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科改革和发展年

经济学科改革和发展20年

标志着党和国家伟大历史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和建国50周年将要相继来临，在邓小平理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指引下，宏观上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微观地说，我们学校经济学科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

一、经济学科发展概况

复旦大学经济学科建立于1922年，至今已有76年历史，是复旦大学早期建立的学科之一。从上海解放到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10余所华东地区大学经济系相继合并，一大批教授聚集到复旦，大大加强了师资队伍的力量，更使它成为全国著名的有影响的经济学科之一。但改革开放以前，教育体制适应培养计划经济人才的需要，综合大学经济学系办学的主要方向被定为培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和研究人才，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经济学科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建设等方面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起一些应用经济方面新的系、所和研究中心。20年来，经济学科的规模扩大了，机构增加了，队伍充实了，成果丰硕了，取得了改革开放以前近30年无可比拟的成就。

目前，复旦经济学本科包括经济学系、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系三个系，下设理论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专业；拥有硕士生的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原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劳动工资、财政学、数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保险等14个；博士生专业中，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经济学一级学科所属的全部二级学科，都有学位授予权。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企业投资研究所、金融研究所、证券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老年经济研究中心等。编辑出版《世界经济文汇》（双月刊）、《世界经济情况》刊物两种。

复旦经济学科中的政治经济学，1988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1992年全国文科第一批批准设立少数几个博士后流动站，复旦经济学科名列其中。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一个热门学科，报考者十分踊跃，成为全校考生录取分数线较高的学科之一。限于计划名额及其他一些条件限制，无法多招一些学生。本科生每届不到200名。近年来，对经济和管理类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增长较快，报考硕士生，甚至博士生的人数也相当多，还有不少非学历研究生课程班的在职学生。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根本保证。20年来，经济学科形成了一支老、中、青梯队齐全的教师队伍。各系、所包括退休返聘的教师总计有110名，其中博士生导师16名，教授21名，副教授37名。蒋学模等一批知名度很高的老教授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在培养博士生及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成为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主力，为学科各方面的建设努力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近几年，在学校“给青年人机会”的政策倾斜下，晋升了13位35—50岁的正教授，其中博士生导师9名，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仅35岁。

经济学科各专业的教学工作一向重视理论基础扎实，牢固掌握工具，培养能力和创新思维。注重选派教学水平高、效果好、经验多、知识广博、科研强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近几年来，尤其强调学术造诣深的博士生导师上本科生的基础理论课，使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能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严谨的学习态度、科学的学习和研究方法。这已成为一种制度，收到良好效果，深受学生欢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教学中不断更新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已成为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本着学校尤其重点高等学校是培养国家优秀建设人才的认识，我们始终把培育人当作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不断完善政治辅导员制度和导师制度，使学生成为一个爱国文明、有高尚道德情操、适应面较广、业务能力较强并有潜能的人。一届一届本科生和研究生被培养出来，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好评。有些在学校和研究部门工作的毕业生已担任高等院校校长、院长、经济学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和博士生导师。在政府机关和企业集团、大公司工作的有些已当上司局长或总经理。有关教育领导部门和院校同行们，也对我们的教学工作作出肯定评价。例如，《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获原国家教委1989年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1984年，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在全国同类专业的评比中，获总分第一名。

重点综合大学具有两大重要任务，一项是教育人才，另一项则是科学研究。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培养人才依靠教学质量的提高，后者建立在教师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教师把科学研究成果反映到教材中，充实到讲课内容中才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教学相长，教师在讲课中，在辅导中，在和同学的接触中，会了解到许多对解释理论和实际问题有用的各种新鲜的思想原材料，有利于增加研究的题材，扩大研究的范围，开拓研究的思路和创新研究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较从前得到重视，研究条件有所改善，教师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成果十分显著。据不完全的统计，仅1992—1997年，就发表了近2000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45部教材与专著，其中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的达44项，6项科研成果获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一经济学最高奖。

二、发展历程回顾

回顾复旦经济学改革和发展20年的历程，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确及改革开放实践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分不开的，也是与经济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学长期深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前的50年代中期，我们试图冲破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因反“右”而中止；1958年却又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三面红旗，实际上是背离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不能不引起经济的紊乱和破坏，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四人帮”那套极“左”理论，更加搞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彻底批判“四人帮”在经济学领域散布的极“左”理论，全国范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拨乱反正”的解放思想的运动。经济学界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对“四人帮”宣扬的“穷过渡”谬论的批判，召开了5次全国性按劳分配理论大讨论，给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恢复了名誉，端正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肯定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等等。复旦经济学科的师生们，积极参加到揭批“四人帮”，使理论正本清源的斗争中去。我们批判“四人帮”在上海写作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指出其极“左”理论的目的是为“四人帮”篡权阴谋服务。许多教师撰写文章参加全国的“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等讨论会。经过一系列的批判和讨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大体上重新回到传统的苏联教科书的水平。

