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中美货币博弈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中美货币博弈

李子江⁽¹⁾梁碧怡⁽²⁾

一、引　言

汇率本身是个经济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汇率往往跟政治又紧密相连。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大趋势》一书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表示，关于汇率和人民币的低估问题，“90％是政治因素，只有10％与经济相关”。中国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而其中美元仍占据最大份额。因此，当前影响中美汇率问题的因素虽然有经济层面、国内政治层面的因素，但更多是国际战略层面的因素。

自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财政巨额赤字无力偿还贷款，便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向世界转嫁危机。作为一个霸权主义国家拥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虽然美元的继续疲软并低位震荡是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但是美元仍是全球货币的中枢，美国在金融领域依然保持霸权地位。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截至2012年3月底的世界各国及地区持有美国国债的状况，数据显示，3月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总计1.169 9万亿美元，超过2月的1.155 2万亿美元，环比增持147亿美元。中国仍为美国最大债权国，自然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首选目标。

2010年10月11日，美参议院对“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进行最终投票，以63票对35票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法案。该法案的通过再次将中美汇率之争推到舆论的前沿。对于美国采取的这一行动，中方持坚决反对态度，国际间也是褒贬不一。美国为何一再热炒人民币升值，其目的何在?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秘书长王元龙认为，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既定战略，其真实意图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经济层面。美方希望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来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刺激经济增长，提振美国的制造业，解决高失业率，同时可使中国外汇资产缩水，减轻对华债务压力。其次，国内政治层面。在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的压力下，同时2012年的总统大选即将到来，美国会议员们唯有以人民币低估为借口向中国施压，才能转嫁责任、安抚选民。再次，在国际战略层面，可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外交部发言人姜瑜重申，人民币汇率升值解决不了中美贸易逆差和美国国内失业的问题。同样，逼迫中国加速人民币汇率升值，无助增加美国制造业，不利中美关系的长期战略，也不利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也指出，美国始终以人民币汇率来挤压中国，主要是出于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长远战略考虑。

本文研究一场以货币为背景的中美汇率博弈过程，但不认为这是一场“货币战争”（宋鸿兵，2008）。

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会遇到汇率升值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从国内层面的博弈来看，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和美国政府之间进行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兼顾了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使国内层次的博弈达到均衡。而在国际层面，美国主要是针对中国政府加以游说和施压，利用自己的世界话语霸权制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舆论，并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国际化。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能否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顺利实现经济崛起，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有着重要意义。不少专家认为中美之间的汇率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更多的是政治问题。面对美国利用霸权地位挥舞“汇率大棒”的咄咄逼人态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汇率问题会屡屡成为中美之间的焦点?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两国怎样的利益冲突?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战略的角度讨论中美汇率之间的博弈过程，提出最优的策略汇率战略，研究如何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基本经济要素变化尤为剧烈，忽略基本经济要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会得出严重错误的结论。已有大量文献通过构建均衡汇率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人民币汇率是否失调，失调程度如何，影响均衡实际汇率的主控因素等等结论。但是这些都是从经济层面来分析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而从政治层面来进行分析的研究文献则较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汇率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焦点话题，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也已有一些文献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中美汇率争端问题，本文首先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文献调研。

2.1　国外研究状况

Krugman（2010）和Bergsten（2010）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干预外汇市场，积累贸易顺差，导致对美国的“掠夺”，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因此，美国应该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与中国谈判或发起诉讼，要求人民币更快升值。

Wyplosz（2010）认为当前中美汇率纠纷与20世纪70—80年代美日汇率纠纷相类似，中国充当了以前日本的角色。难以确定中国的顺差与美国的逆差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快速技术革新带来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将促使人民币升值。

Schott（2010）发现过去几年中人民币升值没有缓解美国赤字，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观察期太短，以及金融危机等因素。如果人民币升值更多，长期内能够提高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率。

Miranda（2010）、Trachtaman（2010）等从WTO和IMF等国际组织的法规方面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对中国发起诉讼能否成功等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上述文献多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阐述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和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手段，但是，论证往往并不深入，没有综合考虑中美之间的利益既存在冲突，又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

2.2　国内研究状况

王元龙（2005）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际上就是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中国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着众多缺陷，突出表现为汇率形成机制扭曲、汇率缺乏灵活性、汇率调整缺乏准确依据、较高的维持成本。在中国加入WTO后新的开放形势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必要性彰明较著。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内容至少包括五个方面，即完善汇率的决定基础、矫正汇率形成机制的扭曲、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改进汇率调节机制。完善汇率机制的实质是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而不是简单调整汇率水平。完善汇率机制是中国自主的选择，必须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避免汇率大幅波动。

