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光荣历史

一、逝去的光荣历史

（一）历史上中国制造业的长期优势

2008年8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报道，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透视（Global Insight）预测，由于美国经济快速滑向萧条，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009年将占全世界（11.783万亿美元）的17%，超过美国的16%，从而比该公司以前的预计提前4年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不仅将终结美国维持100多年的世界制造业头号大国地位，也将终结整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制造业霸主地位。这条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许是凑巧，此前三天，在8月8日的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古代海船的表演，唤起人们对中国制造业长期领先全球的历史记忆。

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便占据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和出口大国地位长达上千年之久，以至于百科全书式的罗马帝国著名学者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哀怨地将本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对华贸易，认为罗马进口中国丝绸等制成品逆差过大，导致黄金持续外流，造成了国内经济危机。学术界普遍公认，中国在16世纪以前，技术水平全面领先于西方。查尔斯·辛格等人编写的《技术史》和李约瑟著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众多权威科学技术史文献都强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之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技术流向几乎完全是单线程地从中国流向欧洲。^[1]即使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于明代中叶完成地理大发现之后以至晚明，虽然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陆续赢得了优势，但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结束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特别是当时工业革命尚未发生，手工生产依然是制造业的基本生产方式，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技术方面，中国商品仍然凭着千百年间发展积累起来的精湛工艺、专有技术和优良质量而风靡欧、美、日市场，致使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开通中欧直接贸易海路之举在相当程度上竟颇有“为人作嫁”的色彩，中国制成品藉此赢得了比此前历史上广大得多的出口市场而迅猛发展。

以当时占据制造业主导地位的冶金、纺织两大产业为例。中国早就有了手工业时代全世界最发达的钢铁工业，11世纪后期（即北宋中叶），中国铁的年产量已达125000吨，人均产量3.1磅；整个欧洲的铁产量在17世纪末（即清康熙年间）才达到这一水平。^[2]明代中国已广泛使用焦炭炼铁，欧洲直到清嘉庆六年（1801年）才由英国人达比（Abraham Darby）首创炼焦；明代已普遍使用活塞式木风箱，比18世纪后期开始使用活塞式鼓风器的欧洲早100多年；中国铸铁术、铁范铸造、铸铁柔化术、球墨铸铁等技术创新比欧洲早1500—2000年，明代在炒钢、灌钢技术等方面又取得了重大成就。李约瑟指出，宋明两代已经非常成熟的以生铁为基础的钢铁技术与现代钢铁生产工艺系统是一致的，且明代较大铁场已使用机车运送炉料，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工效。中国至迟在宋代就已冶炼铜锌合金——黄铜，宋应星《天工开物》（明崇祯十年即1637年刊行）详细记载了炼锌工艺，而欧洲直到18世纪上半叶才从中国输入炼锌技术。

在纺织工业方面，当时中国工艺精湛的丝织品竞争力更是独步天下，欧洲丝绸产品的款式、织法、图案设计、印染工艺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迪，而且只有中国生丝制作的产品才经得起海风吹拂而不变色。英国直到1690年以后才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而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3]

即使在军火工业方面，当时中国的优势也并没有很快丧失，奇波拉就认为，15世纪“中国火炮只会比欧洲的更好”。^[4]在17世纪，中国一流战舰上已经开始装备两门约1300磅重的主炮，船两侧装备五门约为900磅的辅炮，^[5]这样的装备和当时欧洲的水平大体相当。

至于明代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那就更加突出了。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6]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标记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国际市场上中国主要大宗出口商品与外国同类产品价格对比如下：

丝织品：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

麻织品：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

铜、铁制品：菲律宾市场中国铁钉价格为西班牙产品的1/4，致使秘鲁总督卡涅特于1590年专门派船赴菲购买中国铜、铁制品，还有位西班牙人维拉曾建议在菲律宾购买廉价的中国铜铸炮，然后运往墨西哥和秘鲁；

生丝：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中国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肉类、蔬菜、水果：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神甫马丁德拉达惊叹中国肉类、蔬菜、水果价格低得像是分文不取一样。^[7]

