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战略

第三节　“高增长”战略

一、“高增长”战略的实质与背景条件

1964年政权更迭后，巴西政府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实施的是“高速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模式的决策基础有三：①摆脱经济落后状态。②实现工业化。③充分利用外部市场。^[26]也就是说，巴西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与前期一样，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亦是前期的继续——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所不同的是策略手段的改变，采取利用外部市场，从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变为“更加向外开放的经济战略”。^[27]实施“外向战略”是针对前期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仅局限于国内市场而导致的“退化”局面而提出来的。新战略“摒弃了纯粹依靠国内搞发展的模式。而注重于加速扩大出口和有选择地进口的政策”。^[28]新战略的实质是以庞大的发展计划和高增长指标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选择新的“增长点”工业部门作为“楔子”，改革经济结构，推动工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使原来基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工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转移；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大力鼓励出口，开拓国外市场。

这一时期，巴西政府实施了三个发展计划：“发展战略规划”（1968～1970年）、“政府行动的基础和目标”（1972～1974年）、“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1972～1974年），这是些综合性发展计划，其内容包括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经济指标重点是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目标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以及促进全国一体化发展和缩小地区差别等广泛内容。“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加速国家发展和致力于全国一体化工作。”^[29]

60年代末，巴西推进“高速发展”战略是在这样一个国内外环境中开始的：

首先，当时的国际环境对巴西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有利因素是世界经济加速增长，国际贸易活跃，1965～1975年间，世界贸易年增长率为17%。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坚挺。1968～1973年，巴西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上涨74.7%。巴西初级产品出口占世界贸易的10%。出口盈余使其国际清偿能力增强，外汇储备增加。但与此同时，世界通货膨胀开始加剧，货币与汇率已显露出危机，1969～1970年由于受美国采取的反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已呈现出“中度衰退”，隐伏着更严重的危机。

其次，从国内看，军人政权为能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一方面不惜采用高压手段来强化集权统治，同时在统治集团中组织新的阶级联盟，特别是吸收一部分“技术官僚”行使对国务的组织领导权。人们通常称之为“专家治国”。这一政策的实施绝非偶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巴西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所决定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个与生产紧密相连、具有活力的中产阶层力量在增长。另外，执政当局对广大劳动阶层亦实施某些“福利政策”，如实行与物价指数同步增长的、定期调整的最低工资制度，在社会一体化计划中强调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

最后，1964～1967年的经济整顿，为高速发展做了组织准备和资金、市场的动员工作。布朗库政府实施的“政府经济行动计划”旨在稳定经济，调整供求关系，进行体制改革。例如，1965年实行“货币纠正法”和“物价指数化”制度，1967年设立“国家稳定物价委员会”、“部际价格委员会”等，对稳定物价、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货膨胀率由1964年的94%降为1967年的24%。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又为资金积累和扩大市场创造了良好条件。1964年年底颁布“银行法”，建立了以全国货币委员会为最高金融当局的全国金融体系，负责制定全国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并管理和监督全国金融业务，同时建立巴西中央银行为其执行机构。随后又颁布“资本市场法”，发行国家债券，私人证券交易所活动亦活跃起来。利用公开资本市场机制，活跃银行信贷业务，促进了资金融通，从而发挥了金融业务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巴西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之一。这一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健全了税收制度，增加了国库收入，有效地消除了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由196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降到1969年的0.47%。同时建立了各种强制性储蓄制度，提高了国内积累率。

二、主要的政策措施

这一时期，巴西的经济建设采取了“全面推进”的方针，国民经济各方面都得到发展。这里我们仅围绕着前述战略重点集中分析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突出“增长点”工业发展的部门经济政策和开拓国外市场的对外经济政策及其措施。

1.宏观经济战略措施。

（1）实施全国一体化计划，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开发，旨在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扩大国内市场，以期推动全国经济发展。