曹凤岐（2005）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之争本质上是贸易问题之争。当前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应进一步推进改革，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和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上两个学者都只是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从理论上提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议。

刘刚（2012）认为在后危机时代，美国、日本、德国、巴西与中国展开了一场大国汇率博弈。这些大国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转嫁危机，提振本国经济。然而，各国在全球的位势差异决了其不同的策略选择。面对不断升级的人民币汇率大国博弈，中国必须学会用政治乃至国家竞争的战略眼光来看待问题的实质，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来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拒绝人民币“被升值”。这一“大国博弈”视角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这些学者都是通过运用博弈论的思想方法，从中美政治与国家间竞争战略的思维出发，从而得出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的结论。

赵春明和王怀（2005）通过效用期望值来对中美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美国效用期望值最大时的最优升值率介于0和β之间。中国的最优选择是允许人民币升值，但最优升值率为0.5β。在人民币升值后，如果美国仍进行报复，中国的最优选择是进行反报复，并可通过合理选择报复对象以实现最优。刘惠利和付程亮（2006）根据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在资本固定或有限流动条件下，固定汇率时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而在资本完全流动下，浮动汇率时的货币政策才会有效。可见，目前坚持中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可行的。但根据入世协议，2006年外资银行获准全面进入中国市场，不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管制便会逐渐放松，以致最后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因此，从长远看，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也是必然的。李增刚和董丽娃（2005）认为汇率决定问题，在国内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在国际上是不同国家之间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博弈。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体现了两国国内利益集团之间、两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非常恰当地体现了汇率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罗霄（2007）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纷纷要求中国进一步放松汇率管制，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与速度，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价值重估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乃至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为了寻求新的利益均衡点，中美双方展开了包括元首高层互访、斯诺访华、鲍尔森访华、纺织品谈判等多方面、多回合、长时间的对话。一国的汇率选择是一个多方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反映了政府与受汇率变化影响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国家经济实力、国际政治地位、政治实体之间的利益结构、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参与者的数目和类别都是影响合作博弈关系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素。以上学者试图以中美间人民币汇率之争为切入点，以双方利益冲突的视角探寻隐藏在汇率问题背后的国际关系本质。

李成、姚洁强和王超（2008）运用博弈论模型对中美两国的汇率政策进行分析，得出三点结论：单纯运用汇率工具调节两国的贸易，会形成双方谈判力量的“掠夺性”均衡；汇率与贸易政策冲突，贸易政策会将汇率政策变动产生的效应抵消；非经济因素使中美汇率博弈形成暂时均衡，但不稳定。侯杰（2008）按照博弈论模型，将国际汇率制度选择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同利益集团选择汇率制度的博弈，第二阶段是参与国政策行为博弈。在对以上过程进行分析后，又从中美贸易摩擦引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改变政策博弈中的被动局面，才能消除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局面。以上学者把中美汇率之争视为国家策略行为，以博弈论为工具，探讨国家行为与结局，使这一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严密的理论分析层次。但是，这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下的新的汇率理论来解释。

何琼隽（2012）运用范畴解构的方法，通过考察政府如何以汇率失调为代价，实现政治、经济等战略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策略汇率的概念，以完善对汇率失调的理论的描述和加深对汇率失调内在机制的理解。同时通过建立汇率博弈的政治经济学模型，阐明策略汇率是一个Nash均衡结果，普遍化了策略汇率的理论意义，建立了与名义汇率、实际汇率、有效汇率等量齐观的汇率理论基础概念——策略汇率。策略汇率同时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概念，并且可方便地用来分析国家间货币博弈关系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逐渐地意识到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的博弈，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博弈，更多的是政治层面的博弈。不仅是当今现实的国际经济学问题，而且还是尚待深入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

本文结合运用均衡分析和博弈论模型两种方法研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通过构建一个中美汇率争端的完全信息且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鲁宾斯坦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达成子博弈完备均衡，并以此为理论根据刻画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内在机制。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策略汇率理论

从中性的角度，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价格比，只要满足对称性，现有的名义汇率、实际汇率与有效汇率就足以充满汇率整个概念空间。但鉴于非中性汇率是汇率的现实常态，仅有现存的汇率概念是不足以描述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与秩序，需要新的汇率概念来补充。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汇率概念分析国际贸易流、国际资本流，但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一国从国家利益出发，通过选择不同的汇率结构，改变汇率的定值方向，直接影响外汇市场交易者的预期形成，从而影响汇率变化的基本原因。因此需要引用“策略汇率理论”来进行分析。