1954年在斯大林指导下编写出版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前苏联经济实践中高度集权模式的理论反映。它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所有制占统治地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全国统一的按劳分配，在有限的范围内“自觉”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各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在战争期间和工业化初期的特定条件与任务下，这种模式也许还是需要的，但它决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常条件下的实现形式，随着特定条件和任务的变化，这一模式如不及时变革，将愈来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经济改革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导。政治经济学“拨乱反正”回到苏联教科书的水平，正是理论改革的起点。

改革的理论来自改革实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对脱离我国实际的传统观点一一作了反思和批判，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开始了对集中统一经营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模式的重新认识，随着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国营企业改革提上日程，国有制的形式、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商品经济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几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都被提出来重新探索和思考。西方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传入，对东欧国家改革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人们的思路，传统的、不合国情的、曾被当作“金科玉律”的苏联教科书不断受到怀疑和挑战，在生产力标准的检验下，所谓国有制是最高、最彻底和最优越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一类教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等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破。

复旦经济学教学的改革，首先反映在教材的变化中。在这方面，首推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本教材从1980年第一版起至1997年已出到第九版，平均每2年修改再版一次，累计发行1729.2万册。这本教材涵盖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内容，各版相比较，“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的命题从第一版至第九版始终不变，其他许多内容根据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根据我国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新经验作修改、补充和完善。它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把邓小平的理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会议有关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大决策的理论依据与深远意义及时反映到教材中去。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根本任务在于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全面系统地阐明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帮助学生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明确我们长期所处的历史阶段、任务和今后发展方向，阐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基础。从这一要求看，该教材是很成功的。加上教材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有较强的可读性，故深受同学欢迎和社会好评。多次被原国家教委和上海市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荣获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我们还主编或参编原教委1978年组织编写的南方十六校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和1993年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编写了体系结构和内容有一定创新的《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上）》（1986年）和带一定研究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的研究成果有：《资本论提要》、《新编〈资本论〉教程》、《经济规律体系与〈资本论〉脉络》、《〈资本论〉的整体方法探讨》、《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大系（经济卷）》等。

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反映。解放后，复旦是少数几所未曾中止开设这门课程的高校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我们教学和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宋承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西方经济理论加以评析，是一本优秀教材，荣获国家教委一等奖和中国图书奖。近年来我们还编写了好几本适应不同教学对象需要，或概括最新学科成果的西方经济学、微宏观经济学的教材习题集；最先翻译和引进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著作，撰写了《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经济博弈论》、《失业经济学》、《供给学派》等许多专著。

经济学科的课程设置，原来也是体现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对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我们加强了市场经济或应用经济的课程，新编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公共财政、国际经济合作等教材。许多传统学科，如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也以新的观点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获奖著作和论文。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方针之一，尤其在改革开放这样伟大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实践面前，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得到理论的说明。经济科学只有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才有活力，才能体现高校的两个基本功能。20年来，无论老、中、青年教师，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的，都往这一方向努力，着眼于我国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发展，写出了《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中国所有制结构与产权制度研究》、《论商品型按劳分配》、《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企业集团论》等几十种专著。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更多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早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写出首创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社会主义垄断与竞争》等，前者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进入1990年代，依据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经验，《双轨制经济改革：中国经验（1972—1992）》、《中国经济过渡导论》、《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中国经济增长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人民币汇率走向》、《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现代企业产权关系研究》、《中国经济探索》、《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等相继出版，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作出了一定贡献。

作为教改措施之一，1985年在复旦成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经济研究中心，开展以改革开放中重大现实经济主题为中心的实证研究，组织和协调经济、管理、法律、社会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我们接受委托，和学生一起到广西进行《柳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研究，提出的对策为委托单位避免了数额巨大的投资损失；1986年与上海市协作办、体改办、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组织经济学系、世经系、经管系、科管系、法律系、哲学系以及马列室近300名本科生、研究生和部分教师到上海及全国许多地区进行为期1个多月“关于横向经济联合”的调查，形成了《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路——上海工业企业横向联合调查报告集》（1988年）。

党的十三大以后，1988年国家体改委组织“全国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规划”课题研讨，经济研究中心曾提出“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即公有产权明确的不完全竞争型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并连发三个年度报告阐述这一模式（见1989年、1990年、1991年《复旦学报》）。当时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价格改革、企业改革、综合改革孰先孰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属完全竞争型、完全垄断型、不完全竞争或广义垄断竞争型目标模式问题，注意不够，今天看来，我们这一观点有某种理论上的超前性和一定的实践意义。

