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在跨国公司网络组织中的流动

7.3　知识在跨国公司网络组织中的流动

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通常将其子公司视为海外市场进入者或是母公司专有技术的接受者，而企业的专有优势只存在于母公司，只有母公司才是知识发展与扩散的承担者。但是，随着环境变动加剧，知识的学习与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跨国公司海外公司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海外子公司正成为前沿思想的创造者、重要研发任务的承担者以及战略规划实施的积极参与者。或者说，海外子公司正成为跨国公司知识网络体系中重要的学习者和知识贡献者。实际上，由于地理距离与文化上的较大差异，使得子公司容易形成国别性专有知识。

（2）母公司正积极适应新变化，修正其传统的管理模式，通过授权和分立不断扩大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以提高其创造和利用当地知识的能力。

（3）跨国公司正由早期以单向的资本、产品转移为主的层级制组织形式，转化为以多向知识流动为主的全球网络。

如前所述，由于知识以及知识流动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跨国公司总是力图通过内部组织机制来实现知识的有效流动。跨国公司正成为小企业的集合，网络中心（Headquarter）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使管理的网络流程路径通畅，使其具有适当的集中性，并将各个部门、子公司联系起来。为知识的有效流动提供组织保障。

具体来说，这里所探讨的跨国公司内部知识流特别界定为经验知识（如技能和能力）和具有战略价值的外部信息。经验知识的类型包括购买技巧、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包装设计、营销诀窍等，同样，外部信息指的是具有全球价值的关键顾客、竞争对手或供应商等。那么，根据知识流动程度和流动方向两个维度，Gupta将跨国网络结构中各个节点划分为四种流动模式的角色扮演者:全球创新者、知识整合者、执行者和当地创新者（如图7-2所示）。

图7-2　跨国网络结构中知识流动框架

1.全球创新者

全球创新者在网络中主要扮演着为其他网络单元输出知识的角色，在这里，知识是高流出低流入的。历史上，尤其在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中，这一角色完全是由国内企业扮演的。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全球创新者，或者说跨国网络中知识的最大贡献者可能不再是位于国内的公司总部（事实上有的跨国公司总部也已经不设立在母国），而很可能是某个子公司。例如，瑞典爱立信公司传输系统的研发中心是在意大利，移动通信的领导中心则在芬兰。无论如何，全球创新者是网络中知识的重要贡献者。

2.知识整合者

知识整合者的角色与全球创新者的角色相似，都承担着为其他节点创造知识的重要责任，所不同的是，其所需要的知识不是由自己全部创造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其他节点上知识的流入，它在此基础上整合创造出新知识，然后流动到其他节点中。所以，在这类节点上，知识表现为高流入和高流出特征。如IBM在日本的子公司，其知识流动水平在流入与流出两个方向上都是很高的，是一个很典型的知识整合者。

3.执行者

执行者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知识，而是高度依赖知识流入，是高流入低流出的节点。这种角色与全球创新者相似，曾经是跨国公司历史上的一种重要形式。那时候，母公司扮演着全球创新者角色，而所有海外子公司都是执行者。知识的流动是单向的。如3M公司设在像芬兰这样一些小国的子公司通常就是单纯的执行者。

4.当地创新者

当地创新者是知识的低流入和低流出单元。它对所有职能领域的相关诀窍几乎均负有当地创新责任，为了适应当地市场的特殊要求，它主要依靠本地资源实施创新。通常由于这类单元拥有的知识非常独特，一般难以在本地以外发挥作用。从知识贡献的角度讲，这类单元在跨国公司网络中价值并不大，但出于其他方面的战略考虑，通常也会存在。比如，KFC在日本的子公司其连锁店的建筑特点、菜单设计以及广告风格就与其他国家的很不一样，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原样复制美国的形式。

这四种角色在网络结构中的联系强度与相互依赖性是有差异的。其中知识整合者对其他单元的依赖性最强，联系强度也最大；当地创新者依赖性最弱，联系强度最小；全球创新者和执行者居中。

Kogut＆Zander在他们的一项有关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发现，知识的默会性越高，其向全资子公司转移的可能性越大，可编码性和可教授性越强，转移到合作伙伴的可能性越大，知识复杂性的提高，意味着其可教授性降低，转移到合作伙伴那里的难度增强，流向全资子公司就是一项常见的选择。

在激励机制给定的条件下，由于地理距离、文化环境和员工知识结构背景的多样化，使得跨国公司较好地避免了路径依赖所造成的知识创新惰性，有利于新知识的创造、整合与激活；同时，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单元，各个子公司通常又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和组织语言，为网络单元间知识的交流与共享构建了必要的平台。不过，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文化差异过大、当地化特征很强的知识，即便是容易编码和教授的，或者说即便是知识活性很强，也不会在网络中流动和分享。产生于当地创新者的知识多半属于此类。因此，这类单元的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知识方面。

进一步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除了知识本身特有的惰性以外，仅仅从信息政治学的角度考虑，要实现知识在网络中的顺畅流动，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必需的。因为知识总是首先为某个个人所拥有，或进而表现为某个组织单元的财富。那么，当知识成为员工或者组织单元（通常表现为单元的经理人员）在组织内获取资源、地位和权力的重要工具时，信息政治学就会发生作用。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EIU）在对500多家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发现，虽然高达97%的受访者认为信息（知识）的自由流动对公司至关重要，但大约有70%的公司抱怨，经理们更倾向于封锁而不是共享信息，信息经常由于政治原因而不能得到自由流动。

因此，从实现知识有效流动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内公司，都必须对传统的层级结构进行改革，使知识能够在相对水平（而不是等级）和较少人为边界障碍的组织中比较自由地流动。实现真正的网络化结构应该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比如，向有活力的节点（部门、子公司）充分授权，调动各节点经理人员的企业家精神，把奖励建立在对所在公司乃至整个网络的贡献上，通过有效的社会化方式，促进开放式的沟通和非正式关系的建立，有意培育利于知识流动的非正式群体网络等。在Gupta看来:（1）正式的整合机制，如区位联络、跨单元的委员会、一体化角色等。（2）高密度的跨边界沟通。（3）子公司经理人的组织社会化程度等因素对知识在网络中的流动会造成人为影响。

有研究者预计（或者猜测）组织中实际被运用的知识不超过20%，而如果这个比例上升到30%的话，公司的经营状况将得到大幅度改善。因而，为了赢得长期的竞争优势，今天的企业必须像长期以来管理资本和劳动力那样来经营知识资产，而知识资产的经营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其能否在整个组织范围内实现有效流动。从企业组织结构角度看，越是接近于网络化，知识的流动就越少受到阻碍与破坏。这也是许多公司努力削减层级、构建网络的一个重要原因。

知识已经成为企业在动态、复杂环境中赢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知识的重要价值在于流动，企业应该致力成为人们交流和共享知识的场所，而不单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只是对市场制度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由于知识本身固有的一些特征，使得其具有很强的流动惰性，不仅如此，信息政治学的有关理论也表明，知识流动还存在着很大的人为障碍，所有这些都对传统的企业组织提出了挑战。跨国网络结构被认为是有助于知识流动的新型组织形式，有效识别各节点在网络中所扮演的知识角色，并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是降低知识流动成本，提高流动效率的重要途径。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跨国公司网络中知识流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对非跨国公司，尤其是多单位公司（如企业集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