3.1　策略汇率的概述

何琼隽（2012）在考察政府如何以汇率失调为代价，实现政治、经济等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策略汇率（Strategic Exchange Rate）这一概念。如图1所示。在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时，经常项目的不平衡（逆/顺差）不能通过资本项目（顺/逆差）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并且当这种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引起的国际收支顺/逆差足够大时，政府通常运用外汇市场上的管理浮动汇率，对本币汇率的定价进行干预，干预目的不是使“错误汇率”朝着所谓“正确汇率”的方向收敛，而更多体现的是政府试图利用汇率实现其经济、政治目标。而这时汇率就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用来实现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政府在确定汇率比价时清楚地知道这一汇率是偏离均衡的，并且也清楚地知道利用这种汇率与均衡汇率间的偏离，政府所要实现什么样的政策目标以及将要付出的代价。显然，这一汇率性质上又是非中性的，作为外汇市场的价格信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经济体制上的缺失和市场的失灵导致其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进行次优的资源配置，而不是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

策略汇率解释了由国家利益决定的汇率比价现象，构成了国家竞争战略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会利用汇率强化本国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增长。当然，这种政府对汇率（策略汇率）的利用并非是每天都在外汇市场上通过买卖货币来进行短期干预（外汇市场的官方干预），而是体现在某些处于转折点时期的汇率定价上，它体现了该国的策略和政府的智慧。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所做的改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无疑对中国保持快速发展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图1　汇率概念范畴与相关的经济思想

3.2　选择策略汇率的原因

一国为什么要选择汇率作为实现其竞争战略的工具呢?克鲁格曼（2000）曾形象地比喻说：“如果国际贸易是一部汽车，汇率就是它的传动系统”。这仅仅说明了汇率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事实上，汇率与一国经济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国家竞争战略的基础是一国根据其内部经济目标和外部经济目标而制定的，在一国内部，战略涉及不同的政策工具，它是可以调节的；对外部而言，战略的确定是根据一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能力以及与他国博弈的结果而定，是一国在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安排的一种反映。动态地看，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一国经济、政治的改变，该国对这种安排不可能完全满意，总会存在着调整的愿望，作为该国的国家竞争战略工具，也应该可以反映出这种调整的愿望，以及国际社会和该国主要贸易伙伴对该国的调整所作出的反应。对一国政府来说，政策的调节工具多种多样，但其中的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储蓄政策、资本账户管理以及货币市场干预等都可以围绕着汇率调整进行，这些政策保证了一国以相对较高的储蓄率或者是相对于其收入较低的支出水平，采用低估汇率来强化国家竞争优势，或者是通过重新估值来强化国家竞争优势。

由此可见，汇率作为一国实现国家竞争优势战略的工具，有利于该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因为汇率的定价能够反映出一国内部和外部的经济现状。事实上，无论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制定一系列的战略，特别是在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国际竞争战略的选择更多地体现在竞争方面，而非合作方面。汇率则成为重要的竞争战略工具。

总之，汇率可以作为实现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尤其是对于某些处于转折点时期的汇率更是一国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战略工具，因为这时汇率的决定并不取决于市场因素，而是取决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博弈的结果。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处于强势地位，其货币基本上为可以自由兑换的硬通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将本币与一种发达国家的货币或若干种发达国家的货币篮子挂钩。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调整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调整引发的，因而多数是被动的。但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主权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享有对本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决策权。所以，本文仍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汇率博弈中的局中人。

四、人民币汇率博弈下的中美关系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谋略和决策问题的理论，它可以非常清楚地表述双方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将博弈论应用到中美关系中对人民币汇率的制定过程中，可以考虑到中国的利益，充分体现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增强中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激励。本文将应用讨价还价理论中的鲁宾斯坦模型，在自由竞争的外汇市场中，分析美国与中国之间为确定各自满意的中美汇率比价——策略均衡汇率而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

4.1　博弈过程建模

1982年，马克·鲁宾斯坦（Mark Rubinstein）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方法，对基本的、无限期的完全信息讨价还价过程进行了模拟，并据此建立了完全信息轮流出价讨价还价模型，故称为鲁宾斯坦模型。

1.博弈主体

假定博弈参与者为中国与美国，两国都是经济大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对美国拥有贸易顺差，其出口对美国有较强的依赖性。美国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因此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一个是逆差大国，一个是顺差大国，两者共同构成“失衡”的全球经济。

2.信息完全和理性人假设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假设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对彼此的经济结构、产业特征、汇率制度、策略选择以及支付函数（Payoff Function）等都拥有完全的信息。同时，假设中国和美国具有充分理性，在特定条件下选择最优策略，并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愿意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