经济研究中心积极参与浦东开发和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研究，撰写了《浦东发展报告》、《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与长江流域发展关系研究》、《迈向21世纪的上海》等有代表性的成果，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或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奖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等奖。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来，我们虽然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进一步努力。

三、今后发展的几点思考

经济学科今后该如何发展，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大题目，只能从我们20年工作中经常思考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第一，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大胆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是20年来我们坚持的方向，也是今后必须坚持的正确指导思想。

对于这一指导思想，经济学界实际上是存在分歧的。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很没有用的，应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去代替它。另一种观点又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必须强调批判，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加以改造，这两种观点，我们都难以认同。

我们认为，经济科学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形成包括许许多多应用性分支的庞大学科体系。但就基本理论而言，主体有两大类：一类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关系和分配关系）的，通常称作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属这一类；另一类是以一定所有制关系为前提，研究资源配置的社会形式或社会经济运行的体制及机制的，通常称为现代经济学或市场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但一点都没有离开社会生产力或人对物的关系。表现在它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会解放、推动或阻碍生产力作为认识、评价一种生产关系存在是否合理、是否优越、是否有生命力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一个社会处于何种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它的意义就在于从基本经济制度上，达到解放和推动生产力的目的。与此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所有关系为前提，以市场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从个别企业、居民户到全社会各个层次上研究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它直接研究资源配置，但不是简单地研究人对物的关系，而是研究在供求关系和货币这种社会形式下，在社会劳动关系下人对物的关系，所以也是一种理论经济学，虽然其揭示的是市场经济表层的联系，但目的在于阐明在经济管理中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总量利用程度和使用效率，为一定的基本制度服务。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按照我们对两类理论经济学对象、功能的区别和联系的分析，我们认为，研究社会资源和经济运行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无疑是需要的、有用的。尤其在今天我们已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后，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也必须重新认识，与计划经济时代有根本不同，在批评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更要学习、借鉴和利用它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有用知识。否则如何提高我们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呢？当然，学习和借鉴不等于盲目照搬照抄，必须结合我国实际。

认为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很没有用，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排斥它、替代它的观点也是根本错误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宣扬国有制是最高、最彻底、最优越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其错误不在于研究了生产关系，而在于脱离现实还很落后的生产力，从意识形态推论出发，把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当作理想的、合格的、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又否定通过改革完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必要，最终落到阻碍生产力的地步。它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很没有用”，而是起了“坏作用”。我国也有类似经验和教训。“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叫嚣，带来的只能是生产力的破坏。反之，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国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等理论，才使生产关系从“天上”拉回到地上，经济保持了20年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结合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重要、非常“有用”的吗？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我们教学和研究指导的，就应该是邓小平理论。当然，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都有一个要在理论和实际“结合”上下工夫的问题，这就是说，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发展。

第二，明确学科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虽有很大发展，但与经济发展和时代的需要相比，还远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有多种理论改革的探索，但至今没有编写出一本能充分体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完整地、全面系统地、理论结合实际和逻辑结构完备地阐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教材和教科书；传统的苏联教科书所反映的脱离生产力实际的理论，还有一定影响；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还有较大争论等等。

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的探索，从对象、体系、方法、内容看，大体形成三种路子：准传统型、嫁接型、混合型。

准传统型。或称改良型，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象依旧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任务在于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运动变化的规律，研究经济运行限于生产关系本质如何表现和实现的范围；方法不变，贯彻唯物主义要求，以抽象方法、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为主；内容按历次党的有关经济方面重大决议修改补充。这类教材因未涉及经济主体的行为、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以及缺乏数量分析，对现实的解释力不够，也还没有能用理论体系和经济范畴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变化规律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来。

嫁接型。这是近几年来编教材中采用最多的一种模式。所谓“嫁接”，其主干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部分内容“嫁接”到主干上面。主要特点是：对象定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有的加上研究增长或发展，变成制度＋运行＋增长（或发展）；任务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内容上除了传统的以外，加入许多市场主体（企业、居民户、政府）经济行为和运行过程分析；方法上也有形或无形地增加了大量实证分析、边际分析和定量分析。这类教材或教科书的长处在于内容较具体，加强了对现实的解释力，但理论上还有不少矛盾存在：①从对象上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体制和其运行是市场经济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发展主要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对象会有不同任务、内容、方法和功能，嫁接在一门政治经济学中显然是矛盾的，而且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对象规定也是不一致的；②从任务上看，政治经济学是揭示生产关系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现代西方经济学揭示市场运行规律，发展经济学主要揭示经济结构演进规律，所谓分析“经济运动的规律”，失于笼统；③在方法上，政治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如上述也不一样，这是由其研究对象、任务决定的；④理论基础有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均衡价格论”，两者是对立的；⑤内容前后也有矛盾。按规范分析，公有制生产关系中劳动力不是商品，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不包括第三产业及其收入，但这如何还能说明市场运行和总量性质的变量关系呢？此外，从教学要求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如此庞大的话，如何避免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其他经济学分支部分重复，也是一个难题。

