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年俗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思考

关于中国年俗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思考

乌丙安

(辽宁大学，沈阳110036)

1　从烟花爆竹的年俗文化震撼说起

今年的中国首都北京，在烟花爆竹强烈震撼声中度过了最欢乐、最热烈、平安而又祥和的自燃放鞭炮开禁以来的第二个农历大年。如今人们正在兴高采烈、满怀激情地迈向新春的另一个沸腾节日——正月十五闹元宵。

此时此刻，最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是：经过十几年的禁放烟花爆竹，一千多万北京居民和不少禁放城市的几千万民众，都曾经有过在无声无息中过“大年”、睡大觉的切身体验;如今却在雷暴轰鸣、七彩缤纷的烟花爆竹声中，欢度了大年夜的“交子”良辰，过了一段又一段年味浓重的节期，这种巨大反差的文化心理冲击和感受，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想，人们肯定有许多是是非非的话题要说;但是，其中能够形成人们共识的话语，我想是说：近两年过春节的实践，已经证明，许多城市宣布的“烟花爆竹禁放改限放”的规定，确实是一个顺应民意、体察民情、符合民心的规定;确实是一个尊重中华民族深厚文化根基和优良传统的规定。

全人类的文化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传统，其根基都十分深厚，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凝聚、延续、发展和创造的文化根脉。经过几千年的代代传承，它早已被锤炼成了一种文化法则，这种法则已经为亿万民众所掌握、所习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臆断和想当然，任何政策的欠妥、失衡或失误，一旦触犯了它、扼制了它，甚至切断了它这条文化根脉，就会违背了民意、伤害了民情、失去了民心，就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难以挽回。只要回顾一下早已成为历史的“文革”，就不难找到类似这样的惨痛教训，至今还令人深深反思。

众所周知，年节习俗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中，都是最能够牵动全民族人民心灵的文化要素。在中国多民族共享的民俗大节庆中，农历过大年的春节，其年俗是众多节俗之最。两千多年来，每一年周期的年终岁首，举国上下，人们都做着“有钱没钱，回家团圆过大年”的盘算。围绕着敬天祭祖，辞旧迎新，企盼五谷丰登、欢庆国泰民安，都要用一系列民俗要素和它多彩多姿的表现形式加以装点和渲染。毋庸置疑，烟花爆竹正是年俗中的文化要素，在辞旧岁的免灾祛病祝愿中，在迎新春的狂欢喜庆中，烟花爆竹的文化色彩和文化震撼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也是其他任何东西无法代替的。过去的禁放规定，在民俗文化情结上几乎等于压抑了人们的良好祝愿，伤害了人们的欢庆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人们欢度年节的权利。前几年，在有关禁放和限放的争论中，媒体报道里有一种提法说：“鞭炮是中华民族抹不去的文化情结”，这话当然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文化情结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血肉相连;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个为什么?请问：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人一定要想尽办法“抹去”这种民族文化情结呢?为什么要找出许多不是理由的理由想把燃放鞭炮这个传承了两千年的民俗文化要素全面禁止了呢?到底是想抹怎么也“抹不去”呢，还是原来就“不该抹去”呢，这是今天值得深刻反思的关键问题。

如今，让百姓们高兴的是，鞭炮解禁限放了，政府把燃放烟花爆竹的文化权益还给了百姓，把燃放烟花爆竹的文化要素还给了年俗，为此，政府还要做出大量的有效工作，保证人民过好大年。实践已经证明：只有这样才是负责任的政府，有所作为的政府;也只有这样，才会实施真正顺应民心的、以人为本的、卓有实效的政令。

可以预见，由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而产生的有突破性的积极效应，将会对保护我国重大年节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及对于全面建设中国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推进作用。

2　唤醒传统年俗的文化记忆

传统的烟花爆竹要不要放?传统的大年要不要过?这是一个个别和整体有密切关系的大问题。烟花爆竹解禁了，大年更是要过的，而且因为烟花爆竹的解禁，大年会越过越好。

几千年来，以欢庆丰收、辞旧迎新、拜祭祖先、恭喜发财为主题的中国年节，一直都是以隆重、喜庆、狂欢展现它的民俗特色的。它的红火热闹的表现形式至少应该是视觉艺术的华美鲜艳、五彩缤纷和听觉艺术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年节的民俗传统越来越黯然失色，无声无息。先是经历了“文革”极“左”思潮“破四旧”的摧毁，人们无可奈何地过了十多年的“革命化”春节，后来又受到了“全球化”市场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商家炒作变了味儿的圣诞节以捞取钱财，青年学子不得不以过西方节日为时尚，使中国的年节越来越缺少了年味儿，使几代人失去了传统年节的文化记忆!