3.博弈过程表述

鲁宾斯坦把讨价还价过程视为合作博弈的过程，他以两个局中人分割一块蛋糕为例，使这一过程模型化。

在这个模型里，市场中有2个局中人，他们以轮流出价的方式就分割大小为π（其中π＞0）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谈判。在时点t=0，局中人1提出一个出价，一个出价就是对分割利益π的一个提议，局中人2对此出价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局中人2接受了该出价，则谈判成功，局中人根据被接受的出价分割利益π。如果局中人2拒绝了局中人1的出价，则局中人2会在时点t+1时提出另一个出价。如果这一出价被局中人1接受，则谈判成功。否则局中人1会在阶段t+2再提出一个出价……在博弈进行的过程中，出价和还价不断继续，直到一个参与者接受对方提出的方案，博弈就到此结束。如果双方一直都无法接受对方的出价，博弈将一直进行下去，构成一个无限期博弈。如图2所示。

4.鲁宾斯坦模型提供了讨价还价境况

一个洞见是，无摩擦的讨价还价过程是不确定的，就是说如果参与者可以任意提出分配方案并拒绝对方的方案而不承担任何成本，则一个讨价还价过程可以被看做是无摩擦的，那么只要参与者愿意，就可以无限期地将讨价还价过程进行下去，这显然不符合市场中的实际情况。要是参与人有激励达成协议，他们就会发现议价是有成本的。

图2　鲁宾斯坦模型

另一个洞见是一个参与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取决于这个参与者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成本的相对大小。博弈的参与者每一次提出一个出价都代表谈判的一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参与者对谈判成本（资本的时间价值、财产的折旧等）的估算不同，表现出的对谈判的耐心程度也不一样，可以用贴现因子δ₁和δ₂（0＜δ₁＜1，0＜δ₂＜1）来表示参与者每一次谈判需要付出的成本。参与人的讨价还价力，随着本人议价成本的上升而减弱，随着对手议价成本的上升而增强，所以相对更有耐心的参与人会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力。也就是说，在实际市场中，所有讨价还价过程的参与者都是有成本的，他们会考虑到谈判时间对其收益的影响。

在应用鲁宾斯坦模型分析中美汇率比价的确定过程时，如果考虑了上述特征，就不会陷入到无限期博弈的循环中。因此尽快响应并接受可以作为一项“灵活性”或“妥协”的决定原则。根据这种原则，美国与中国就可以在有限的几次讨价还价后，进行妥协，就能得到双方满意的汇率比价，这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重要作用。

4.2　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的鲁宾斯坦均衡分析

首先给出假设条件：

假设1世界货币体系中两种决定性的货币——美元和人民币；

假设2两种货币在世界GDP中具有相同的权重；

假设3两国只生产一种商品，且PPP成立；

假设4两种货币在世界经济中的效用是无差异的；

假设5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博弈中具有信誉；

假设6无论何时，当一个局中人必须出价时，其均衡出价都会被另一个局中人所接受；

假设7当一个局中人必须出价时，它在均衡时的出价都相同。

定义1设两个局中人——美国记为A，中国记为C；δ_A为美国的贴现因子，δ_C为中国的贴现因子，δ_i∈（0，1）；若美国提出其利益π的份额为x_A，x_A∈［0，π］，那么π－x_A为中国的利益份额。同理，若中国提出利益π份额为x_C，那么π－x_C为美国的利益份额。

假设在时点0，美国先向中国出价，如果中国接受了该出价，则协议达成，中国根据被接受的出价得到利益份额。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拒绝了美国的出价，则美国会在t＞0时点时作出一个还价。如果这一还价被美国所接受，则协议达成。否则，美国会在2t时点作出一个再还价……直到美国和中国其中一个接受对方的一个出价才能够停止。

那么，美国和中国是否能达成一致?还是长久地意见不一呢?如果达成协议，双方商定的分割方式所示什么?何时达成协议?子博弈完美均衡的概念将会用于刻画这一博弈结果的特征。

证明：利用子博弈完美均衡（SPE）的概念。参考美国必须向中国出价的任一时点。从假设6和假设7可以得出，中国从拒绝一出价中得到的均衡支付是δ_C。这是因为根据假设7，中国在拒绝了任一出价后会出价，根据假设6，这一出价将被美国所接受。完备性要求中国接受满足π-x_A＞δ_C的任一出价x_A，拒绝满足π-x_A＞δ_C的任一出价x_A。进一步地，从假设6中可得π-≥δ_C。然而，π-不大于δ_C；否则，美国将通过另一个满足π-x'_A＞δ_C的出价x'_A来增加它的支付。因此

