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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发展”战略及其利弊

时间:2022-06-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节 “稳定发展”战略及其利弊从40年代开始,墨西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稳定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保持经济高速均衡地增长,进一步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稳定物价和汇率,平衡财政收支;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

第二节 “稳定发展”战略及其利弊

从40年代开始,墨西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改革基本过去,整个社会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发展方面。因受世界大战的影响,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大大减少,国内所需的日用品基本上靠本国中、小企业生产,从而加快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步伐。由于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扩大、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以及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农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很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和大量发展设备简陋的中小企业。由于公共投资增长过快,预算赤字不断增加,通货膨胀日趋加剧。1940~1954年物价上涨率达到了10.6%,造成比索对美元定值过高,影响了商品的出口。1953~1954年,美国经济衰退,使墨西哥出口锐减。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为0.6%。1954年比索贬值,经济和社会状况很不稳定。墨西哥政府为推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稳定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墨西哥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即被人们称之为“墨西哥奇迹”的时期。

“稳定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保持经济高速均衡地增长,进一步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稳定物价和汇率,平衡财政收支;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为达到上述目标,政府采取了以下主要战略措施:

一、加速工业化进程

40年代,墨西哥的工业化以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为主。稳定发展时期的工业化方针则是在非耐用消费品“进口替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部分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建立新兴工业部门,从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具体政策是:

1.增加公共投资,加快能源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工业化创造先行条件。石油、电力、铁路等部门是投资大、赢利少、周期长的部门。这些部门如不优先发展,整个经济就会出现“瓶颈”。国家加强了对这些部门的干预。石油工业国有化以后,墨西哥石油公司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积极勘探开发新的油田,使石油产量稳步上升,并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国内工业企业提供燃料。为了满足工业化用电的需要和打破外国电力公司的垄断,1960年马特奥斯政府对电力工业实行国有化。国家通过联邦电力委员会进行大量投资,兴修水力发电站,扩大城乡输电网。1960~1970年,装机容量由304万千瓦增加到741万千瓦,发电量由108亿度增加到286亿度。[1]这11年中虽然物价不断上涨,但是电费一直保持不变。1950~1965年,公路的里程由21422公里增加到61252公里。[2]原料、动力、交通运输部门的优先发展,为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新兴工业部门和国内急需的工业部门。40年代,私人投资主要经营设备简陋的中小企业,生产供应国内市场的消费品,少数基础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主要由国家投资经营。50年代,为了加速工业化的步伐,迅速发展汽车、机器制造、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单靠国家投资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为此,政府着重鼓励私人投资,为私人资本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1955年政府重新颁布了《促进新工业和必需工业法》,为刺激私人资本在新工业部门投资,提供优惠的税收条件。法律规定,凡是国内尚缺的新建工业部门和生产规模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工业部门都可以不同程度地享受免税优惠。这些工业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产工业原料、机器设备、交通工具的企业,免税期为十年;第二类是生产居民直接消费品、生产用具、科学仪器等产品的企业,免税期为七年;第三类是生产其他商品的企业,免税期为五年。此外,凡是使用本国劳动力和原材料多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减免税。本国企业产品的销售由政府担保。

3.对民族工业进一步实行保护政策。墨西哥于1947年修订了关税税则,提高了工业制成品的进口税。1948年开始实行进口许可证制,限制国内已能生产的工业品和奢侈品进口。同时,根据《促进新工业和必需工业法》的规定,对工业化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免征进口税。

4.加强国营信贷金融机构,为工业化筹措资金。在这方面,全国金融公司发挥了主要作用。30年代它是一家很小的经营股票和土地信贷业务的银行,1947年改组为国内最主要的投资银行。它通过吸收国内储蓄和借取外国贷款,以发放开发贷款和购买大型企业的股票和债券的形式,为国营企业和主要的私人企业提供资金。马特奥斯总统在1959年庆祝全国金融公司成立25周年时指出:“墨西哥的历史已决定要‘国家’发挥先驱作用。全国金融公司已成为执行上述政策的主要工具,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的限制,协调我们为加速经济发展所作的各种努力。”[3]1960年全国金融公司提供的资金达到135亿比索,比1955年增加一倍多。