（二）明代中国商品横扫国际市场

挟质量和价格双重优势的中国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堪称一路凯歌。中国纺织品涌入菲律宾，当地土著“不复种棉织布……忘记了纺纱织布的传统工艺技术”。在拉丁美洲，中国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工场全部毁灭了”；“中国的麻织品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国产品短缺，尽管欧洲产品充斥市场，他们也绝不问津”；“中国丝织品以它低廉的售价、独具特色的技艺和装饰上的魅力，对欧洲市场构成一种挑战”……诸如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法国一些丝织品厂商为扩大销路甚至不得不给自己的产品印上“中国制造”字样。^[8]

就总体而言，在当时中国与西欧、美洲贸易的枢纽马尼拉，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为大宗。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甚殷，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9]从英吉利海峡到东非沿岸，从美国切萨皮克海湾（Chesapeake Bay）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出土文物和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纺织品都在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中国古代手工业曾经有过的辉煌。

由于本国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额硬币购买中国商品，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西欧工业革命之后、鸦片贸易兴起前夕。美洲白银西流中国数量之大，竟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Earl J. Hamilton）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锐减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10]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叶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三）明代中国制造业及其出口贸易发展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明代中叶以降中国制造业及其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明显的经济影响莫过于货币财政制度。由于明代贸易顺差迅猛增长，美洲、日本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货币金属匮乏的中国消除了自从北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钱荒”，白银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本位货币，为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全面建立货币财政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白银为本位币、铜为辅币的货币体制确立后，历经明、清两朝和民国初期，直至1934年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时方才被废除。^[11]

不仅如此，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大批工商业巨富涌现，中国社会统治集团的构成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晚明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官商合体的工商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一方面，晚明中国涌现了大批工商业巨富，即使中等富商的资本一般也达到了数十万两白银，王士性在《广志铎》中就如此写道：“平阳、泽（州）、潞（安）富商大贾甲天下，非致数十万不称富。”^[12]而拥有此等财力的商人在不久之前仍寥寥无几，被视为巨富，拥有百万家产者亦不乏其人。王世贞曾记下严嵩之子严世藩纵论天下富豪的一段言论，在被提及的17位全国顶级巨富中，山西的三姓和徽州的二姓均系商人。若再加上其后来提到的年代稍早些的邹望、安国两位无锡商人，^[13]则嘉靖、万历时，全国财力最雄厚的十几个巨富豪门中，大商人已占到七席，而且他们“富可敌国”的程度足以同当时的王公贵族媲美，有时甚至有所过之。

另一方面，伴随着财富剧增，晚明中国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青云直上。明代商人被列入史籍，纂为族谱、传记、墓志铭之人数，远非前代可比。张瀚之《商贾记》、汪道昆之《太函集》之类从正面详细记载和描述商人的作品，后世亦不多见。^[14]在许多场合，巨商富豪已能凭借经济实力与官僚地主争锋。据说无锡巨商邹望在同出任过尚书的“省部级干部”顾某发生官司纠纷时，凭借财力发动郡城内外十里的市民罢市，指使衙侩胥役不受顾某使唤，甚至还令对方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最后顾某不得不感叹“钱能使鬼如此”，并与之言和。^[15]

更突出的是，依靠雄厚的家资，借助科举制度的便利上升通道，当时工商资产阶级不惜血本培养子弟投身科举仕途，致使75%以上的进士、举人出身工商资产阶级家庭。相应地，在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江南，涌现了全国最多的进士、翰林、高官和东林党这样的“意见领袖”，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商富户子弟，或是与工商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6]与此同时，晚明中国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有利于商人的演变。王阳明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人皆可致良知”；^[17]首辅张居正也明确地提出“商农之势若权衡”的观点，倡导既要“省征发已厚农而资商”，又要“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18]何心隐、李贽等人更是有意从思想观念上抬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到邱溶、赵南星、黄宗羲等思想家时，已经形成“工商皆本”的思想。^[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