π-＞δ_C　　　　　　　　　　　　　　　　　　　　　（1）

（1）式表明，中国在接受和拒绝美国的均衡出价之间是无差异的。以对称的论证方式（美国和中国角色互换），可知，美国在接受和拒绝中国的均衡出价之间也是无差异的。即

（1）式和（2）式有唯一解，即

=μ_Aπ和=μ_Cπ

其中

4.3　人民币汇率博弈的鲁宾斯坦均衡解的诠释

讨价还价过程与结局取决于均衡支付水平（δx^*），而支付水平又与贴现因子δ直接相关。下面，结合中美汇率博弈局势对贴现因子进行具体的分析。

1.贴现因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含义及其相关条件

贴现因子就是一个份额经过一段时间后所等同的现在份额，用δ表示。这个贴现因子不同于金融学或者财务学的贴现率之处在于，它是由局中人的“耐心”程度所决定的。“耐心”实质上是讲局中人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不同的局中人在谈判中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各不相同，心理承受能力强的可能最终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样，如果有比其他局中人更强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会占得更多的利益。所以，在这时的局势中，贴现因子δ可诠释为耐心系数。

由上可知，中美汇率博弈经过无限次汇率博弈的均衡结果取决于耐心系数δ_A、δ_C。影响耐心系数的因素主要包括各自政府与国内利益集团的态度、国家综合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当前经济形势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态度等。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府的态度越强硬、国家综合实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内经济越稳定、在世界上拥有越广泛的支持率，耐心系数越大。更有耐心的一方在博弈中就越能争取到主动，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推论1如果中美汇率博弈实现子博弈完美均衡，则策略汇率的定值由耐心系数δ（0＜δ＜1）而定。

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国是世界上的唯一霸权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讨价还价力，虽然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但中国的实力还是比不上美国，因此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更有耐心（即δ_A＞δ_C）。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出现“双赤字”，失业率不断上升，贸易呈现顺差等现状，美国逼迫要求人民币升值，诬蔑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商品征收进口附加税等社会舆论和行动对中国进行报复，但是中国坚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由此可见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并不耐心，中国反而更显有耐心（即δ_A＜δ_C）。

以下举出美国和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上对耐心程度有影响的五大因素。

贸易争端美国企图把国内矛盾转嫁到外部，就选择了中国对美贸易长期出现顺差这一借口。尤其是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再度强调出口的重要性，并提出未来5年使美国出口翻番的时候，就注定了未来中美贸易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而事实上，美国现在的贸易赤字并非是简单的双边贸易赤字，而是多边贸易赤字，过去几年美国和全球90多个国家都存在贸易赤字的问题，中国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如果仅仅进行汇率双边调整，这种贸易失衡问题不仅根本无法得到解决，而且有可能会使中国的情况更为糟糕。因为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事实上，中国也并不是有意寻求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造成中国高外汇储备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与技术，美国实行封锁、禁售。换言之，中国是有钱，也想花钱，但美国不卖给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是苦于有钱花不出去，才被迫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形成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美国放宽限制，愿意向中国出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自然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逆差，并相应增加美国的就业。

债务稀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长期如此美国很可能有债务违约的风险，而这是其国内的政治博弈的结果。美国曾100多次提高债务上限，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债务已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因此美国财长盖特纳要求国会修改立法提高债务上限，以防引起经济危机。而他表示，美国在2012年年底之前不会触及16.4万亿美元的上限。美国债务问题由来已久，这是由于长期的财政赤字造成的。最近40年来，美国政府有35年出现预算赤字。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账户就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但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美国政府如何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实现美国经济复苏。

然而，负债累累的美国仍然可以自己开动印钞机还债，进而使全世界泛滥着无以计数的美元。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因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它是美国的法宝，是它的超级战略性武器，是美利坚合众国财富之源泉。美元霸权事实上就是美国的强权。尼克松的财政部长曾坦承“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却是你们（指世界各国）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便再无任何的担保抵押保证，变成了纯信用货币，美国则利用这一信用优势可以任意滥发美元了。从此美元便“绑架”了全世界，美国以美元霸权为手段实现了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战略目标，从此“利益美国独享，风险全球共担”，也才有今天“美国危机、全球买单”这一当今全球最大的不公平与不公正。不过，预算赤字、储蓄赤字和贸易赤字不仅正在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影响其政治稳定，而且也正演变为国际金融格局中最不稳定的“定时炸弹”。中国目前拥有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听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让美元在“滑梯”上继续下滑，这将稀释美国债务，并成为美国变相赖债的手段之一。

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截至2012年3月底的世界各国及地区持有美国国债的状况。数据显示，3月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总计1.169 9万亿美元，超过2月的1.155 2万亿美元，环比增持147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自然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首要目标。美政府声称，人民币币值目前被低估40％～50％左右，这意味着美国将施压要求人民币最终升值40％～50％，以此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将自动减少40％～50％，即每1万亿美元资产自动缩水0.4万亿到0.5万亿美元，若按2012年5月24日1美元对6.324 7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将约损失3万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约相当于中国2011年GDP总额的6％。这种稀释美国债务的行为清晰可见。