5.鼓励外国资本向制造业投资。50年代以后,历届政府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鼓励外国资本向制造业投资。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的一切优惠也同样适用于外资企业。同时,为了获得外国技术,本国企业往往采取与外资合营的办法。阿莱曼政府宣布,1944年政府关于外资在某些部门不得超过51%的规定是指整个部门而言,并非指某一家公司。从此,外国私人直接投资急剧增加。外国私人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由1940年的4亿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28亿美元,在制造业中所占比例由7%上升到74%。[4]

二、促进农业现代化

墨西哥人口众多、可耕地较少。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粮食匮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工业的发展也要求农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因此,在这个时期,墨西哥政府把农业问题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现代化,以适应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1.政府从重视土地改革、支持村社和私有小农转向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30年代,卡德纳斯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的农民组成了村社。当时,政府主要通过向村社和私有小农提供贷款来发展农业生产。随着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广大村社社员和私有小农由于缺乏资金、土地贫瘠、生产效率低下,日趋破产。昔日的封建大庄园经过土改以后,占地规模大大缩小,成为所谓的“私人小地产”。他们逐渐采用资本主义的集约化的经营方式,从事出口农产品和城市商品粮的生产。40年代起,政府逐渐放弃分配土地的政策,公开保护小地产主利益,鼓励私人资本向农业投资。阿莱曼政府于1946年修改土地法,将种植棉花、香蕉、咖啡、可可、果树、剑麻等出口作物的小地产占地面积的限额由100公顷水浇地放宽到150~300公顷,并保证养殖500头牛的牧场不予触动。政府在水利设施、化肥、良种、进口农业机械等各方面为资本主义大农场提供大量优惠,而给村社农民和私有小农提供的贷款则明显减少。

2.开发新的灌溉区,发展专业化生产。40年代至50年代前期,国家对农业大量投资,在北部和西北部干旱地区修建大型水利灌溉系统。这些水利设施到50年代后期大多发挥了效用。在锡那罗亚、索诺拉等州的灌溉区建立起大型专业化农场。仅亚基河谷、勃拉沃河下游地区、库里阿坎地区、科罗拉多河地区、埃尔莫西略滨海地区等八大灌溉区就占全国灌溉面积的60%。这些土地主要种植棉花、小麦大豆、高粱、水果、蔬菜等商品作物。上万公顷的土地采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高效率的耕作方式,使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生产成本明显下降。

3.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开展“绿色革命”。50~60年代,墨西哥广泛开展了以培育和推广良种、施用化肥和人工灌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革命”。墨西哥从1943年开始进行改良品种的研究,1961年墨西哥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育成了矮秆高产小麦良种。1962年全国种子公司成立,负责良种的培育、生产和推广工作。1950~1965年期间,施用化肥的面积从占种植面积的4.8%扩大到26.5%,平均每公顷的施肥量由39.2公斤提高到95.9公斤。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1940~1965年全国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由平均每公顷491公斤提高到1158公斤,小麦由每公顷772公斤提高到2144公斤,菜豆由每公顷152公斤提高到432公斤。

4.积极发展出口农业。战前,墨西哥的农业以生产供国内消费的粮食为主。1940年玉米、菜豆、小麦、水稻四种作物占全部收获面积的78.4%。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刺激,棉花、咖啡、甘蔗、香蕉等出口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44~1960年出口农产品的种植面积由82万公顷增加到164万公顷,其中棉田由42万公顷增加到89万公顷。到60年代,棉花、咖啡、剑麻等传统出口产品因国际市场需求量下降,种植面积也开始减少,而蔬菜、水果以及高粱、燕麦等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则不断扩大,其中水果和蔬菜主要向美国出口。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农产品的出口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增加了资本积累。

三、实行稳定财政的政策

财政稳定是“稳定发展”战略最主要的目标之一。1945~1953年,墨西哥通货膨胀率高达10.6%,而同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仅2%,造成比索超值,影响了墨西哥商品的出口,并导致私人资本外流。物价飞涨使工人实际购买力降低,人民群众普遍不满。1954年比索贬值之后,政府把稳定物价、稳定汇率、稳定金融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力图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相当于或者低于美国的水平。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政策。

