本实现集约型增长后的1980年代以来已减为0.83%。中国香港则由1970年代的1.32%减为0.77%。中国台湾省由1960年代的1.75%、1970年代的1.36%减为1980年代以来的0.95%。韩国由1960年代的2.74%、1970年代的1.40%、1980年代的1.27%减为1990—1994年的0.65%。⁽¹⁵⁾

（二）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年通胀率低于年经济增长率

亚洲“四小”在以粗放为主实现经济增长的年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普遍地经受着高通货膨胀的困扰，而当基本实现经济增长以集约为主后，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通货膨胀缓解，除中国香港外，已降到了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详见表1-7。

表1-7

资料来源：《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3、165页；《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第309、311页。

（三）国际竞争力增强，出口贸易迅速增加

亚洲“四小”普遍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使它超越境（岛）内市场的限制，利用境（岛）外市场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收入，解决了外汇储备不足的困难，促进了工业以至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亚洲“四小”企业在进入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加入了国际间的竞争，有助于产业结构的改善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各自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1995年8月30日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1994年，在48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中，新加坡、中国香港仅次于美国，居第2和第3位，中国台湾居第11位，韩国居第24位。⁽¹⁶⁾

目前，亚洲“四小”的年出口贸易额均已超过1 000亿美元。亚洲“四小”年出口贸易额突破1 000亿美元的年份见表1-8所示。

表1-8

（续　表）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统计研究》1997年第1期，第34页。

（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分配趋向均等

亚洲“四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均GNP大幅提高，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按照国际通行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衡量，中国台湾省已由1974年的49.40%减为1984年的38.83%，再降为1994年的26.05%。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的资料不全，无法进行历史的比较。根据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中国香港的恩格尔系数为12%，新加坡为19%，韩国为35%。⁽¹⁷⁾

亚洲“四小”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两极分化是其内在的必然规律。但也应看到，在它们经济达到发达或比较发达水平，经济增长方式转为集约型为主后，居民家庭的收入分配也呈现出趋向均等的现象。按照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衡量，中国台湾省1964年为0.321，1989年为0.303，1994年为0.296。⁽¹⁸⁾韩国1976年为0.362，1988年为0.316。⁽¹⁹⁾中国香港、新加坡因资料不全，无法作历史比较。1980年代初期的情况是：中国香港1980年为0.376，新加坡1982—1983年为0.397。⁽²⁰⁾

（《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7年第6期）

【注释】

(1)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89页。

(2)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89页。

(3)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89页。

(4)《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第1页。

(5)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

(6)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

(7)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

(8)根据《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9)参见《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和《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

(10)参见《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和《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

(11)《1995年国际统计年鉴》，第580页；《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第103、106页。

(12)《1995年国际统计年鉴》，第514页；《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第11页。

(13)根据《1995年世界报告》、《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有关资料计算。

(14)根据《1995年世界报告》、《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有关资料计算。

(15)根据《1995年世界报告》、《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有关资料计算。

(16)《参考消息》1995年9月8日。

(17)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97页；《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第61页。

(18)李家泉主编：《台湾经济总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1996年台湾省统计年鉴》，第69页。

(19)据《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

(20)据《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97页资料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