政治选票基于美国的政治结构与党派选举政治，每当大选来临，共和党和民主党就开始精心地演绎政治对局，许多问题就会因此贴上政治标签。共和党与民主党为各自利益在国会中的直接交锋，涉及两党短期与长期利益博弈。短期利益在于共和党和民主党采取不同策略解决当前美国问题。长期利益在于2012年总统大选。面对压力，汇率问题成为美国政府唯一可以凝聚共识的话题。2012年1月3日的共和党艾奥瓦州党团会议正式拉开美国总统大选帷幕。11月16日，美国全国选民将投票选出下届总统。美国面临总统大选，议员的力量增加，在支持率出现下降的背景下，奥巴马要想保住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其中一个办法便是在外交问题上造势，转移视线，争取美国选民特别是蓝领阶层的支持，奥巴马政府正好可以利用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增加出口为幌子，以中国“罪人”转移国民视线与不满，以期提升民望与民主党的选票。奥巴马已成功继续当选美国总统，说明汇率问题对政治选票的重要性。

利益集团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汇率进行考察，可以将人民币升值分为两个层次的博弈：在国内层次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博弈，他们之间相互竞争与妥协；在国际层次上，不同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博弈，其动机更多是维护、巩固和改变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结构性安排。从国内层面来看，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利益多元化的国家，对人民币升值诉求自然不是同一种声音，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局部利益都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利益，某些企业对短期收益的追求是合理的（如一些进口原材料企业希望人民币升值），但决不会自然成为国家制定战略的基础。中国政府必须顾全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目前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整体利益仍是弊大于利。从国际层面来看，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利益也是多元化的。因为现在很多美国跨国大公司都将生产环节设在中国，依赖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如果美国通过议案向中国征收高关税，这些举动都将为中国从美国公司进口飞机和铁路机车等增加新的障碍，进而对美国公司自身造成沉重打击。

美国一些游说能力极强制造业利益集团，例如制造商联合会（NAM）、纺织品制造商协会（ATMI）等都利用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一事实，来制造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不公平竞争导致逆差扩大、美国制造业工人因此失业的言论，要求政府向中国施压，使人民币升值，否则就进行贸易报复。从维护美国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充分的证据表明，频频指责别国操纵汇率并不断施压强迫别国改变币值的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因为正是在美联储的操纵下，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狂贬逾40％。2001年后，美元相对其他主要储备货币又持续贬值超过30％。相应地，2001年到2006年，美国对外总负债虽然增加3.856万亿美元，但净负债却减少1 990亿美元，即净赚资本收益4.055万亿美元，其中，操纵美元贬值贡献8 920亿美元，压迫别国货币升值、制造资产价格变动净赚3.163万亿美元。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但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却逆势飞扬，表现出强劲的“升值”态势。美国的汇率政策需要贬值时，就立即操纵贬值；需要升值时，就立即操纵升值。

国家战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关系从来都不局限于经济视角。美国为了稳固其在全球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霸主地位，继续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经常交替运用金融与贸易手段来打压主要竞争对手的现实挑战。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当美国陷于经济危机的阴影时，中国经济却保持了稳定快速的发展，并在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甚至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同时中国在气候问题、国际金融新秩序等国际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扩大，所有这些情况都令美国产生中国难以驾驭的危机感。由于长时间在金融危机中徘徊，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很多美国人出现了失衡心理，中美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博弈所带来的不愉快在美国国内都被放大，政界、学界、媒体界甚至部分商界都出现了批评中国傲慢的声音。人民币虽然距资本和金融账户完全自由可兑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人民币国际化的强劲势头着实刺痛了美国的神经，美国的战略意图就是要打压这种势头。抛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强迫人民币升值，抑制中国出口，打压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从而阻止和减缓发展的步伐，达到维护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目的。因此，美国对人民币施压只是其针对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实施的整体攻击的一个侧面。因此，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一旦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因为人民币汇率被“绑架”而失去在金融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的发展优势，不仅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可能在时间上错过追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度，进而失去成为世界一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

2.“先动优势”与“后动优势”

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先出价的一方和后出价的一方有着各自的优势，即所谓的“先动优势”和“后动优势”，这两种优势的发挥取决于前面提到的耐心系数。因此，现在分析一下中美的耐心系数问题。比如先出价的美国，其出价取决于中国的耐心系数的大小。