1.压缩公共投资,增加税收,保持预算平衡。1955年,鲁伊斯·科丁内斯总统在提交众议院的预算支出报告中指出:“我虽然希望在任期内能够增加公共支出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为了保持财政稳定,我认为应该提出一个平衡的预算。”[5]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国家投资在固定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由1950年的55%下降到1960年的37%、1970年的38%。1954年底政府修改了所得税法,提高了企业所得税税率,调整了进口税税率。所得税在国家预算收入中的比例由原来的21%提高到30.1%,所得税额由1950年的7.6亿比索增加到1960年的31亿比索。随着一些新建企业免税期的结束,企业所得税和工商业所得税的收入不断增加。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使财政收支基本上保持了平衡。

2.严格控制货币流通量,使其不超过生产增长的需要。1960~1970年货币流通额(纸币、硬币加上本国支票)平均每年增长9.6%,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同时,中央银行还通过吸收国内储蓄,减轻通货膨胀。

“稳定发展”战略取得的经济成效是显著的,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原定的主要战略目标,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1955~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5%,其中1962~1970年达7.6%。这期间,除1959年因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率降到2.9%以下,其他年份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一国的经济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不出现大的波动,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能不说是发展战略的成功。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工农业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增长。石油、电力等动力部门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很快。除了矿业因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增长较慢之外,其他各部门均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

表8-1 国内生产总值按部门的年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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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1950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1980~1982年全面发展计划》,1980年,第3版,第510页;莱奥波尔多·索利斯:《墨西哥经济现状》,1980年版,第111页。

表8-2 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

资料来源:墨西哥银行,引自《1980~1982年全面发展计划》,1980年,第3版,第511页。

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30.4%上升到1970年的34.5%。制造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60年的19.2%上升到1970年的23.3%。50~60年代先后发展了汽车制造、化肥、化纤、基础石油化工、机器制造、金属冶炼、家用电器等工业部门,初步建立起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钢产量由1950年的35万吨猛增至1970年的338万吨。工业品的自给能力大大提高。进口货在全部工业品供应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35.8%下降到1965年的15.7%。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由1955年的7%上升到1970年的24.6%。

表8-3 进口产品在工业品供应中的比例(%)

资料来源:莱奥波尔多·索利斯:《墨西哥经济现状》,墨西哥,1980年版,第239页。

农业也有了迅速发展。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农业年平均增长率达5%。农产品的产量增长指数以1950年为100,1960年为180.2,1965年达2250。[6]全国基本粮食(玉米、小麦、稻谷、菜豆)总产量由1950年的414.6万吨猛增至1970年的1258.4万吨。墨西哥从一个粮食进口国变成粮食出口国。1950~1954年,玉米、小麦、菜豆、稻谷四种主要粮食进口量平均每年为46万吨,1965~1969年则平均每年出口133万吨。农产品出口额和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都有很大增加。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物价稳定和财政平衡。持续的通货膨胀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通病。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为避免30年代经济危机重新出现和刺激经济的发展,奉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结果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广大拉美国家奉行“发展主义”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公共投资,也造成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后果。1949~1958年巴西通货膨胀率平均在16%左右,从1959年开始上升到40%,1964年达到91%。[7]阿根廷1955~1959年批发物价上涨率为39.1%,1960~1964年为21.6%。[8]而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却从1945~1953年的10.6%下降到1954~1957年的3.5%。这在拉美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比索与美元的比价自1954年贬值为1美元等于12.5比索之后,一直保持稳定。物价和汇率的稳定有利于银行利率的稳定。这不仅使银行吸收的储蓄大大增加,而且也有力地促进了私人投资。稳定发展时期,固定资本年平均增长6.3%,由1953年的134亿比索增加到1963年的248亿比索。[9]由于60年代财政收支基本上实现了平衡,公共外债和内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左右。

