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6．1．2　必要性：大都市区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处于中心城市集聚发展阶段，大量的人口和经济资源迅速向大城市集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即我国城市蔓延与城市化几乎相伴而生，同时进行。

图6．2　中国主要大城市人口变化情况

从市区非农业人口增长情况来看，如图6．2所示，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人口迅速向大城市集聚。在1951—1981年的30余年间，各个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缓慢，增长幅度基本上在20%左右，增长最快的哈尔滨也仅增长了35．1%，重庆甚至还为负增长，也就是30年间非农业人口数减少了10．4%。而在改革开放后1981—2001年的20余年时间里，各个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普遍提高，除了天津、沈阳和哈尔滨之外，其他7个城市的增长幅度都在50%以上，增长最快的重庆甚至在20余年间市区的非农业人口翻了一番，这与过去30余年中的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最近几年，这些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从2001—2004年，除了天津、武汉略有减少之外，其余8个城市非农业人口还是实现持续增长。^[3]

改革开放之后，在人口迅速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同时，这些城市的向外扩张也就是城市蔓延的速度也随之提速。我们同样以上海、北京等10个城市为例，如图6．3所示，从1985—2004年的20年时间里，以上这些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基本上都在持续增长，其中2000—2004年增长更快，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幅都超过了过去各个时期。在1985—2004年时期内，这些城市中建成区面积增率最大的是重庆，20年时间建成区面积几乎增长了5倍；增量最大的为北京，20年时间增加了809．3平方公里；增率和增量最小的均为武汉，分别增长了21．2%和38．2平方公里。

图6．3　中国主要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不论是非农业人口还是建成区的增长都不是线性的，而是呈跳跃式增长，这是因为行政区划调整是中国城市扩张的重要手段。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兼并周边县市（县级市），城市的人口和面积都实现跳跃式增长。改革开放之后，以上的10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都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手段实现了城市的扩张。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城市扩张，为大都市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者王建在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之后，提出中国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只能走与日本相类似的都市圈道路。^[4]笔者虽然并不认同他提出的“9大都市圈”或者是其后提出的“20大都市圈”的战略构想，^[5]但是他主张的都市圈发展战略也就是大都市区化不失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6]

第一，根据预测，未来20年内我国城市机动化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机动化一方面将极大地扩展城市功能地域范围，促进在通勤范围内（一般认为1小时或“45分钟定律”）形成城镇群体组合的城市；另一方面，通过城市功能地域的交融，将极大地改变传统的城市与城市及城市与郊区的关系，城市功能的网络化与郊区的城市化趋势将日益明显，都市区的发展将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新潮流。

第二，中国乡村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巨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了城乡劳动力的同时过剩，因此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坚持走一条城乡共同发展的双轨型城市化道路，在大中城市不断发展的同时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实现乡村地区的非农化与城镇化。当前，大中城市拉动型的城市化模式已得到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认同，但目前普遍重视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而对城市的功能地域的扩展重视不够，通过都市区这种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可以促进城乡之间功能上的衔接和融合。

第三，在我国大城市中，建成区的外围都存在着大量难以明确划分的灰色区域，这里非农化水平较高，围绕中心城市存在着城乡间密切联系的产品、服务、资金、信息、通勤等的双向联系。同时，大城市郊区是城市发展的积聚力量和扩散力量汇合的场所，来自城市的和来自乡村的力量相汇合，使得城乡交接和市县交接的区域成为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同时也是管理最为薄弱的地区，在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因此，从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已经成为城市研究者的共识，大都市区的建立形成了具有有限行政权力的“都市联盟”，有利于满足城乡接合部管理的需要。

总而言之，大都市区必将成为承载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但是，就当前而言，中国大都市区化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的矛盾问题，需要加以协调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