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效和问题

第四节　成效和问题

智利军政府推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经过了10年的实践，并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人们较为广泛的关注。10年来，在智利国内这种经济发展战略所引起的争论尤为激烈，支持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观点针锋相对，结论截然相反。支持的一方认为这种战略是“正确的”、“合理的”，已在智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甚至是“智利经济奇迹”。反对的一方则认为，这种战略是以牺牲广大中下社会阶层的利益而维护少数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是靠“政治上的极权统治”来实现生产资料和收入的集中化，其执行结果，在政治方面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丧失殆尽，在经济方面从总体上说也是失败的。这场争论不仅仅涉及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而且也包含着政治立场上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年来智利国内尖锐的政治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我们研究别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着眼点不是为了评论他人的短长，更无意介入某种争论，而是为了开阔自己的眼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去吸取别国某些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对智利经济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我们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去全面地评价智利经济发展战略的成败得失，而只是根据所掌握的材料作某些评述。

一、关于经济增长速度

表5-2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注：*《智利中央银行月报》1985年4月。

资料来源：智利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杂志1983年11月。

根据智利官方提供的统计材料，1974～1984年，智利经济年增长速度呈现出大起大落、很不稳定的状况（见表5-2）。其中，1975年和1982年分别出现12.9%和14.3%的负增长，而1977～1980年则连续四年增长率在7.8%以上，增长率最高的1977年为9.9%。按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74～1978年智利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4%，而同期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智利属于同期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这个统计只包括了军政府执政的前五年，但由于1979年以后的几年智利经济的增长情况并不比前五年好，因此，1.4%的平均增长率可以反映军政府执政以来的经济增长概貌。所谓“智利经济奇迹”之说，是在1977～1980年连续几年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出现的。实际上，这几年的较高增长率是在1975年的严重衰退之后出现的恢复，并且为时短暂，因而并不存在什么“奇迹”。按1970年美元价格计算，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到1978年才恢复到1970年的水平。^[20]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不是最近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智利经济是可以保持70年代后半期的增长势头的。这种看法把1982年智利经济的严重衰退完全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以军政府执政以来低于历史水平的投资率是不可能长期保持在70年代后期的增长率的。就拿外部因素来说，智利从1977年起外债以每年十几亿、几十亿美元的幅度增长，即便国际金融市场不出现后来这么大的变化，智利也不可能长期以这么高的速度负债，更何况原来借的大量债务并未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现在我们来看看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情况。工业生产的增长以1969年为基数100，1977年才达到104.2。这时，工业内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除工业中间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两项分别比1969年增长39%和1.6%以外，其他各项均低于1969年的水平。到1980年，工业增长指数达到129.2，这时工业内部各个项目才全面超过1969年的水平。^[21]这就是说，军政府执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七年之后，即到1980年，工业生产仅比1969年增长29.2%。时隔一年，即1982年，整个国民经济又出现大幅度的衰退。这就说明，军政府执政以来，智利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是很小的。矿业部门的发展比工业更差，1979年和1973年相比，在六种主要矿产品中，除铜产量增长45%、铁矿砂产量增长17.7%以外，其他四种矿产品的产量均下降，其中煤产量下降30%，石油产量下降34%。^[22]农业部门的情况是比较好的。1979/1980年度，十种主要农作物中除甜菜以外，其余九种的产量均超过1969/1970年度。1980年捕鱼量达300万吨，创历史纪录。此外，军政府执政以来，木材产量和积蓄量均有较大的增长。

上述情况说明，智利1974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中非物质生产部门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中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是进口商品销售和金融劳务。“这两个项目的年累积增长率为13%左右。”^[23]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如前所述，由于大幅度降低关税，国外商品进口大量增加。金融劳务收入的显著增长，则是由于国内存、放款利率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用大量国外低利贷款在国内放高利贷款等因素所促成。

二、关于对外贸易

1974年以来智利对外贸易有较大的发展。70年代以前智利年出口总额不超过10亿美元。1973年出口额为12.5亿美元。1974～1979年期间年平均出口额超过20亿美元，1980～1984年期间年平均出口额接近4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最高的1979年达到47亿美元。1973年智利的进口额为14.5亿美元。军政府执政的头三年，由于关税仍然偏高和紧缩财政等因素，进口增长幅度不大，因此，每年贸易结算还略有顺差。从1977年起随着关税改革的深入，进口额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其中增幅最大的1979年比上年增加39.5%。进口额由1977年的24亿美元增至1981年的65亿美元。结果，1977～1981年外贸连年逆差，五年累计贸易赤字46亿多美元，全部靠外国贷款支付。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不得不大力压缩进口，当年进口额比上年减少28.7亿美元，下降44%。^[24]

