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制度的选择效应与技术变迁

10.4　农地制度的选择效应与技术变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规模经济和规模不变的生产技术能够提供相当的回报水平（技术上），但是规模经济技术在承包制刚性期限约束下，产生投资外部性的风险较大，这使得农户优先选择规模不变的生产技术。制度对技术的选择效应的实质是制度安排改变了技术使用者的风险分布。如果只从技术角度分析投入产出，很容易假设农户采用任何技术都是风险中性的。本书通过制度—技术的比较分析推翻了这一假设，在承包制下，农户使用不同技术面临的风险并不相同，因而产生一定的技术选择偏好。

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研究表明欠发达国家的农业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特征，而发达国家的农业规模收益递增；并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由于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吸收能力不足，农业劳动力呈现绝对增加，技术开发的努力被引向节约土地，而且欠发达国家的土地节约技术是规模中性的。一个国家需要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开发农业技术，以促进相对丰富的要素替代相对稀缺要素的能力，这样该国的农业才能健康发展（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2000）。

我国农业的生产函数和技术特征与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指出的欠发达国家很相似，使农业产出增加的技术主要是高产作物品种、高效化肥、农药等，这些都是高度可分的，因而是规模中性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农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不会显著地低于1这个值，如玉米的规模经济指数为1.169（大于1表示规模经济为正，小于1表示规模经济为负），晚籼稻为0.967、冬小麦为1.107、早籼稻为0.985、薯类为0.904（万广华、程恩江，1996）。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沿着一定的方向进行要素替代，逐步实现规模经济的过程。但是土地制度对技术的选择效应将会影响技术变革的路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们通过技术进步改变要素相对价格、提升资源禀赋的努力，需要引起充分重视。

本章的分析显示承包制与规模不变的技术不适应，而阻碍规模经济技术的应用。土地制度对技术产生选择效应的主要原因是，规模经济的技术在承包制下容易产生投资的外部性，并且对于规模经济水平越高的产业，承包制导致的投资外部性越大。在规模不变技术条件下投资不容易产生外部性，但是延长承包期并不能显著激励农民加大长期投入、提升规模经济水平。

这对今后的农地制度改革有以下启示：

农业生产是一个广阔的领域（种植、林业、牧业、养殖业、渔业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需要占用土地，并且投资与土地不可分。粮食生产是重要的，但不是农业的全部，目前的土地制度以耕地为中心，对不同产业间差异考虑得不够，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效率的损失。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有更高的灵活性，适应不同产业的情况。例如“四荒”资源、林地的经营等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投资回收期较长，只延长承包期的作用是有限的。早在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扬就说过：“保障一个人对一块不毛之地的所有权，他会把它变成花园；与他订立租用花园九年的合同，他会使它变为不毛之地。”原因是所有权使投资者可以获得完全的投资收益，减少了溢出效应。只有所有者（集体）向承包经营者让渡更多的所有权权能和利益（如永佃权、转让、继承权等），才能激励投资者采用规模经济的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在我国现有人均粮食耕地面积小、基本采用规模不变生产技术的条件下，承包制对生产率的不利影响较小。通过土地流转和土地经营权股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营权分散带来的土地细碎化问题，但是由于承包期限的刚性约束仍然存在，土地制度对技术的选择效应依旧发挥作用，长期将会阻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承包制框架内进行的制度变迁所释放的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度的。速水佑次郎和菊池正夫对菲律宾20世纪70年代农业社区的研究表明，资源禀赋变化和技术变革对土地占有权和劳动关系的制度变革需求存在相互作用（速水佑次郎、菊池正夫，1980）。这说明土地制度的变迁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注意的是变革的时机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