当中美双方的耐心系数不同时，有

推论2　（1） 如果0≤δ_i≤（i=A，C），此时，

则超过了总收益的一半，所以，此时先出价具有优势。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利用本国已有的讨价还价力量先出价，因此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具有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处于静候状态，也即已经达成瞬时均衡。

（3）如果0≤δ_i≤δ_j≤1（i=A，C；j=A，C），此时，，所以，耐心系数比较大的，不管先出价还是后出价，都会占优势。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δ_A小于中国的δ_C，因此不管中国先出价还是后出价，都比较占优势。

一种特殊情况是，如果中国先报价，就有且0＜δ_A＜1且δ_C→1，即表明中国有非常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或者说中国非常具有耐心，此时，中国将获得所有收益π。同样在美国先报价的情况下，如果0＜δ_C＜1且δ_A→1，即中国没有讨价还价能力，或者说中国非常没有耐心，此时美国将获得所有的收益。而在美国先报价的情况下，如果0＜δ_C＜1且δ_A→1，美国仍然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其状况要好于中国完全没有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美国获得的收益是其“先发优势”所带来的。同样对于中国先报价的情况下，如果0＜δ_A＜1且δ_C→0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

当中美双方的耐心系数相同时，有

推论3　当δ_A=δ_C=δ，则δ_A与δ_C都可以用来表示。注意到，即首先提出报价的一方将得到比另一方更大的收益。

在无穷的讨价还价模型下，当中美双方具有相同的谈判能力的时候，先报价会得到更多的收益。然而，注意当t→0时，在取极限的过程中，这一先动优势消失了：中美各得利益的一半。

综上所述，说明美国和中国的讨价还价耐心系数对美元/人民币策略汇率的定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报价的次序对中美双方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尽快接受”原则

因为存在耐心因子，谈判的时间越长，那么谈判的成本就越多，表现为不耐心，因此局中人在本阶段所得的份额x在价值上是不等于下阶段所得同样份额的x，下阶段的x经过贴现只能等于本阶段的δx，要小于本阶段的x。因此，局中人均应尽快接受对方合理的报价，否则，即使在下阶段谈判中获得相同甚至更多的份额也可能小于本阶段的份额。因此，面对美国多次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逼迫的情况下，中国都及时地给予回应，这表明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高度重视。

五、中美货币博弈现实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中美货币博弈自2005年以来不断出现，这说明中美双方已固定成为局中人；为了化解矛盾不至于演化成为经济冲突，双方定期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又说明中方已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权衡利弊，确定最优的策略汇率水平；同时，这一具有讨价还价结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达成的策略均衡汇率是具有稳定性的。

5.1　背景与现实

货币问题是中美双方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影响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经济大国的美国和中国，加强在汇率方面的磋商，保持美元和人民币的稳定，对于保持全球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记录2005年7月21日以来中美汇率博弈事件，如表1所示：

表1　中美汇率博弈事件

续表

资料来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29599074.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2362.htm
http://news.etnet.com.cn/feature/zhongmeizaikaihuo20111121.html
http://news.163.com/12/0214/09/7Q7B7B0T00014JB5.html
http://jingji.cntv.cn/20120503/106908.shtml

由表1可以看出中美博弈由来已久，也不可能那么快就会结束，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中美汇率博弈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全球经济复苏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中国不能在人民币汇率上松懈下来，应做好长期博弈的准备。

5.2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09年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参加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为在多个领域加强交流与沟通，以化解矛盾和增进合作，中美之间建立了多个磋商机制。其中，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为两国交流中重要的机制，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双方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而进行的战略对话。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两项机制自确立以来，中美在事关两国关系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加强合作和沟通显得尤为必要。在这种背景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对中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磋商有一定的影响。

1.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次对话的主题是“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中美经济合作”，议题是中美关系、国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问题。而人民币汇率问题没有出现在本次谈判桌上。美方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关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中方倒是明确提出希望美国保持金融市场和美元汇率的稳定，从而保证中国在美投资资产安全。在这一次对话当中，美国意在博得支持和合作，至少在当时情况，汇率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汇率博弈暂缓。

2.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战略对话中，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国际地区及全球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战略对话框架下，两国有关部门将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在对话中可以看出中美的共同利益是重中之重。

在经济对话中，双方将围绕“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主题，就若干议题进行讨论，包括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而被一直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在对话中有所涉及，但不会成为核心议题。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只是在此强调了汇改的方向，人民币升值可能推迟。

3.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经中美双方商定，本次经济对话的主题为“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围绕这一主题，双方将讨论以下议题：一是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包括推进新兴产业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合作等；二是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主要包括金融业改革，跨境金融监管合作；三是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四是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主要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与挑战，将涉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形势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影响、日本特大自然灾害等议题。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出中美双方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认识是一致的，但“中方坚持改革目标应为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而美方更强调升值的幅度”，因此汇率将是重头戏。

