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大区位的选址比较

几个大区位的选址比较

中国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各个地方都有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没有可能只让某一个地方去独自承载发展的所有责任。在可持续和科学发展观的前景中，各个地方因其自然、生态和地缘条件的不同，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可以实施不同的发展目标和政策。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已初步建立了发挥市场力量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制，目标之一便是怎样更加有效地鼓励企业的自由选址以激发经济发展的持久活力。这里不准备一一讨论全国各个区域的情况，将视线收束一下，集中分析比较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个区域的现状与选址。

长江三角洲地区，从已有的和潜在的有利因素来看，表现在人才素质较高，制造业强势和经济效益较高，交通、信息与物流枢纽的功能强，腹地市场广阔，金融外贸潜力大，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强，而且发展比较均质，全国百强县有一半麇集在这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重构，城乡土地资源有限，生态破坏严重，重大基础设施的协调不到位，比如省际高速公路上有断头路，港口竞争白热化，这与该地区是两省一市的行政区划体制有关。珠江三角洲地区，位处广东省境内（因此，区域一体化的障碍与长三角和京津唐那种涉及中央—地方、地方—地方的多边复杂结构比较，相对容易解决），毗邻港澳，利于国际化，加工制造业强势，经济腹地广大，中小城市增长潜力巨大；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人才素质不高，外来人口多，社会治安欠佳，城市化水平质量不够，原有产品单一，产业链比较薄弱。而京津唐地区，尤其是北京发挥着国家首都的机能，国内外人才、信息、资金、科技、会议、交通以及文化形成高位集聚，是国家宏观政策的发布地，滨海新区又是一次发展机遇，这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北京首都圈的过度扩张，造成城市功能的超负荷，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京津两大直辖市协调发展不力，中小城市经济实力不足。

可见，要进行选址比较，对企业来说实在是一件十分细致和需要开阔视野的工作。这与企业的产品类型、对生产要素或者市场需求的特殊性乃至企业创办人的地方情感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比如台商在大陆地区的选址路径的演变很能说明一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凭借其地理区位和开发开放优势成为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站。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浦东的崛起，长三角的优势显现出来，成为台商投资的第二块热土。现在又出现向环渤海湾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京津唐迁移的趋势。由于前两个地区土地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日益紧缺，加上劳动力成本和环境压力的上升，环渤海湾地区的能源、电力、交通、土地加上劳动力价格（与南方省份相比，该区域劳动力综合成本低20%～30%）等比较优势就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又如各地争搞“总部经济”，但是初步形成气候的，只有北京、上海和香港这样几个主要城市。北京总部企业数量（尤其是国字号企业）、研发能力都占得头魁，这与它是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有关。在北京，企业与政府高层沟通更加便利，政经信息传播的快捷，使其成为大多数通讯、IT类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首选之地。而上海，在2007年共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78家、投资性公司159家、外资研发中心215家，成为中国内地吸引外资总部经济项目最多的城市。同时，上海还集聚了国内300多家上市公司总部，8家中央大企业总部和100多家中央大企业地区总部、重要生产基地或营运部门以及31家“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总部。至于香港，仍然具备内地其他城市所欠缺的很多优势。以往香港经济地位的形成，源于1949年国家政权更替时，上海的实业家们携带大量的钱和机器成群地迁址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万计的移民，他们提供了用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形成了香港早期的经济基础。加上过去数十年中国受制于西方势力实行的严酷的贸易禁运，只有通过香港转口才能避开这一问题，这里就成了中国主要的门户以及贸易公司和观察家的前哨阵地。到今天为止，香港已积累了一大批以当地人为主，受过西方教育并讲流利英语的律师、会计师和经理人员，再加上严格的法律制度和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仍然最有可能继续成为亚洲地区总部和国内企业融资的首选区位。香港的股票交易所目前是中国三个交易所中开放度最高的，市场资本价值的重要部分来自本地，有一些公司在香港运作但有内地支持（“红筹股”），还有在香港上市H股股票的纯内地公司。在金融、贸易、航运地位上，香港将直接与上海共演“双城记”。

最后，中国的“大国模式”使城市化和城市群的演化区别于欧洲国家和日本、韩国，不可能只有一个城市群。中国与美国在地理面积上都是大国，有共性，内需市场大，发展的空间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美国得天独厚，最早和欧洲进行贸易，使东部发展起来；随着亚太经济区的发展，其西部又逢机遇。因此先有东部和北部两大城市群，现在西部城市群也已具规模。但中国与美国还是有很大差别，主要表现为：一是地理特征，中国是东部单面临海，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二是人口资源压力不同，人口更多更密集；三是行政区划体制或相应政策和政府“激励”，即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制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