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应把握的重点工作

（二）2011年应把握的重点工作

面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可能存在的各种情况。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浙江应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重点。

1.以促内需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内需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最稳定的内在动力，而且内需型带动的增长才是能真正提高国民福利的经济增长，促进内需增长与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是经济发展转变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省促进内需增长，中心宜落实在“增加居民收入、增强社会保障”。重点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收入分配要加大向城乡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特别是要适当向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倾斜，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通过劳动法、最低工资保障、劳资和谐机制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加大农产品生产经营补贴等政策措施来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

第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体的扶助，做好研究规划、为未来实现高中与职业技术的义务教育打下基础。

第三，加快推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通过机制创新推进农民转市民、农民下山移迁工程建设；以农村居民住房改造与公共配套设置建设为中心，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

第四，在杭州、温州等房价泡沫严重的城市，进行房产税改革的试点，打击房地产投机与投资，保护房地产刚性需求，促进城市居民需求结构（居住类需求所占比重过高）的正常化，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

2.调整地区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和谐发展

根据学者与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处于发散态势中，浙西南与浙东北的差距持续拉大。研究结果也表明，区域经济差距的存在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但随着不平衡的发展，将使总体效率的提高渐趋边际。同时也使固有矛盾逐步突出，以至于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将极为不利，差距过大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

同时，浙江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比较显著的条件β收敛，收敛条件为工业化（工业占GDP比重）、固定资本投资、初始人力资本。而市场化程度、引进外资（FDI）作用不明显。工业化、固定资本投资、初始人力资本促进初期经济落后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高，是使得其“追赶”初期经济发达城市的必要条件。因此，浙江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注重提高后发地区的工业化、固定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水平。同时，政府应注重改善后发区域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区域外来直接投资水平。

工业化对浙江区域差距的影响巨大。欠发达地区就是落后在工业薄弱上。工业发展是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欠发达地区要因地制宜，走有特色的发展道路，从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发展资源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调整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同时，由于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遇到的一些问题，如市场趋于饱和、资源制约加剧等问题，这就需要各地区之间的横向联营，逐步促使环杭州湾地区产品结构升级换代，为浙西南地区的发展腾出空间，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提升浙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对固定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进行调节是控制和缩小浙江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一，要通过相关措施调节投资与劳动力投入的区域分布，形成合理的区域资源配置状况，解决落后地区由于要素投入量上的不足和配置上的不合理而导致增长乏力的问题，从而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区域差距。第二，要加大对区域管理机制的创新。倘若在维持“省管县”体制不变的前提下，重点推进“弱县扩权”，把更多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投入到经济欠发达的县（市）。第三，政府部门要采取相关措施，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原则，加强浙江各城市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要在人才、财政转移支付、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落后地区实施政策倾斜，鼓励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企业层次上的交流，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

3.以绿色经济发展确保节能减排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浙江节能减排面临严峻考验与极大困境。一方面要完成这一约束性指标；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这一问题隐含了浙江经济突出的结构性问题。2011年甚至在整个“十二五”时期，要把节能减排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要把能耗高、技术落后的产业调下来转出去。在这一问题上，宜先紧后松，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与胆略，变被动为主动。要大力研发绿色生态技术，推动绿色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同时要通过促进绿色消费、绿色城市建设等方面，促进节能减排。如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发展无害化垃圾焚烧发电、推进城乡太阳能热水器普及工作与农村地区沼气池建设、加快节能环保建筑材料的生产与推广、促进节能灯与节能家用电器的推广、逐步推进城乡居民直饮水工程等。

4.以产业组织优化推进结构升级

浙江是中小企业占绝对比重的省份，大企业的比重很小。与同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江苏与山东比较，浙江大企业的规模与数量均是较低的。而同时浙江的综合经济实力也逊于上述诸省，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反映了企业规模与经济实力的正相关关系。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具有稳定经济发展与创新驱动的作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浙江经济的冲击大于上述诸省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在扩大就业、繁荣城乡经济方面也起到独特作用。因此，如何将大企业的规模优势与中小企业的灵活优势结合，促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稳定发展，提高企业与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将成为产业组织优化的中心、成为浙江经济稳定发展与产业结构提升的关键。

在2010年与“十二五”时期或更长的时间，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利用“四大平台”，引导企业上市与直接融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大企业多元化经营发展；引导“中心—卫星”体系建设，鼓励企业间通过相互参股持股、兼并重组、建立合资合作企业、建立技术开发或市场联盟等方式促进企业间的稳定型分工协作；以块状经济转型升级为抓手，促进行业内企业共建优势品牌、共同开发与共享行业共性技术，建设行业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园区来推进业内大中小企业的协作。

5.以制度创新来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相随。2010年，浙江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上中等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而城市化水平不到60％，落后了10多个百分点，浙江城市化已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而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即在于城乡土地制度的分割与区域行政管理制度的僵化。城乡土地制度的分割，禁锢了土地要素的流动，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它推高了城市房价，扭曲了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在发达地区，由于农村具有的稀缺土地资源，反而出现了城市居民寻求转变为农村居民的逆城市化现象。而行政区划的僵化则固化了各行政区域的划块而治，妨碍了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与行政区划分割，将成为推进城市化常态发展的关键。

2011年，浙江应争取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要在嘉兴的城乡统筹改革试点与全省综合改革试点的有利的政策基础上，寻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要在打破农村的集体土地的限制，促进农村土地的正常流转方面加强调研，为“十二五”期间浙江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推进打下基础。

2011年城市化常态发展的另一突破口在于区域性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前，浙江的“省管县”体制创新，促进了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城市化发展的突出问题已转变成中心城市的发展严重滞后。“省管县”体制及“强县扩权”对中心城市发展已造成阻碍，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金华、绍兴就是其中典型。行政区划的分割，造成各县甚至各镇对有限资源与市场空间的争夺，使得浙江城市规模始终处于一种“次优规模”状态。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必要从“省管县”体制向“市管县”体制转变。宁波是计划单列城市，实行的是市管县体制，宁波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市管县体制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区域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建议，在“十二五”时期可先行试点。例如，让杭州市、金华市实行“市管县”体制。在杭州市，将杭州市行区政内的“二区五县”置于市辖之下，从而促进杭州大都市的形成，提高杭州在全省的首位度；在金华市，通过市管县，使金华、义乌、兰溪、东阳走向城市一体化，加快金华中心城市的形成。

与此同时，要加强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要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节点。小城镇建设不宜过多强调规模，关键在于特色。通过突出中心、强化基础，使得浙江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从业已形成的“梯型”结构向“宝塔型”结构演变。

“十二五”时期，要扎实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以生态、和谐、宜居、活力的要求来规划和建设城市。生态就是把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按照生态规律，配置和处理能流、物流、资金流和人流，使之达到最高的生态效率；和谐就是产业发展是协调的，人与人之间是和睦的。较低的犯罪率、安全感体现了城市的和谐；宜居就是城市适合人们居住：环境优美、交通方便、物资供应充足、精神生活丰富；活力就是城市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各种要素在不断高效的流动运转，推动城市的脚步向前迈进。

6.以海洋经济为抓手，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我省是地处沿海，海岸线长、岛屿众多，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的海域面积达26余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2.5倍。目前，我省海洋经济的产业层次偏低，主要集中在海洋捕捞与海洋养殖等传统产业。“十二五”时期，要大力发展港口物流、高科技海洋生物产业、海上风力发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课题负责人：徐剑锋

课题组成员：聂献忠　郭　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