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农业的出路

制度创新：入世后中国农业的出路

为了迎接入世的挑战，中国企业界多年前已经开始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的制度创新。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农业几乎无动于衷。冷静思考，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景并不乐观，其出路只能是制度创新。

一、入世后中国农业参与竞争的实力不容乐观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中国农业，赤手空拳的中国农民，就要和西方高度现代化的竞争对手进行拼搏。我国农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是强大的，我国农民面临的环境是不宽松的，我们参与竞争的实力是不容乐观的。

1．农业经营规模的比较。有资料表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极为狭小。由于农民的数量之大，我国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平均仅为半公顷左右，相当于北美的1／400，西欧的1／600。据1997年农业普查资料，农业户经营耕地面积在0．2公顷下的占30%，0．2～1公顷的占63%，1～2公顷的占5%，2公顷以上的仅占2%。根据各种预测，我国到2030年农村人口仍然会占50%左右，即为8亿人，每个农户的土地规模也不过只增加1公顷左右，仍然极小。而在美国、法国、德国等众多发达国家中，农民经营规模非常大，一个一望无际的农场，平时的经营管理只有2～3人，有些只需1人。因为农场主使用的是全套的现代化设备，从播种、撒药到施肥、收获等。

狭小的经营规模，当然不可能创造出高效率的生产水平。如果将15大类主要农牧产品的生产量折算为谷粮当量，1980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生产力生产的数量仅为1吨多，而日本为13吨，法国为50吨，美国为155吨。1980—1992年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法国提高了100%，美国提高了60%。^［1］

2．农业投入的比较。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投资和农业资金短缺。不论是政府投资、社会投资还是农户自己的投资，都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就政府投资而言，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表现在某些硬件上，例如每年要投资兴修一些水利工程以防大灾等。在直接对农业生产过程和提高农民收入上，不仅开支甚少，反而还要从农业和农民那是得到好处。例如，每年征收的农业税费高达1　200亿元。这种专门针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税费，世界上只有我国仍然在实行，这同许多国家不仅不从农业征收税费，反而对农民给予直接补贴形成鲜明对照。前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给农业增加1 800亿美元的补贴就是一个实证。就社会投资而言，在我国由于投资农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所以很少有企业、团体或组织愿把钱投在农业。而在国外，由于农业不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但却可以获取平均利润，所以许多大公司乐意将钱投入到农业。例如，美国无锋公司每年用于研究农业科研的经费是2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农科院的5倍以上。就农户自身投资而言更是微不足道了（根本谈不上是规模投资）。农民有了钱首要的是盖房了，如果钱再多一点就想法进城，对农业投资根本不感兴趣。说到底这是由于农业投资回报率低所造成的。土地产出的价值不能再投入土地，有钱的都走了，留下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小农，当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时，入世后又怎么去和外国农业资本家竟争？

3．人力资源素质比较。面对入世的挑战，我国农业人力资源素质——首先是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差得太远了。有资料表明，我国农村平均每百名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有11．23人，小学文化程度人数35．52人，初中程度人数42．83人，大专以上的仅0．24人。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农民从事农田劳作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并且要取得合格证，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比比皆是。中国农村的现状是，有钱的进城享福去了，有力的进城打工去了，有文化的离开农村飞了。剩下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孤儿寡母，又哪里还有力量到世贸组织中去与强手竞争。

二、农业落后的现状主要是制度缺陷所造成

认真分析和思考我国农业发展缓缓慢的原因，不难发现，制度缺陷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1．产权不到位。产权能影响财富的创造，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常识。亚当·斯密在《佃富论》中就提出过土地是财富之母的道理。对农民来讲，土地财产权是产权的具体内容，所以农民特别看重这一点。我国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土地改革曾经把土地财产权还给农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然而还没等这种土地财产权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为“一大二公”那套大的做法所严重挫伤。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里，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农村创造的家庭经营制度替代了大一统的集体经济，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带来了农村经济效率的增长。但是，由于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这种缺乏所有权支撑的家庭经营制度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根据现行有关法律，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个体承包经营，国家拥有对集体土地的最终使用权和征用权。这就使农民不愿意长期投资，因为投资越大，提留费越高。以湖北某地农民为例，辛辛苦苦投资种梨树，每亩上交提留400元，种一般作物只需交200元，所以农民不得不将好端端的果树砍了。这样，就必然导致土地规模经营的潜力不能利用，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2．行政权膨胀。行政权能寻租，这是近年来理论界一直关注的热点之一。我国农村管理运行机制以村民委员会为基础，从法律角度上看，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与乡、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只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从事实上看，他们仍然是上下级关系，其基本职能用贫困地区一些农民很难听的话说就是“要粮要钱要命”，其他的事根本不管。这很容易导致农民和村、乡干部隔阂加深，干群矛盾突出，特别是村组织处境尴尬。由于许多干部往往更趋向于自谋其利，成为既敷衍国家也脱离群众的特殊群体。有人算过一笔账，乡、镇以下每个干部一年的工资、费用不少于20　000元，是大约100亩农田的负担或粮价每百斤50元时，农民种400亩地的纯收入［2］。正因为当干部可以拿到工资和其他好处，所以只要有一点关系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挤上这座拥挤的平台寻租，从而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