如今，举国上下呼唤民族文化复兴和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浪，日渐高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年节文化的最佳契机正在形成，在全社会文化需求的新增长势头中，全面唤醒人们年节文化记忆的时刻来到了!

怎样使今天的年俗文化活动重新火爆起来?就成了令人不能不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目前，在社会各界、各阶层中有以下5种舆论：

一是大多数怀旧的老年人，离退休老同志和世代务农的老农民一直在恢复旧历大年的传统过法，认为自古以来农历大年过得红红火火、男女老幼欢天喜地，有什么不好?应当全面继承，恢复原貌。

二是大多数青年人特别是城镇大、中学生和企业青年员工，由于他们缺乏民俗节日的知识和经历，所以认为传统节日过不过都无所谓。更由于近些年西方节日传入并受到商家炒作影响，大多数青年人认为过圣诞节、情人节更时尚。

三是多数国家公务人员、包括许多党政官员认为传统民俗节日除了“吃”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春节和“五一”、“十一”一样过法就够了。

四是多数商家认为过传统大年不如过圣诞节等洋节有利于促销赚钱。

五是大多数人文学者、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各级文化官员认为，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过年节完全是复旧，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过春节也应当与时俱进;但是，中华民族如果没有了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失去了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完全过起了“洋节”，也是民族的悲哀。他们认为最佳的选择，应当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就有可能既满足了老年人的怀旧，也满足了年青一代过春节的新需求，更符合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在这五种说法中，第五种见解无疑是贴近实际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为此，近几年国内许多大中城市开始在建设文化名城、发展区域特色文化和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规划中，注意采纳大多数专家的科学论证意见，有效地继承了古代举办年节活动的一些历史经验，采用“民间办节，官府支持”或“皇朝行事，与民同乐”的传统机制，用创新的手段和财政资金的支持，大力营造年节文化气氛，全面装点年节文化空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那里的年节文化空间一年比一年丰富多彩，红火热闹，年味儿十足，受到了亿万城乡民众、海外华人及外国观光游客的广泛好评。他们近几年大体上从四个方面整合了年节文化空间：

第一，恢复了传统的过年节期。从农历腊月中旬到来年的正月十六，整整一个多月的节期，沿袭了从腊月辞旧岁到正月闹元宵的行事惯例，使那里的年节文化空间因欢庆时间的充分而更加丰满。第一单元时间的备年阶段已经有序地展开，从腊月十五开始，年货市场全面开张;各地农民工返乡过年的热潮开始升温;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社火游艺活动全面展开演练。第二单元时间的辞岁拜年阶段依然如旧，年夜饭的家族团聚，辞旧迎新的祭祖敬天礼仪活动，频繁的亲朋老友大拜年活动的交流凝聚，一项都不少。第三单元时间从正月初灯展灯会开始，直到人群走上街头广场的欢庆阶段，推向闹花灯、闹元宵的大规模社火表演以及巡游的高潮。

第二，恢复了繁荣热闹的百年老年货市场。由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民俗艺术饰品装点出来的灯饰喜庆年货铺满一条长街。中国传统的年节气氛，首先是由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民俗艺术饰品装点出来的。年画、春联、灯彩、窗花、挂笺、扎彩、礼花、玩具、头饰、服饰、吉祥饰物挂件等等，其品类不下千种，堆满了城乡大大小小的年货市场，令人眼花缭乱。置办年货的人群，就用它们装点了城镇的商号店铺和街巷的千家万户，让人目不暇接。在营造几千年中国年节的狂欢景象中，美术工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还有的在年货市场上开辟了工艺品、小商品一条街、全国名优节日食品一条街、年节鞋帽服装一条街，展现了丰衣足食、繁花似锦的景象。

第三，恢复了传统年节庙会，举行大规模巡游花会活动，并把所有的欢庆娱乐活动都集中在庙会的活动场地上。

第四，连年举办丰富多彩的传统游艺竞技活动。年年举行全国范围参加的大型彩灯会展和老艺人扎制灯彩展演活动，举办万条灯谜竞猜活动，举办征集春联的大赛和书法家书赠春联活动。连天举行多种曲艺和杂耍的演出，举办的民间社火表演和歌舞大赛，举行传统武术、摔跤表演大赛和多种多样的民间游戏活动。在所有的表演竞赛活动中，有不少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鲜创意，既弘扬了传统，又展现了浓厚的现代节庆的新年味儿。

