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的由来及其发展绩效

（一）浙江模式的由来及其发展绩效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这个工业基础落后，工业资源贫乏，国家投资匮乏，又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优惠政策扶持的省份，凭借市场化、民营化的制度创新优势，从一个经济实力居全国中下游水平的省份，迅速崛起，成为主要经济指标居位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以占全国1%的国土面积、近4%的人口，贡献了占全国8.2%的经济总量，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浙江模式”，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

就增长绩效而言，人们的确有理由给予“浙江现象”特别的关注。从1978年到2007年，浙江全省GDP总量从124亿增长到18640亿，经济总量在全国大陆各省区市的排位由第15位上升到第4位。2004年浙江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大关，成为继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全国第4个生产总值“过万亿”经济大省，2008年浙江经济总量又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1978年至2008年，浙江全省人均GDP从331元增长到4.2万元，财政总收入从27亿元增长到近4千亿元，在全国的位次分别从第13位和第14位跃升至第4位，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据统计，1978至2000年的23个年份，浙江GDP增长速度有10个年份居全国前3位。正是这种持续领先，才使得浙江用了不到30年时间，从低收入水平进入了世界上中等收入行列。

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浙江逐步走出了一条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的城镇化道路。从1998年到2004年，浙江的城市化率从35%迅速上升到54%，年均增长3.2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从改革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迅速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浙江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发展绩效。从1978年到200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4元增长到22727元，已连续8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65元增长到9258元，连续23年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

随着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各级政府得以不断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据相关研究，目前浙江的公共服务水平排在北京、上海、天津之后，列全国第4位。^[31]从财政支出情况来看，2006年浙江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61.8%，同时72%的新增财政收入已用于公共支出，^[32]初步建立起了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财政保障机制。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情况来看，2006年浙江地区发展差异系数为0.38，明显低于沿海其它经济发达省份。2007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9∶1，也大大低于全国3.3∶1的平均水平。

市场主体的发育成熟，以及体制优势的不断挖掘，使浙江经济活力和投资创业环境优势不断呈现出来。自2004年以来，浙江入选百强县的县市总数连续3年达到30个县，入选取县市总数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并远远超过江苏、山东和广东。2004年9月，《福布斯》中文版公布“2004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浙江共有15个城市跻入前百名，4个城市跻身前10位，杭州更是高居榜首。另据国际竞争力评价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学院《200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浙江省在被评价的60个国家和地区中，竞争力名列第19位，在30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6位。^[33]

必须看到，浙江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绩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起始条件或资源禀赋优势。作为计划体制的边陲地区，浙江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直到1978年，浙江仍然是“一个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34]。1978年浙江人均GDP只有331元，列全国第15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8元。全省工业总产值136.2亿元，只占社会总产值的54.38%，大大低于全国61.89%的平均水平。而在136.2亿元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仅占60.6%，是当时全国国有工业比重最低的省份。^[35]浙江不仅国有经济弱小，大部分地区的集体经济基础也相当薄弱。同邻省江苏相比，1971年江苏乡村两级农村集体工业产值是浙江的1.5倍，到70年代末，两省的乡镇工业产值差距更是扩大到3倍。^[36]1978年，浙江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57%，经济水平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显而易见，“浙江现象”并非建立在良好的区域工业化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浙江还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小省”。浙江全省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故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长期以来，制约浙江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大障碍，是浙江能源、金属矿产资源等工业基本资源严重匮乏。研究表明，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浙江的“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仅为11.5，即只相当于全国的11.5%，仅略高于天津市（10.6）和上海市（10.4），居全国倒数第三位。^[37]

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资本投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是动员、组织和集中各种资源进行工业化投资的唯一主体，其投资重点则是重工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浙江地处海防前线，又缺乏发展重工业的原材料，是建国以来国家财政投资最少的省份。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总额为77亿元，人均只有410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为全国各省市最低。从1952年到1980年，浙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只有134.02亿元，仅占全国同期投资总额的1.56%，远远低于1978年时浙江人口占全国3.9%、生产总值占全国3.42%的比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浙江投资少的状况仍没有多大改变。从1979年到1992年，浙江人均国有单位投资额为1723元，是全国同期人均水平的3/4，列全国各省市的第22位。^[38]

同主要靠外部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珠三角模式”及9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苏南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浙江在引进外资方面也长期居沿海省份末流，直到几年前浙江全省吸引的外资还不如苏州一个市。据赵伟的研究，1995年至199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分别为15%和13%，其中“珠三角模式”主要县、市实际引进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最低不低于47%，多数年份在55%以上；苏南地区平均不低于30%，温州则不到3%，其中最高的1997年，也只有2.79%，1998年又降为1.5%。这一比重不仅在沿海地区罕见，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比重。^[39]2001年港澳台和外商投资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浙江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点，而这一数字仅为7.9%。2003年浙江港澳台和外商投资经济增加值为695.02亿元，仅占全省生产总值的7.4%，占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的12.4%。

既缺乏资源禀赋优势，又没有外部资本的推动，浙江内源式发展模式的主动推动力，来自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率先推进经济的民营化和市场化，从而造成一种区域性的经济体制落差，进而借助经济体制落差的“势能”，极大地调动起了千百万普通民众自主创业的热情，形成了浙江独特的大众化创业的局面。同时，凭借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浙江得以超越省域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局面。可以说浙江正是借助着民营化、市场化的体制创新优势，克服了资源匮乏的局限，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

浙江之所能够创造形成市场化、民营化的体制创新优势，除了民间商业文化传统悠久，民众的自主创业意识强以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地方政府开明务实、顺势而为，较好地发挥了体制创新“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的作用。从80年代默许地方民众为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而采取的种种冲破旧体制的创新举动，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采取放任自流甚至暗中支持的策略；到90年代积极引导、扶持、规范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为市场体系的发育提供各种有效的政策激励；再到新世纪以来根据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的内在需求，不断创新和优化地方政府的管理模式，各级地方政府的角色变迁同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形成了与市场体系发育水平相适应的“有效政府”的角色行为模式。^[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