4.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题为“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中美经济关系”，围绕这一主题，双方将讨论以下议题：一是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主要讨论全球经济挑战、中美财政和货币政策展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互动及其影响、中美经济再平衡、中美经济结构调整等。二是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主要讨论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贸易安排、改革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促进投资便利化、鼓励创新和竞争等。三是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主要讨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和跨境监管合作、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准入、石油价格市场监管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监管等。而汇率以及美方对华出口管制等问题一直是中美经济对话的焦点议题，本次对话也达成阶段性共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美国支持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篮子货币。美国财长盖特纳也称，中国已经在汇率方面作出重大的且有希望的进展，将推动人民币兑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进一步升值。这轮会议达成67项互利共赢成果，两国同意，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确保复苏、增长、就业是首要任务，会采取措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携手应对欧债危机等全球性挑战。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下，中美双方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平台，扩大共识，减少分歧，加深互信，促进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积极合作全面的方向发展。

5.3　利弊权衡

由于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既是竞争对手，又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双方只能是在竞争中求合作，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强势要求，中国必须学会用政治乃至国家竞争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实质，切不可再按照简单的市场原则来解决。因此，中国应权衡自己的综合实力，在不引发中美全面贸易战的基础上，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中国出口、就业、经济结构转型和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策略行动明显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限制稀土、石油等部分产品的出口

温家宝总理曾在第六届中欧工商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对稀土加以管理和控制是必要的，但决不会封锁。中国不会把稀土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对一些稀有、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开采行业，如稀土、石油等行业限制出口，一方面是为了减少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国内需求的持续供给，大力发展中国国内此类行业的发展，改变目前中国以极低的价格出口此类稀缺资源，再以极高的价格购买外国利用此类稀缺资源生产的产品的现状，让美国不再用中国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从而维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稳定。

2.加快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的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的商品大多是低端、低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等国家，使得美国有机可乘用来指责中国是导致美国大量制造业倒闭、产生大量失业者、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罪魁祸首。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与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能操之过急，但中国可以利用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契机，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适当进行升级，培养他们的品牌意识，提高利润率，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率之间找到平衡点。

3.做好长期博弈的时间准备

中美汇率问题由来已久，因此该问题不是一次性就能解决的，博弈具有持久性。中美双方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虽然认识一致，但中方坚持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而美方更强调要求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然而，问题是一旦人民币汇率放开、升值幅度过大，中国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更何况人民币一次大幅升值根本解决不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就业问题。

4.利用议题联系改变谈判技巧

议题联系就是一种曲线救国的策略，通过把其他问题扯到谈判中的问题中来，通过其他的问题牵制谈判对手，使自己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优势。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面对一些棘手的全球性问题，如反恐、能源、环保等问题时，在很多方面都需要中国的支持。所以中国可以在谈判中利用议题联系策略，对美国加以威慑，从而在政治方面制衡美国，增加谈判获胜的几率，防止美国肆意地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从而给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

5.坚持“以中为主”的博弈原则

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不要因为外界有压力就动汇率，也不要因外界没有压力就不动汇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应要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实事求是，坚持“以中为主”的博弈原则。事实上，自2010年6月中国汇改重新启动后，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6％，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热钱流入，降低了国内的通胀风险，这是新时期中国主动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综合体现。

6.坚持改革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要从加快汇率市场化速度、增强汇率灵活性、提高外汇市场效率、加快资本项目开放速度、研究央行干预市场的优化方法及手段等角度来解决汇率机制问题，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对人民币的汇率水平进行渐进调整，改革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降低国内经济发展受到的冲击，促进经济发展。

7.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东亚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深受美元本位制的困扰。因此，中国可以和上述国家共同呼吁美国停止弱势美元政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和有效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只是被动地应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不是积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创导者和参与者，就很难脱离被动局面。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仍处于不断变革中，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应积极倡导和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5.4　具有讨价还价结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汇率是个长期的博弈过程，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政府要做的就是迎难而上，抓住机遇，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升值，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世界已经融为一体，实现共赢才是出路。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是在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基础上，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实现稳定的。

六、结　语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近年来中美关系的中心话题，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人民币汇率事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中美两国的持续博弈焦点。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下，中国政府必须积极应对，制定合理的汇率政策措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达成共识，促进合作，形成竞争合作的博弈状态，符合双方共同利益。这将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正常、平等、合序、竞争与合作全方位的方向发展，同时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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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子江，瓦尔拉斯理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2)梁碧怡，瓦尔拉斯理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