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的文化思考与产业推动

马铃薯的文化思考与产业推动

马铃薯，老百姓习惯上叫做洋芋或土豆，是定西的特色优势农产品，遍布全区的山乡村镇，栽培历史悠久，种植范围极广，17世纪这里就有种植。国内外专家的考察结论是，定西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马铃薯产区之一。1996年，我们把马铃薯列为“四大支柱产业”之首，确立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优势产业、实施洋芋工程、壮大支柱产业，把定西的小土豆推向省外、推向全国、推向大市场的奋斗目标。按照抓龙头、建基地、树品牌、拓市场的工作思路，实现了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由对抗型向适应型、由适应型向主动型的转变，洋芋工程和马铃薯产业在农民增收和农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典型引路和样板推动作用。这里，当我们把一个传统的农副产品确立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把一个小土豆变成强区富民的战略工程和大产业，并进行产业战略研讨时，就应该把产业文化的构筑纳入产业战略的序列，让我们的小土豆插上市场与文化的双翅，飞向交流与产业的远方。

长期以来，马铃薯的种植与消费是民间的事情。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马铃薯的关注也仅限于土壤学和栽培学的试验。近年来，凭借市场经济的温床，农民开始尝试马铃薯的营销，也还算不上经济学的研究。迄今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涉足过马铃薯的文化思考，从而忽视了马铃薯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用唯物史观评价马铃薯在人类进步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或者用马铃薯在人类进步史中的地位佐证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走在了人们的前头。100多年前的1884年5月，恩格斯完成了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写作和出版。就是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恩格斯在阐述人类社会从史前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中，给予马铃薯历史的、革命的、划时代的地位。他指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就是说，马铃薯是继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铁之后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又一具有决定性、革命性作用的一个物种、一种原料。马铃薯以它生产上的高产性、生态上的适应性、经济上的效益性以及营养上的丰富性等独特的物种优势，曾经起过把人类从战争危机和生存危机中解救出来的作用。因此，它是一个曾经改变过人类命运的物种，是一次把人类从野蛮引向文明的发现。在当代，它以独特的物种优势，在与市场的结合中，将起到把农民从自然经济引向市场经济的作用，因此，它又是一项具有战略前景的产业。

认识马铃薯在人类进步史中的这一历史地位，首先需要了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史前史的建立和史前各文化阶段的划分及其历史文化形态。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主要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恩格斯在研究人类从史前蒙昧时代经历了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中，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分别划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发展阶段，并给予标志性诠释。

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于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其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居住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中级阶段，以捕鱼和使用火为标志，从旧石器时代开始；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到新石器时代到来。

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也就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野蛮时代以动物的驯养和繁殖、植物的种植为标志。其低级阶段，以学会制陶术开始；中级阶段，以驯养家畜开始，出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他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高级阶段，以铁的冶炼开始，出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分离，由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出现，货币产生，夫权确立，阶级对抗，国家诞生。人类进入了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且不论蒙昧时代和文明时代。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铁如同弓箭对于蒙昧时代、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和工具。这样，以铁的冶炼和使用为标志，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也就称之为铁剑和铁犁铁斧的英雄时代。所谓的“铁剑时代和铁犁铁斧时代”，是根据唯物主义——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基本原理，即“人类谋得物质资料的方式或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决定整个社会面貌和社会形态”，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明确的、完善的、典范的公式而确定的。因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的各个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仍然是由生存资料而引发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危机，即食物、猎物的获取和争夺问题。一方面，由于生活资料的匮乏，邻人的财富刺激了部族的贪欲，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他们是野蛮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这时铁的出现，铁剑的制造在人类狩猎和氏族部落之间争夺猎物和财富的战争中成为力量、英雄和主宰的象征，这就是所谓的铁剑时代。另一方面，即使在野蛮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为了获取食物的刀耕火种仍然是制约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瓶颈”，铁的出现与工具的制造使开垦广阔森林地区和大面积的农田耕作成为可能，铁斧加速了砍伐和垦荒，使耕种面积迅速扩大，铁犁改变了农耕方式，提高了农耕效率，增加了农业产品。铁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人与土地的结合中加速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而缓解了人类的生存危机，这就是所谓的铁犁和铁斧时代。这也就是铁的最后的最重要的革命性作用。然而，即使这样，人类因争夺财富的战争危机和生活资料的短缺造成的生存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生存和饥饿、战争和掠夺仍在继续，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矛盾仍在延伸。就是在这一人类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马铃薯以其适应性强、产量高的物种优势，有效缓解了人类的生存危机，并满足了发展要求，有利于将人类从战争和杀戮中解救出来，将人类从饥荒和生存危机中解救出来。人类自身的发展，剩余产品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使交换成为需要和可能，从而结束了英雄的铁剑时代、铁犁和铁斧时代，人类结束了野蛮，进入了创造文明的时代。如果说，铁——加速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的话，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马铃薯则结束了人类的野蛮时代，并伴随人类一起走向了文明。因此，马铃薯是人类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继铁之后的最重要的起到革命性作用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马铃薯的出现不亚于任何一次科学发现。