混合型。这类改革尝试不多。所谓混合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再加上许多分支学科混合或综合在一起，名称也不再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而叫经济学。对象被规定为“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即资源有效配置”，实际上是研究“人对物”的关系，财产关系、所有关系、计划或市场关系只被看作“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离开资源配置的社会关系、社会形式，只研究“人对物”的关系，实际上把经济学本身也给否定了。这类书作为提供各种经济学知识是可以的，但要认同它是一门统一的经济科学却很困难。因为如前已说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虽都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背景，但两者在研究对象、任务、方法、体系结构、基本理论和社会功能方面有根本区别。没有统一性，就无法成为统一的经济科学。

上面几种政治经济学改革类型，对我们都很有启发，也曾经是我们想过或尝试过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存在的问题，前进的方向，从探索理论改革的角度看，都是宝贵的资源，没有他们跨出的第一步，不可能有接着的第二步、第三步。理论改革的探索必将继续进行下去。有的同志对经济学进行“跨世纪批判”，提出用“经济统一场”的方法论来建立新的《全息经济学》；也有同志建议形成范畴、体系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等等。学术的自由思想的发扬，总是理论改革的先导和必要条件，从这一点看是受到人们欢迎的。

我们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改革，要服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需要。我们正面临跨世纪的转型、体制转轨、制度完善三个根本性转变的历史任务，经济学理论改革也必须围绕这些问题为中心，为它们服务。

鉴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综合”难度太大，我们设想，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至少在目前，可分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三大块独立去发展，基本立足点则是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以一定生产力为物质内容并有相应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要根据向知识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实践研究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要研究企业与居民户、国家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产业与产业、地区与地区、国内与国外在市场运行过程各环节中的利益关系及其实现形式等等。西方新制度学派中有些涉及运行中的具体制度如委托代理关系、交易费用范畴、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可以借鉴于剖析制度效益及变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因此在这一领域可以更多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关于经营管理市场经济经验的概括，反映市场供求规律的知识，但要注意和中国实际结合。我国市场经济是和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的，公有制企业如何与市场结合，计划指导与市场基础作用如何具体体现，如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由于具体条件的区别，照搬西方经济学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还比较落后，社会化大生产还不发达，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市场还不发达，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尤其显得重要。要充分体会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丰富内涵，把邓小平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与我国的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如关于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不平衡发展、发展动力、发展环境和机遇、发展保证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要利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要重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经济发展思想，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是各门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各门应用经济学有相应的发展。近几年，复旦经济学科在金融、贸易、投资、保险、劳动工资等方面建立了本科专业、硕士点、博士点，有研究所、研究中心，出版了《国际金融新编》、《现代投资银行的业务与经营》、《现代商业银行管理、操作和业务》、《当代中国保险》等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教材和专著。同时，市场经济就是开放经济，我们的世界经济系、世界经济研究所、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承担着这方面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当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比较研究》、《欧洲共同体条约集》、《快速发展中的亚太地区经济》、《美国工业现代化过程》、《日本企业的活力》、《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策略》等，是他们近几年成果的一小部分。毫无疑问，无论从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是为上海建成三个中心服务，金融、贸易等应用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都是我们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第三，发挥群体优势，形成良好学风。

经济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依靠的是老、中、青理论工作者的三结合，发挥梯队的群体优势。老、中、青在理论工作中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不足，如果能相互取长补短，就能取得1＋1＞2的效果。青年学者要虚心，要尊重老教授、著名学者；老教授也要有自觉性，越老越要谦虚一点，对青年同志要帮助培养，关键更在后者。

认真学习、民主讨论、积极探索、求精务实，江泽民同志倡导的这些学风，是认识真理的必然途径，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是发挥群体优势的形式，取得理论工作成绩的重要保证。在这里，个人的认真学习研究是基础。我们承接的上海市“九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经济改革20年》就体现了这一精神。这一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将是一套10卷本的系列专著。即《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的演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变迁》、《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就业制度的变革》、《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中国对外贸易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等，这套丛书每一本的作者，长期从事这方面专项的教学和研究，有很深的积累，在共同讨论并综合研究整套书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和规格要求的基础上，各人进行专项研究，较好地发挥了经济学科老中青的整体力量和群体优势，丛书将对中国经济改革20年的历程做出系统全面的经济学分析，进一步证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并以此献给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

载《与历史同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注释】

(1)《资本论》第1卷，第20—2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26—12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

(4)《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5)《经济学》第14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