1974年以来外贸商品结构也有明显变化。1973年的出口商品结构为矿产品占90.8%，工业制成品占7.2%，农产品占2%。1982年则分别占58.1%、31.8%和10.1%。可见工业品出口增幅最大，农产品也有明显增长，矿产品占的比重大大下降。上述比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品和农产品（即所谓非传统产品）原来的起点过低。例如，1982年和1973年相比，矿产品出口额增加了10亿多美元，与工业品出口额的增长相差无几。工业品出口的增长主要是化工产品、纸浆、食品和葡萄酒等的出口量增加，农产品中主要是水果、木材和渔产品外销量扩大。非传统产品出口的显著增长不失为智利推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一大成绩，但从商品结构来看，主要还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而不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工业制成品。1970年的进口商品结构为消费品占16.1%，中间产品占52.5%，资本货占31.4%，1982年则分别占26.9%、56.6%和16.5%。其变化是消费品占的比重显著提高，而资本货占的比重大大下降。1979年和1970年相比，消费品进口额增长1.4倍，而中间产品和资本货进口额只分别增长82.5%和21.5%。^[25]进口消费品的增长几乎全部是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非食用消费品”，因为食用消费品的进口基本上没有增加。中间产品进口的增长主要是石油，更确切地说，是由于石油大幅度涨价所致。这种情况说明，进口贸易的扩大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国内发展生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

三、关于财政状况

军政府执政以来，智利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1973年财政赤字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7%，1975年已降至2.6%，1979～1981年已连续三年消灭了财政赤字。^[26]财政状况的好转，主要是一系列缩减财政开支的措施的综合效果，而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并无显著成绩。主要的节支措施有：①取消各类物价补贴。②减少对国营企业的财政补贴，1973年“社会所有制领域”的财政亏损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绝大部分国营企业私人化以后，这方面的支出大大减少。③撤销一批公共机构，裁减职工。仅1974～1976年间公共部门裁减职工达10万人。④限制国家机关的物资采购，如车辆、土地、房产、机器设备等均列为禁购物资。⑤冻结工薪支出。⑥缩减公共投资，1973年公共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5%，1975年降为6.9%。⑦压缩社会开支。在减少财政赤字的同时，政府通过改革金融体制，提高利率，增加银行储备金额，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再贴现等办法，加强了对国内信贷的控制。因此，货币发行量的年增长率逐年下降，由1973年的461.6%降至1978年的56.2%。通货膨胀基本上得到控制，1978年已降至30.3%，此后虽略有回升，但始终在40%以下，与同期拉美其他一些国家高达三位数以至四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相比，已属不可多得。

四、关于积累和投资

1960～1970年期间，智利的储蓄率（全国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为15.1%。1974～1982年期间降为11.5%，其中1981年和1982年分别为7.3%和2.6%。^[27]储蓄率下降的基本原因，一是这些年中广大中下层群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有限；二是国内财富的日益集中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进一步助长了少数富裕阶层的消费倾向。包括智利在内的一些拉美国家，历来有模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消费方式的习惯，有所谓“消费主义”之称。7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有大量国外高档消费品进入智利市场，使上述倾向有增无减。有的学者指出：“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明显加剧”主要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差别扩大，而不是用于生产投资的积累水平的提高，国民储蓄率的下降就证明了这一点。^[28]60年代智利的平均投资率（国内固定资本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15%，1974～1977年降为11%。1978年以后由于缺乏完整的统计数字，还无法计算出平均投资率，但总的趋势并无变化。例如，1978年投资率为12%，而1983年仅为8.4%。自50年代以来，智利的投资率一直低于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平均水平。1950年、1960年和1970年，全地区平均投资率分别为17.8%、18.4%和19.6%，智利则分别为13.3%、13.3%和13.7%。到70年代中期差距进一步扩大，1977年全地区平均投资率为22.1%，智利仅为9.4%。^[29]从资金来源看，1970年智利国内总投资的92.8%来源于国内储蓄，外部资金只占7.2%，而1977年外部资金占了27.6%。从固定总投资的构成看，70年代建筑投资占的比重明显下降，1950年机器与设备投资占36%，建筑投资占62%，1977年则分别为59.6%和40.4%。^[30]