重新装点年节文化空间是一桩贴近全民文化生活的大事，只要按文化发展规律办事，按绝大多数人的民心、民意、民情办事，既尊重传统，也适应现代，就一定能把年节越办越好。

3　探究传统年俗的深刻内涵及其重要表现形态

经过对近几年过年习俗的检测分析，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春节是中国汉族和大约36个兄弟民族共12亿8千多万人口的最隆重的节日。它不仅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内容和形式。由于春节在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史中从来都叫做“过年”，而不叫做“过节”，所以今天把它叫做“节日”，并不贴切。因为就其文化内涵而论，远比其他任何节日都更加深厚，其外延则更加意义广远，就其传统行事的程序而论，它也不是一个“节日”的单元时间，而是一个“节期”的系列时段。几千年来，中国就在这一个节期里，举国上下，君臣官吏和亿万百姓，都充分调动起最热烈的情绪和最美好的情感，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祭奠和庆典严密地组合起来，表现一年一度“辞旧岁、迎新年”的年俗主题，表达一个“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良好祝愿。

按照传统，春节的节期来自远古的“腊祭”。中国的农耕先民，很早就创造了一年一度祭拜大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的原始习俗，每当旧年岁尾、新年年初就用他们农耕渔猎的物产作供品，感激大自然和祖先的恩赐，祈求他们再降福于人间。古史文献记载“腊，岁终祭众神之名。”这种古俗就叫做“腊祭”，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祭神，在广大农村依然是节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中国北方普遍流传着一句俗谚：“一进腊月就是年。”腊月初八用五谷杂粮做腊八粥敬祖祭神，正是腊祭的第一个高潮，也是古代过年的节期开始。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各大寺庙纪念释迦牟尼成道日，做腊八粥供佛舍粥，其实也就是和古代腊祭的行事相融合，用腊八粥进行祭祀在民间的流传，成为过年的序幕。

腊月二十三祭灶，俗称“过小年儿”，应该被认为已经深入过年的节期。从此，进入了连续的家祭准备和家庆准备活动，商家的年货市场交易活动也进入高潮，供应祭奠和庆典的年货装点出城乡过年的浓厚年味儿。城乡各路社火活动的娱神娱人节目演练进入最后的阶段。

年尾辞岁、新正贺年是祭奠和庆典高度浓缩在一起的单元时间，其中一夜连双岁，只有一个时辰成为过年交节的最重要时刻。按照传统，从“年三十”夜晚到正月初一凌晨，是普天同庆和家家同祭的神圣时辰。天交子时，鞭炮齐鸣、灯火通明，赶走所有的邪祟，香烟缭绕、锣鼓喧天，恭请天神下界，赐福人间，迎接祖灵降临，庇佑子孙平平安安。从初一再到正月初五，要分别对天、地、日、月、山、川、社稷、祖先以及福、禄、寿、喜、财等等众神举行多种合祭、分祭仪式。大小商家祭拜五路财神的日程就要从初一排到初五，同时交叉着进行亲友之间的小拜年和族群团体之间的大团拜，再扩展成为城镇社火表演活动和庙会活动的大场面、大规模普天同庆的系列行事，使家祭、官祭和皇朝大祭，家庆、官庆和皇朝大庆在此时刻连续不断的烟花爆竹声中达到隆重、欢腾的极点。经过正月初六到十四的余庆过渡，再转入正月十五“闹元宵”的灯节狂欢。这时候，过年的节期才在新年的新气象中不得不画上句号。但是，有的丰年大庆甚至还要把年味儿延续到二月二龙抬头的吉祥日子。

在几千年的中国农耕文明时代，过农历大年的漫长节期正好处在最大面积土地的农闲时期，在全民生活中这正是集中举行祭奠和庆典或休闲娱乐、休养生息的最佳时间。尽管那时的“年关”在穷人中十分难过，但是过年除旧迎新的企盼，对来年好运的祝愿，感谢大自然众神对人间的恩赐，感念老祖宗对子孙庇护保佑的恩典，总是人们的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撑，几千年一贯制，年年岁岁都在敦促人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接续上这生生不息的根脉。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祭奠和庆典的组合特点。无论是敬天祭神还是合家祭祖，其祭奠都是十分庄严肃穆的行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隐蔽的私密性，相对说来辞旧迎新的庆典都是欢腾热烈的行事，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彰显的公开轰动性。过年的迎神祭祖，都是以家族、宗族为单位，在举行祭祀的有限空间进行的;相对说来，过年的欢庆活动，则是要烟花五彩缤纷，鞭炮震耳欲聋，社火表演锣鼓喧天，虎跃龙腾，所有的欢庆活动都要走村串乡，走上街头或广场，走遍全城，达到举国欢腾。但是，在中国的过年习俗中，却把祭奠的内隐和庆典的外显十分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过年的内容充实且深厚，形式丰富多彩，异常生动。燃放爆竹或鞭炮的含义，从来都离不开驱除邪祟的祭祀，它的轰动效应决不是为了无缘无故的宣泄。所有的社火表演无不与敬天祭祖、祈福纳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的表演本来就是为祭奠的需要而传袭下来的。至于年俗中的所有进入视线的五彩缤纷的装饰物，件件都是传承已久的吉祥物，令人赏心悦目。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年味儿就是在一系列的祭奠庆典的交织中展现出来的。

