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历史性变革

3.2.1　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历史性变革

最早提出现代社会⁽²⁷⁾是一个由“身分”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是英国的亨利·梅因（Henry Maine），他在《古代法》（Ancient Law）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过程⁽²⁸⁾：

“身分”这个字可以有效地用来制造一个公式以表示进步的规律，……在“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分”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因此，如果我们依照最优秀著者的用法，把“身分”这个名词用来仅仅表示这一些人格状态，并避免把这个名词适用于作为合意的直接或间接结果的那种状态，则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

梅因认为，现代社会和以前的社会之间存在的主要不同之点是契约在社会中所占范围的大小。“我们决不会毫不经心地不理会到：在无数的事例中，旧的法律是在人出生时就不可改变地确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现代法律则允许他用协议的方法来为自己创设社会地位。”⁽²⁹⁾因此，在以前的社会，和身体结合起来的个人各种特征的结合，即象征性的所谓“身份”非常重要，是其被识别和获取地位和权力的依据，相应的法律也是潜在性和救济性的。但是到了现代契约社会，人们主要依据合意来行动，法律控制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节。

对社会的这种过渡，其他学者如德国的藤尼斯（Toennies）概括为是由社区（gemeinschaft）向社团（gesellschaft）的转变⁽³⁰⁾；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概括为靠传统和密切联系的个人联系结合为一体的小型民俗社会，向非个人的关系和价值标准多元化为标志的大型城市社会的转变；迪尔凯姆概括为由机械团结型社会（mechanical solidarity）向有机团结型社会（organic solidarity）的转变⁽³¹⁾。

帕克（Park）对现代城市生活的观察尤其具有典型意义。他提出，在现代城市社会，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工业竞争，一是劳动分工。竞争和分工的直接产物，就是“原有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崩溃和转化……这些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城市人口的习俗、情感和人口的变化……即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极关系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与上述社会征候相联系，“传统社会的那种由家庭、邻里、伦理、舆论、风俗、传统、习惯等构成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被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有警察、法庭、监狱等机构负责执行的正式社会控制”⁽³²⁾。

总之，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传统社会中那种以地缘的、身份的、个人的、亲密的、熟悉的、稳定的交往和联结为特征的初级关系被以业缘的、分工的、科层的、非个人的、匿名的、偶然的、临时的交往和联结为特征的次极关系所取代。”⁽³³⁾现代生活使人群高度聚集但是高度的分化，实际上，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可能是“陌生人”⁽³⁴⁾。

布莱克（Black）在《法律的运作行为》一书中研究了法律数量与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他发现，社会分化⁽³⁵⁾、社会中人们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都与法律的数量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法律的变化与分化成正比，达到某一点之后，则成反比变化。具体地讲，法律随分化而增加，一直到分化到相互依赖的某个程度，然后随共生（Symbiosis）的出现而式微，当人们在功能上没有分化，相互之间很少或根本没有交换时，法律很少；而在另一极端，当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他人时，法律也很少。”⁽³⁶⁾

法律也随着人们对他人生活的参与度变化。“关系距离预示并说明了法律的量……在关系密切的人之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增大而增多。”⁽³⁷⁾他得出结论：“在任何地方，法律的增加都伴随着从部落到现代生活、从身份到契约、从社区到社会，从机械性一体化到有机一体化，从亲属社会到城市社会的演化。”⁽³⁸⁾这样，随着法律数量的增长，法律与社会生活嵌入程度大大提高，法律理念便逐渐融入了人们意识形态中，成为人们筹划日常生活和进行管理控制的策略和方式。“什么原则取代身份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呢？新的统治原则是契约……我们似乎是稳步走向一切（法律）关系产生于个人之间自由协议的新社会秩序时期”，“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是契约，人们通过契约安排他们复杂的关系……契约和契约法是社会的中心。”⁽³⁹⁾

与上述现代社会“去个人化”⁽⁴⁰⁾的契约社会特征相适应，在CPA职业领域，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和与传统社区式亲密关系的陨落，CPA个人身份特征由于缺少传统社会中亲密关系交流和传播的介质，逐渐为职业符号所代替，即个人仅仅成为同等的职业符号的代表。与此相适应，法律惩戒和纪律控制也逐渐替代了行业发展初期传统社区/道德/身分式的控制力量，成为对CPA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⁴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