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轨制和间接计量法

第五节　诺思:三轨制和间接计量法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史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早期的研究中，他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美国经济增长作出解释。同时，还撰写文章讨论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作为学者，他看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引领研究者进入一个新领域;作为主编，他通过大量刊登应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章推动了新经济史研究;作为老师，他还培育了大量新经济史研究学者。无怪乎，在诺思60岁生日时，他的学生要为庆祝其生日出版一套文集:《新经济史的探索》(Exploration in New Economic History，1982)⁽¹⁴¹⁾。

一、“三轨制”经济:《1790—1860年美国经济增长》

从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道格拉斯·诺思致力于运用理论和计量工具，研究美国的经济增长。首先，他对1790—1860年间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了经验性研究，形成论文:《1790—1860年美国的收支平衡》⁽¹⁴²⁾。之后，他进一步分析了同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成果为1961年出版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增长》一书⁽¹⁴³⁾。在这本书中，诺思设想了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三轨制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成为当时大多数教科书论述这段时期美国经济发展时所采用的标准分析模式。诺思认为，1815年刚刚起步的美国经济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独立的三部分组成。由于山水相隔和交通不便，最初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相关的。这三个地区分别是:(一)“北部”:从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沿岸地区到宾夕法尼亚和北达拉华;(二)“南部”:包括使用奴隶的各个州;(三)横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部”。

19世纪初期，由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三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才逐渐密切。在诺思看来，新形成的交通运输网络的主要作用不仅仅是把三部分连成一体，而且是使每一个地区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取长补短，地区的经济特色可以充分地显示出来。北部纺织工业的发展增大了对南部棉花的需求，而生产的棉布又在南部找到了市场。新英格兰制鞋厂用西部生产的牛皮，为南部和西部农民大量生产皮鞋和皮靴。与此同时，北部工人可以购买到价廉物美的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西部和南部则通过购买北部的工业品，减少对欧洲工业品的依赖，并促进北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北部和南部依靠西部丰富的农产品弥补了本地区农业产量的不足。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三个地区好似三条轨道共同运载着美国经济向前发展，三条轨道缺一不可，相互依赖，即每一个地区都依赖另外两个地区。这是美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

诺思的“三轨制”分析模式把以前经济史研究中未加联系的论点和论据整合到一起，成为一个融会贯通的整体。《1790—1860年美国经济增长》从泰勒(G．R．Taylor)与施密特(L．Schmidt)有关交通运输改善的论著中，从克拉克(L．C．Clark)、科尔(A．Cole)等人关于制造业发展的研究中，以及从格雷(L．C．Gray)的《美国南部农业史》和贝里(T．Berry)关于辛辛那提市场对西部农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中，进行了大量的借鉴，同时又赋予这些研究以新的意义。三轨制经济模式既强调了三个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又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该模式为从经济上解释日益增长的最终导致内战的地区间矛盾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而且，它第一次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令人满意的、有逻辑力量的解释。他使用的理论并不复杂，仅仅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和贸易原理:三个地区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各自最擅长的产品，并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从而使各方受益。三轨制经济模式的提出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学家运用经济学理论改写美国经济史的一项杰出成就，同时也是重新编写美国经济史的开端。根据诺思的观点，1815—1860年美国人均收入开始增长，这一时期也是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从起飞进入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¹⁴⁴⁾。对棉花的需求是提高生产率、促进资本形成以及促使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生产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此条件下，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越了本土的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也足以消化“新国家”的外来人口。

解释国家经济增长的理论很多，比如，60年代较为著名的就是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但罗斯托的理论在取得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批评，然而，诺思的理论站稳了脚跟。这主要在于诺思的理论相比罗斯托的“宏论”来说更加中肯和富有逻辑。当然，诺思的观点也并非无人批评。新经济史学家菲什洛就对诺思的结论提出质疑。诺思说，南部进口食品对西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菲什洛通过研究则认为，183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地区间的贸易量极小，不可能产生像诺思所说的那样影响。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菲什洛对贸易量的估计量是正确的，诺思夸大了南部依赖从西部进口食品的程度，但是这些讨论并没有击中诺思论点的要害。诺思借助于古典经济学理论(分工、专业化和交换)的分析所形成的“三轨制”经济概念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二、推动新经济史研究

人们常把1961年发表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作为新经济史的开拓性著作，尽管这本书没有提到新经济史方法论的问题，也没有使用“新经济史”这个词。“新经济史”一词最早见诸于戴维斯(Lance Davis)、休斯(J．Hughes)和麦克杜格尔(D．Mcdougall)三人在1961年合写的教科书，但后来休斯说:诺思创造了这个词。不论这是否属实，都不影响诺思在新经济史上的贡献。而且，诺思曾在1963年鲜明地指出美国正在发生一场新经济史“革命”。

诺思反对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是为历史叙述而叙述。他建议:经济史学家应当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提出问题，进而通过史料和数据对之进行实证。任何假设都应当通过收集有关数据资料，并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的方法进行分析，严格地加以检验。他反对直觉上的推论和综合。在1957年9月标志着新经济史诞生那次会议上，康拉德和迈耶宣读了著名的论文。威廉·帕克、高尔曼、伊斯特林、诺思等学者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诺思向大会提交了《1790—1860年美国的收支平衡》论文。