在中国过大年的汉语文化语境中，吉祥词语拜年话儿是最为丰富的。那是因为过年祭奠中求吉避凶的祈祷语句朗朗上口，贺年庆典中相互拜年的祝愿话语多多益善的文化结晶。

因此，不能不探讨传统过年期间祭奠和庆典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我们对海外华人华侨过春节以及港、澳、台地区过大年的传统和现状，做出认真的考察后，面对所谓中国内地过年缺乏年味儿的指责，正在于抽掉了过年节期多样化的祭奠和庆典活动，使过年本来的历史文化价值消耗殆尽，才出现了年味儿的淡薄。传统过年中的祭奠和庆典如果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那就要认真考虑如何操持当代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祭奠和庆典：是沿袭古俗还是合理创新?如果“一刀切”砍掉传统的祭奠和庆典，认为它们都不过是“四旧”，那么该用什么去替代传承几千年的祭奠和庆典?如果由人为造假的形式取代，那么人们会不会认同这就是春节过年?曾记否，三十多年前举国上下过了十年的“革命化春节”，其后果不堪回首，留下了令人终生难忘的反思。一旦斩断了过年的传统文化根脉，就会永远失去年味儿。过去，我们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穷日子的年代，也会品出年味儿，《白毛女》中杨白劳躲债回家还要从集上称回二斤面包饺子，扯上二尺红头绳给闺女喜儿扎辫子，家里的门上还要贴上门神，过个穷年;如今，富起来了，年味儿却反而淡了，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年俗的文化根脉断了，尽管很有钱，也只剩下钱味儿而没有年味儿了!因为大吃、大喝、大甩卖、大抢购再红火热闹，也还是缺少年俗的文化内涵。

为此，有必要对春节过年中祭奠和庆典的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做出全面的分辨，尤其是对遗忘太久的过年祭奠的分辨，力求在它的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延续的3个时序中，寻找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既合情合理又顺畅和谐的传承途径，促使春节过年的民俗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有良性发展的前景。

祭奠的过去时：

春节祭奠礼仪，是中国人自古流传下来的最为集中的“敬天祭祖”信仰崇拜仪式活动。在中国这个古老农耕文明的国家里，尤其注重祭祀的礼仪活动，再加上宗法社会里人际间的繁复礼节，于是古代中国就有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过年祭祀礼仪的解释和记载，十分精辟和丰富多彩。毋庸讳言，在古代，所有祭祀的礼仪制度总是和天之三辰日月星，地之五行金木水火土构成的社稷山川等大自然神灵密切相关，同时和祖先、宗庙也密不可分。所以，古人一提起祭祀，简单的解释就是“祭神祭祖”或“祀神祀祖”，仿佛只是崇拜敬奉神灵和祖灵的活动。用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就是“祭祀不外乎是迷信鬼神的活动”。

其实不然。纵观几千年的年节祭祀典章制度和相关活动，就不难发现历代皇朝的祭祀和供奉鬼神的仪式活动并不相同。由于尊孔尚儒的深刻影响，“敬鬼神而远之”就成了一条重要的潜规则，历代多有对民间巫风实施的禁令就是很好的佐证。同时，历代的祭祀礼仪行事还特别强调祭祀本身的社会功能，从皇家到各级官府几乎都在宣扬祭祀活动有利于民的“民本”思想。《礼记·祭统》解释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国语·周》上说：“夫祀，国之大节也。”都是在强调祭祀的伦理、礼节意义，不在于它的信仰内涵。解释得最明白的是《国语·鲁》上的一段界定：五祀“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这里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的祭祀典礼仪式只有下列5种类型：祭祀大地、五谷、山川之神;祭祀古代圣贤、先辈有德行的祖先;祭祀天上的日月星辰;祭祀地下的金木水火土;祭祀九州各地名山和江河湖海。因为它们(或他们)都对民有功德财利，为民所敬仰。除此以外都不在祭祀对象之列。说到底，在古代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国家的礼仪制度中，只有两大祭祀的文化传统：一个是感念大自然的恩赐而举行的祭祀;另一个是敬仰古圣先贤和感念祖宗恩德而举行的祭祀。但在中国古代民间，祭祀则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从来都是祭祀多神信仰的万神之灵，从不祭祀一神教的万能之神。

