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演化概况

一、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演化概况

公司治理的理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提出。1994年，吴敬琏在《改革》杂志上发表《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一文，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公司或法人治理。1999年，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法人治理”一词被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中国的公司治理经历了从行政型治理到市场化治理的漫长变迁过程。

1.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治理和管理模式。

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百分之百属于国家，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和统配”，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国有企业受政府和主管部门的直接管辖，对国有企业厂长进行任免、考核和奖惩，并通过对企业的供应、生产和销售进行计划达到控制企业的目的；从企业内部来看，有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等监控机制。这种内外部双层机制使国有企业得到严格的监管，但这是以效率的低下为代价的。从治理的角度讲，由于国家（实际上是由政府代表）是惟一的物质资本投资者，在缺乏有效监控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直接干预就是难以避免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日益显示出与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性。也就是说，正是这种严密的监控方式与效率的不相匹配，从而推动国有企业发生转变，其轨道也就是沿着逐步放开监控权的方式进行的。从管理方面看，国有企业受行政和政治的双重控制，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均是在政府的统一计划下进行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扮演的主要是车间主任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缺乏可以发挥创新的空间；另一方面也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两者的叠加使国有企业在经历了经济重建和恢复时期的高效率之后，逐渐显现出其管理效率的低下。

2.放权让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治理和管理模式。

既然政府对企业的监控限制了企业效率的提高，则放宽监控成为改革的着眼点也就是必然的逻辑选择。首先进行的就是逐步放开政府统收、统支和统配的计划模式，下放给企业一部分的生产经营权，并承认企业有部分的自身利益。“两步利改税”和“承包制”的实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仍然拥有对国有企业承包人或代理人的任免权，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在某些行业仍存在对价格的管制。政府由于信息的不对等，在与承包人谈判时一般都处于劣势，或者监控费用极度膨胀而使监督失效；二是由于代理人自身并没有相应的承担资产责任的能力，对个人的资产硬约束也就失效，再加上出于社会稳定等因素的考虑，这种资产约束更加被软化。从管理上看，这个阶段的国有企业管理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下，逐步注重企业的生产效率，注重与市场的衔接，在战略上逐步重视市场的作用，经营者对企业的战略导向能力逐渐增强。但是这种管理的变化由于受制于治理上的局限，而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革。

3.股份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治理和管理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基本上采取的是英式的股东主权模式，企业的独立经济利益在公司法中得到确认。但由于国有股仍占主导地位，再加上政府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使股东主权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演变为政府行政干预下企业主权模式。国家基本上放开了对大多数商品的供应、生产和销售环节的市场管制，而由市场进行引导。但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国有股不能流通，使得国家通过外部监督成为不可能，而只能是直接委派代表对企业实施监督，这为政企分离设置了障碍。另外，经理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也使国有企业的经理选择受到政府的左右。同时，使工人的再就业受到阻碍。从企业内部来看，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被削弱，使得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在转轨过程中进一步被弱化。总之，对股份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旧的治理方式已经被打破。虽然法律上已确认了新的治理模式，但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造成目前监督失效的必然性。市场机制的确立和发展，随着西方管理理论的逐渐引入和被人们所熟悉，国有企业在战略管理层次已经确立以市场的导向，组织结构适应企业战略的基本原则。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管理上仍带有较强的计划色彩，这一阶段更多是管理意识上的提升，需要完善主要是市场环境下管理的科学和艺术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