3．政策失灵。政策是党的生命。政策可以使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富裕，也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中国，市场失灵的真正原因还是政策和权力的偏向所造成的。以价格为例，棉花国内市场价格自1999年以来，多次发生重大变化和波动，棉花的收购价在1999年一下子从每担650元降低到380元，2000年又回涨到500多元，现在又降低到380元。按理说，降价和涨价由市场决定才是正常的。当然，必要时政府也可以进行调控。但是为什么农业产品的价格有人决定涨，又有人决定降，而其他一些行业的价格只有人决定涨，而无人决定降？例如，2000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所有公路的过路费、汽车客运费甚至有些城市的公汽费都涨了许多。石油价格下降后，这些连带上涨的价格却始终没有降下来。何况其他行业的价格上涨对农业成本上升有很大影响，如果一方面农业成本在上升，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又要下降，这中间农民的损失又由谁管过呢？无人负责当然就会严重伤害农民的积极性。

三、制度创新及其主要内容

既然农业的现状是由制度缺陷所造成的，那么，制度缺陷只能靠制度创新来解决。我国农业因为制度缺陷的原因，本身就虚脱，发展后劲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到世贸组织中与强手竞争，没有特殊的外在动力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只有制度创新才是釜底抽薪的变革方法，才能使生产关系成为农业生产力超常规发展的动力。只有对约束农业生产发展的制度进行创新，才有可能增强自我发展和对外竞争的能力。

1．产权制度创新。产权制度是指以产权为依托，对财产关系进行合理有效的组合、调节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体现在农业上，就是应当把土地的财产权还原给农民，承认土地的商品性质，可以自由买卖。我国企业体制改革中首要的问题是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并且经过产权明晰后，企业对国家原来给予的生产资料有了处置权，可以到市场上去交换。我国正在进行的住房制度改革，也是把原属国有资产的公有住房的财产所有权还原给居住者，住房可以在市场自由流转。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土地财产权还原给农民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左顾右盼，谨小慎微。我们应该看到它的长处：①激励功能。产权明晰可以激发产权主体进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能力，可以使产权主体发挥积极努力的功能。现在农民为什么不愿意连续投资在土地上，就是因为土地实质上不是他自己的。②约束功能。激励功能产生的同时也会出现约束功能。约束功能可以使外部责任内在化，使产权主体活动的不利后果从以前的社会和他人承担状态变为由产权主体承担。现在的农民为什么可以放弃土地，事实上缺少的就是这种约束功能。③交易功能。产权的实质是利得权，而商品生产者有选择获利方法的自由，从而使一部分产权成为市场交易的对象。土地如果可以自由交换，有钱人就可以多买土地，这样不仅有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吸引各方投资；土地如果可以自由交换，还可以促进城乡交流，缩小城乡文化差异。现在是农村有钱人往城里跑，到那时是城里有钱人往农村跑。国外许多有钱人，甚至包括大学教授很多都在农村、山村有房子，有地，节假日都到乡下度假。这非常有利于将新科技、新观点、新文化、新生活方式带到农村去，从而加快农业的发展。

2．弱化行政权力。一般来讲，随着产权制度的变迁，行政权力要么强化，要么弱化。如果把土地的所有权还原给农民，农村的各级行政权力自然就弱化了，农民的社会负担问题也会随之解决。这就好比企业改制后，国家对企业的直接行政权力的弱化一样，它是非常有利于农民自我生存、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交换，生产规模就有可能无限扩大，从而必然冲破以往村、乡、镇、县的狭隘管理模式，形成新的社区管理或者大农场式的企业管理运行模式。通过对行政权力的弱化，现在令人头痛的行政人员，吃税费人员恶性膨胀的问题也会随之解决，许多剩余人员自然会回到土地或者转移到其他行业之中。

3．强化用人机制。把土地的所有权还原给农民，生产规模的扩大，都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特别是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到农业领域中去发挥作用。现在的大学生来自农村的数量逐年在增加，但是几乎没有回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是因为上大学对个人来说是要进行巨大投资的，而成本回收又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现有的农业状态使他们看不到希望，所以就连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不愿意回到农村。在农业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应当拿出钱来培养一批能在农业领域发挥作用的高素质人才。具体说，政府在提供教育服务的同时，应当和一部分学科、特别是农业大学有关学科中的学生签订定点定向培养契约，在校期间所有费用全免，毕业后分到农村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农业储备一大批技术骨干和农业CEO，大大增强我国农业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柯炳生．WTO与中国农业简明读本［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2］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