祭奠的现在时：

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时代的祭祀，传承并发展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礼仪行事成为现代中国人重大的文化遗产。如何面对这些存活在人文社会生活中影响重大的祭祀礼仪呢?是全盘抛弃还是全盘继承?还是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有选择地继承发展呢?这对于我们确实是当务之急的抉择。早在“扫四旧”和“批林批孔”那一段“文革”的历史年代中，国家曾经选择过全面彻底消灭祭祀礼仪传统的做法，由于违背了文化继承发展的规律，在数以亿计的人们心中的庙宇还没有拆，心中的神灵还没有灭的情况下，人们承受着天灾人祸的压力，把祭祀活动转入地下。几千年的祭祀传统显示了它根深蒂固的支配能力。

经过近些年的深入调查，我们注意到，民间社会多数民族的群众性传统祭祀还在自发地延续和流传，甚至已经融入了现代城乡生活。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社区中的祭祀礼仪传统，也一直和他们的现代生活相依相伴，走到今天。所有这些，都在不同层面上逐步形成了和谐的文化氛围。同时，我们更注意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许多祭祀礼仪已经有所创新，以适应现代社会压力下人们的心理需求。比如，祭祀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古圣先贤，像祭孔、祭黄帝陵就是很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重大遗产，它们对于全民寻找民族文化根基，对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建构和谐社会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显然，这种祭祀和祭祀鬼神毫无共同之处，不应当把此类祭祀一律打到迷信的糟粕范围内，因为即使在古代，对古圣先贤的祭祀也包含着极为浓重的敬仰和纪念意义的内容。这种祭祀中的纪念性质，考察起来几乎和现代纪念仪式中所包含的祭祀性质相差无几。请注意：1976年国人在数以千万计的灵堂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礼仪中，深深蕴含着祭祀的意愿;十里长街百万民众送别周恩来总理灵车的礼仪，和古代圣贤葬礼中的送行路祭并无两样;近些年，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若干周年，包含着多少对阵亡将士英灵的祭奠。常常在八宝山举行的现代告别仪式，不就是当代圣贤殡仪的祭奠么?纪念某某民族英雄诞辰几百年或忌辰几百年的礼仪，实际上正是某某古代英雄诞辰几百年祭，或忌辰几百年祭的传统。举行正式的公祭、甚至国祭，按照民俗心理学的测试，远比叫做纪念活动的名称更加贴近传统、贴近民心。试想，如果举行“南京大屠杀若干周年祭”的仪式活动，其文化震撼力的强度和情感凝聚力的浓度，自然会超过通常纪念活动的若干倍。去年，全国各地党政军民怀着浓厚的缅怀之情纪念周恩来总理30周年忌辰，按照中国民俗礼仪的文化传统，忌辰是要举行隆重祭奠的。去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的许多动情感人的文章里，就出现了许多“告慰总理在天之灵”、“假如周总理的英灵在另一个世界有知的话”等等前所未有的祭奠性语句，这应该说是现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很合情合理与和谐的祭奠内容和表现形式。我认为这种纪念仪式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举办成“周恩来同志30周年忌辰公祭大典”，其所产生的激动人心的人文效应将是任何纪念活动无法比拟的。

祭奠的未来时：

在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有40项祭祀节日和祭奠，它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将在未来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做到合理利用和充分发扬。这种来自古老传承的文化礼仪形式，今天或明天与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观念完全可以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可不必有什么忌讳。

所以，我建议：对于过农历大年的敬天祈年和各民族、家族的祭祖庆典，以及祭孔、祭黄帝陵等等很有代表性的祭祀遗产，立法机构或政府应当制订相应的祭奠规范、礼仪程序，既保留历代传承的良好遗规，又加入现代新礼仪的礼节形式，求得传统和现代的合乎情理的融合。要理直气壮地明确认定民众的自发祭祀、社会团体或各级地方政府的公祭、直至最高级别的国祭，并且按程序写入庆典、祭奠的规范条例中，既合法又合乎情理地推广使用。

代表优秀文化传统的年节祭奠和庆典，将会成为未来和谐社会建设中以及民族复兴大业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民俗礼仪遗产，永远与时俱进，传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