但是,“稳定发展”战略也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到60年代末就明显地显露出来。

1.经济结构出现新的不平衡。墨西哥政府为了保持财政平衡和物价稳定,限制公共投资的规模,尤其对农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逐年减少,而以本国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为主的制造业部门,由于享受各种优惠条件,得到了飞速发展,从而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不平衡。

(1)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稳定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50年代至60年代上半期,由于政府重视农业,大量增加公共投资,农业基本上与工业保持了同步增长。1950~1965年制造业年平均增长8%~9%,农业增长6.3%。60年代下半期,政府为了保持财政平衡和物价稳定,逐年减少了对农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加上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私人资本从农业部门向高保护的工业部门转移,造成农业部门资金匮乏,增长率逐年下降,1965~1970年农业年平均增长率降到1.2%。农业衰退,广大农村市场需求萎缩,反过来也影响了工业的增长,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也由1960~1965年的9.2%降到1965~1970年的8.6%。但是由于优惠和保护政策,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还是不低的,结果出现了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到70年代,农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粮食不足的现象重新出现,墨西哥又从粮食出口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1970~1974年平均每年进口粮食106万吨。[10]农业衰退拖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

(2)工业内部结构不平衡。虽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使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过分的保护主义却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私人企业在免受外国竞争的国内市场出售产品获得的利润要比出口产品的利润大得多。保护主义还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设备不能得到及时更新,产品成本高、质量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和农业衰退使国内市场萎缩,面向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部门不得不减少投资,不少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生产下降。由于政府对技术设备进口给予免税或低税优惠,许多私人企业愿意进口技术设备,因为他们可以从产品的保护价格和设备进口低税率中获得很大利益。另外,生产生产资料的基础工业部门耗资大、周期长,私人不愿投资;政府为稳定财政,公共投资也大大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国内资本货生产部门的发展十分缓慢。到60年代末,本国大工业企业仅能满足生产资料产品需求的30%。这就导致了基础工业部门同其他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合理的工业结构使得墨西哥的工业发展建筑在十分脆弱的基础上,加深了对外依赖。

(3)基础设施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40年代和50年代初,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公共投资的减少,基础设施的发展越来越落后于直接生产部门的发展速度。铁路长年失修,运输量增加不快,公路建设赶不上汽车运输业的增长,造成交通拥挤,港口不能满足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需要,仓库容纳量太小造成物资周转困难。电力虽然发展较快,但仍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到60年代末,经济发展的“瓶颈”现象已日益严重。

2.经济上对外依赖加深。“稳定发展”战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外资享受与本国私人投资同等优惠待遇。因此,这一时期是外国资本重新涌入墨西哥的时期。外国在墨西哥的私人直接投资累计额由1945年的5.7亿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28亿美元。[11]外国直接投资利用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燃料攫取巨额利润。每年汇往国外的利润超过新投资。1950~1970年20年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汇出的利润约30亿美元,而新投资约为18亿美元。所以外国资本的输入实际上导致资本外流,影响了国内的资本积累。这个时期,外债也迅速增加,由1960年的8.2亿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将近30亿美元。

外资的输入往往与商品的输入结合在一起。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一般都必须从母公司购买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外国贷款往往也附有向放贷国购买商品的条件。这些都加深了墨西哥在技术上和资金上对外国的依赖。墨西哥不得不进口大量资本货和原材料,因而贸易赤字日益扩大,国际收支状况恶化,造成恶性循环。“稳定发展”战略对外资开放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这种发展没有真正加强民族经济的自主性,相反使经济结构带有明显的对外依赖性。

3.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平衡,社会贫富悬殊。在稳定发展时期,政府的基本方针是鼓励私人投资。政府一方面在税收、价格等政策方面为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物价稳定,尽量控制工人工资的增长。这就造成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极不平均,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落入资本家手中。据统计,1950年30%贫苦居民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8.78%,而10%最富裕阶层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45.4%。[12]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富悬殊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1968年收入在1000比索以下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44.53%,其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4.62%,而收入在3万比索以上的家庭占13.51%,其收入占总收入的43.81%。财富集中、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生活贫困化和严重失业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广大居民收入微薄,购买力低,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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