诺思在新经济史革命中的主要作用是阐明和传播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1960—1966年，他与帕克合编《经济史杂志》，使得经济史研究领域内这本最为权威的刊物，为自觉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的新经济史论文敞开了大门。在这个时期，诺思发表了三篇有分量的论文:《美国经济史的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1963)、《经济史现状》(The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1965)、《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1968)。他于1974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增长与福利:一种新经济史》(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向人们显示了新经济史研究的巨大威力，引起了诸多争论⁽¹⁴⁵⁾。这本书是一本阐述美国经济史研究中几个重大问题的论文集。在每篇论文中，诺思都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表格式的数据资料向当时流行的观点提出挑战。这是第一本，并且也是多年来唯一的一本适用于美国大学本科教学的新经济史教材。不仅仅是学生，还包括众多的老师，都是通过这本书来了解新经济史。这本书充满了创见，很多观点过去完全没有提出过。例如在第三章，诺思对哈伯(L．Harper)关于英国航海法对殖民地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副作用分析提出了质疑。之后的几年，这个问题发展成一场重要的论战。在第六章，诺思简明扼要地评述了奴隶制，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第七章，诺思引用伊斯特林对南部各地区人均收入的估计，说明1840—1860年南部经济大体上是按照美国的全国平均速度在发展，而不是像某些政治家和学者所宣称的那样停滞不前。这个观点与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观点一致。在第十一章，诺思认为不能用农业收入的下降来解释19世纪末期农民不满的原因，因为他提供的论据显示农民在该时期收入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不久，新经济史学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

伴随着诺思和福格尔的努力，新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大，结果导致社会上对新经济史学家的需求剧增。诺思所在的华盛顿大学部分地满足了这一需求。60年代，沃尔顿(G．Walton)、谢泼德(J．Shepherd)、兰塞姆、默塞尔(L．Mercer)、冈德森(G．Gunderson)都是从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另一部分需求由另一个新经济史研究重镇哈佛大学经济系满足。该系培养出了菲什洛、戴维、特明(P．Temin)、麦克莱兰(P．Mc Clelland)、麦克洛斯基(D．Mc Closkey)等著名新经济史学家。他们都曾在格申克龙主持的讨论班上切磋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格申克龙本人非常支持新经济史研究的观念。新经济史研究的成就确实是卓著的。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家就在这一学科占据了重要位置。一大批第二代的新经济史学家在美国各个大学的经济系中担任着经济史研究和教学的任务。这应当归功于诺思和格申克龙的培养和鼓励。

三、间接计量法

诺思对计量经济史的贡献还在于与福格尔一样使用一种新的计量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即间接计量法。这一方法体现在1968年《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¹⁴⁶⁾。该文的结论是，美国海洋运输业在1600—1850年，虽然技术没有产生重大变化，但船运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变化，使得航运成本降低，并提高了生产率。这是新经济史学家诺思运用“间接计量法”分析经济史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他开始超越单纯数据计量分析，进入制度分析的过渡环节。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是显著事实。为什么会提高呢?传统的解释归结为技术进步，但是，海洋运输技术进步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因为从那时起，在海洋运输中才普遍使用轮船代替帆船，而在1600—1850年帆船并没有重大改进，所以，传统的解释暴露了问题。为了厘清这个问题，诺思运用了间接计量法。他认为海洋运输生产率可用航运成本作为间接衡量的指标。航运成本等于海上航运期间的成本与港口停泊期间的成本之和。海上航运成本等于海上航行期间的劳动成本加上船舶折旧费、保险费等;港口停泊船舶成本等于港口停泊期间的劳动成本加上船舶折旧费等。据此，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期平均每吨货物所担负的航运成本。计算结果表明，在1600—1850年平均每吨货物所担负的成本是下降的。这符合生产率提高的事实。那么，为什么航运成本会下降呢?诺思对每项成本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是航运安全性加强和市场经济规模扩大等因素的作用使成本降低:一方面，由于海上运输变得比较安全，保险费减少，船上装备的武装人员减少，从而使每个船员所担负的实际货运吨位提高了，而且船上武器装备的减少还有助于提高船舶航行速度;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规模扩大，船舶可以减少空驶时间，减少港口停泊的时间，而且由于可以在港口随时雇佣搬运装卸的劳动力，所以船员数量也大大减少，从而减少了劳动成本，提高了航运效率。这样，诺思通过间接计量法，算出了缺乏直接可比数据的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变化，并解释了航运生产率增长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诺思超越了单纯的量化分析，因为他考察了数据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即市场扩大，市场规则趋向完善，交易活动安全性提高等。诺思把成本收益等计量目标视为制度变量的函数，从而把制度因素在经济史的分析中内生化了。这一时期，他对新经济史研究的缺陷的认识有所发展。一方面，新经济史研究只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而忽视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等宏观历史问题。另一方面，新经济史研究所使用的经济学理论过于狭隘。他认识到，不考虑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经济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有局限性。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新经济史革命进入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诞生了新经济史研究中的另一派:新制度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