伴随剩余产品的出现，加速了以夫权制为核心的家庭和私有制的确立，从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品质，人类开始告别野蛮走向文明时代。恩格斯在高度评价铁在人类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最后的最重要的革命性作用时指出：“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给马铃薯以划时代的地位，即一个对人类进步有过直接的历史贡献的物种，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物种少有的殊荣。如果不是出于偶然，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关于马铃薯的著述，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恩格斯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中历史地、必然地确立了马铃薯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革命的、划时代的历史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先哲们给予马铃薯由小土豆走向大产业的文化奠基。我们不仅应该了解，而且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马铃薯的祖籍是南美洲的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地，在古代南美洲印第安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马铃薯的丰歉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因此，印第安人把马铃薯尊奉为“丰收之神”，并认为马铃薯是有“灵魂”的。如果某一年马铃薯歉收或严重减产，就认为是“怠慢”了马铃薯神，必须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仪式，要杀死牲畜或男女孩子作为祭品，祈求马铃薯神保佑丰收。这种残酷的祭神仪式延续了很长很长时间，到了近代，这种祭祀则发展成为印第安人部族庆丰收的例行节目。只不过这一祭祀方式及节目的祭品不再杀人罢了。欧洲殖民者在进入南美洲之后，曾遇到连年的饥荒，马铃薯则成为他们赖以活下来的重要粮食。在当代，马铃薯同样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有“第二面包”或“第三面包”之称。

在对马铃薯的文化思考中，一个应当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它与生俱来的物种优势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一般规律的结合问题。那就是，马铃薯之所以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渡中起到了继铁之后的重大历史作用，是由于它特有的高产量、易栽培、易储运和规模种植的物种优势，直接满足和实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工业化、国际化的要求，这样就从资源和市场两个方面奠定了马铃薯的产业基础，展示了马铃薯广阔的产业前景。

不应该忽视的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目的、生产条件、生产方式的局限性，马铃薯顽强的生命力和高产量的生物特性和物种优势，使其常常出现生产过剩，好的年景便充当饲料，不被人们重视，也不为人们所珍惜，也就无法实现其价值和商品价值。但是每当灾难和粮荒的年代及人类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它。或者说，经历过贫困和饥饿的人都不会忘记它。马铃薯不是牡丹开花，也不是锦上添花，而常常是雪中送炭。在近代可考证的大灾之年，马铃薯以顽强的生命力伴随人们度过了无数次灾荒，这是人们不能忘记的马铃薯的文化品质，这种品质和我们民族的品格一样应当引起人们的认知。

对马铃薯的文化思考，就是要解决对马铃薯和发展马铃薯产业的认识问题和观念问题。多少年来，我们种着马铃薯，吃着马铃薯，用着马铃薯，从一定意义上讲，将来我们定西的群众还要靠马铃薯脱贫致富。但有人看不起马铃薯，嫌小，怕土，甚至认为种马铃薯就是落后，吃马铃薯就是贫困，谈马铃薯就是无知和愚昧。这是对马铃薯缺乏历史认知和人文思考的原因，是对马铃薯的物种优势和产业前景缺乏财富意识和市场敏感的表现。有人把牡丹花开与马铃薯相比，是赞美。但这还不够。在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马铃薯拓展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途径，它养育了人类，曾拯救过人类。今天，马铃薯不仅在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中大有可为，而且它以独特的物种优势，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把我们的农民真正推向了市场，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功绩。对我们定西来说，就看我们怎样念好马铃薯这本经，看我们把马铃薯种植、销售、加工的产业链条伸向何处。这就是我们对马铃薯产业文化思考的基本落脚点。

（根据1997年《洋芋工程：文化思考与产业推动》一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