五、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外债

1974～1982年，获智利官方批准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70.14亿美元，其中实际投入的为17.82亿美元，占批准额的25.4%（见表5-3）。如前所述，在军政府执政的头几年，外国投资很少，1977年修改外资条例、放宽条件之后，外国投资才显著增加。1978年和1979年批准的外国投资分别超过12亿和17亿美元，1981年更达25亿美元。从外资的部门分布看，90%投在矿业部门，工业和服务业分别为5%和3%左右，投入农业、运输等部门的极少。

表5-3　批准和进入的外国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智利中央银行，外国投资委员会。转引自智利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杂志，1983年11月。

1974～1982年，智利的外债增加了三倍。1973年底公共和私人外债合计为40.48亿美元，到1979年底增至84.63亿美元（其中私人外债占42%）。1980～1982年外债又增加87.78亿美元。即军政府执政的前六年外债增加一倍，1980～1982年三年又增加两倍。实际上，到80年代初政府对外债已失去控制，1981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已占当年出口收入的34.6%；1982年外债总额达171.54亿美元，当年外债劳务占出口收入47.2%。70年代中期起拉美国家普遍出现负债激增的现象，但各国对贷款的使用情况不尽相同。一部分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国，确实利用国外贷款搞了一些大型的工程项目。智利则与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的情况相类似，在大量负债的同时国内投资并未相应增长，贷款主要用于平衡历年经常项目的赤字以及金融投机等。

六、关于收入分配

自军政府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来，国内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明显的。在新的经济模式中收入分配的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在分配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小。因此，政府一再强调用增加社会开支的办法来增加全体居民的福利，不过，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并不容易。根据智利官方的统计资料，1974～1980年期间历年的社会开支均低于1973年。由于1971～1973年期间“人民团结”政府特别强调社会福利，这几年的社会开支比较高，因此可以不和这几年相比。从绝对数字来看，1974年以来历年的社会开支都高于1970年，1982年接近20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一倍以上。^[31]但是，如果从社会开支所包含的六个项目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上述社会开支总额的增加并不表明中下层居民的生活状况会有相应的改善。其一，住宅一项1982年的开支还不到1970年的1/3。其二，教育和卫生两项只分别增加1.87亿美元和0.26亿美元，如果把这12年的人口增长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其增加幅度极为有限。其三，开支增加最多的是社会救济和社会预防两项，分别增加4.26亿美元和4亿美元。这两项开支的增加都和严重的失业问题密切相关。其中前一项就包括每年高达18万人左右的最低就业计划开支和向企业主提供的扩大招工补贴，后一项则包括各种形式的失业补贴。最后一个项目是地区发展，其开支比1970年增加0.48亿美元。

如前所述，军政府取消物价管制之后，商品市场完全实行自由定价，而劳工市场则相反，先是冻结工资，后来虽按消费物价指数变动定期调整，但工资的增长仍抵不上物价的上涨。与此同时，工会权力缩小，失业队伍庞大。据统计，1974～1981年平均失业率为16.6%，而1970年为5.7%。1981年工人实际工资水平只相当于1970年的97.4%，参加最低就业计划的工人实际收入只及1970年最低工资的1/3。从国民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情况看，1970年职工劳动报酬部分占52.3%，其他要素部分占47.7%，1978年则分别为41.2%和58.8%。此外，政府的某些改革措施加剧了国内财产的集中和少数私人经济集团势力的膨胀。例如，1977年，国内两个主要经济集团控制了250家最大企业37%的资产，而在1978～1980年三年中，这两个集团控制的上述企业的资产额又翻了一番。

通过上述介绍和分析，人们对于智利军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里还有两个问题必须着重指出。其一，智利军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付诸实行的。众所周知，1973年以来先后爆发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对智利来说，由于贸易比价的恶化，近十多年来它的主要出口商品铜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处于疲软地位，因而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此外，智利也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一样，从1982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债务问题已成为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不难看出，智利在1975年和1982年出现的两次严重经济衰退，都与当时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密切相关。其二，军政府执政初期曾不得不对“人民团结”政府后期出现的严峻经济形势进行调整。尽管人们对于调整经济的方式意见不一，但无论采取何种办法，调整都需要时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上述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战略都会碰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