开发落后地区，对巴西来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巴西地大物博，与南美10个国家接壤。由于数百年殖民地经济的影响，“发达的沿海巴西”与“落后的内地巴西”反映出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全国44%的人口集中在仅占全国领土面积10.9%的东南部四个州，这里拥有全国65%的国民收入。缩小地区差距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50年代库比契克政府为此目的而迁都中西部高原。60年代历届政府亦将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列为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并制订了十多项开发计划。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战略重点：一是加速东北部的工业发展，改变该地区的经济结构；二是对亚马孙和中西部处女地进行生产性开发。采取的主要措施有：①建立地区开发管理机构，以保证全国开发计划的协调一致并具有连贯性。1964年设立了“地区性开发特别协调部”，其后相继建立了东北部、亚马孙地区、中西部和南部四个开发管理局，负责制订本地区的开发计划并组织实施。②建立地区开发银行和特别基金，为开发计划提供资金保障。政府规定全国所得税的30%作为“全国一体化计划”基金。③采取有效的财政刺激手段。政府有关法令规定，在那些受鼓励的地区（如东北部、亚马孙地区等）和优先发展的部门，豁免50%的所得税。④设置垦殖区，提供土地和资金以鼓励移民，建立新的经济开发中心。⑤开辟自由贸易区。如1967年建立“马瑙斯自由贸易区”，免税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开放。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巴西幅员辽阔，随着经济建设规模扩大，不断开拓新边疆，提供基础设施是巴西政府支持和推动全国发展运动的又一重要战略措施。自50年代初巴美混合委员会断定基础设施落后是巴西经济发展的“瓶颈”以来，历届政府都将这一项目列为投资重点。军政府时期对基础设施尤为重视，确定的优先项目包括全国公路一体化计划、出口走廊计划、远洋航运计划和通信现代化计划。由于巴西铁路运输十分落后，而公路造价低，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60年代以来公路运输成了巴西交通运输的主要形式。全国公路一体化计划建设重点有三：①开辟通往内地新垦殖区的公路干线。②修建通往边境城镇的国际公路干线，既具有“安全”的战略意图，又为发展国际贸易往来开辟途径。③连接各州首府和重要城市的州际公路干线。60年代末被称为“公路时代”，修建了横贯东西的亚马孙大公路、东北州际公路，贯通南北的贝伦—巴西利亚公路、库亚巴—圣塔伦—布朗库公路等。出口走廊计划和扩充远洋商船队都是为扩大出口战略服务的。

在现代经济的经营管理中，建设现代化的通信服务系统，及时地、准确地沟通国内外信息情报，已成为促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巴西的通信事业迅速地跨进了现代化时代。巴西于1967年设立邮电部。1972年建立全国电讯系统中最大的控股公司——巴西电讯公司，统一控制全国各州的通信业务。为加速电讯事业现代化巴西采取了三个重大步骤：①建设卫星通信体系。1969年巴西第一个通信卫星地面接收站投入使用。1974年巴西利用租借的国际通信卫星装置服务于国内电讯业务和电视直播业务。②1970年在圣保罗建成长途直拨电话系统。③1974年建成全国电传网，全国电传站达1.1万个，比1968年增加了15倍多。

1968～1974年期间，巴西交通运输和通信部门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几乎达到与工业生产同步增长的水平，表明这一时期交通运输在巴西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先行”作用。

（3）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主导作用和调动国内外私人资本的积极性。

在巴西资本构成中，客观上存在着国家资本、本国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三种经济成分。如何有效地发挥三者的优势，调动各方资本力量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决策手段是关键。这一时期，巴西政府充分利用国家资本的经济实力，使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力量的民族私人资本，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使其增强实力；同时积极利用国外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使之有利于巴西的技术更新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据1970年巴西《视界》杂志对1069家大企业的调查，94家国家资本企业占纯资产总额的47.5%，669家本国私人资本企业占纯资产的27.7%，306家外资企业占纯资产的24.8%。这表明国家资本实力雄厚，占主导地位。国家资本占优势的部门是邮电部门（占纯资产总额的96.8%）、公共服务（86.2%）、交通运输（81.8%）、矿业部门（67%）等，这是些关系国家安全、资源保护以及支持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部门。本国私人资本占优势的部门是农业（88.8%）、商业（90%）、民用建筑（85.7%）、食品（76.2%）、纺织（66.7%）等。这是些规模小、劳动密集的部门，然而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吃、穿、住。而外国资本凭借其技术优势主要集中于机械制造（75.2%）、运输设备（69.6%）、电子设备（66.2%）等工业部门。在冶金、化学、有色金属、精密仪器等部门，则多数是三种经济成分混合经营。鉴于这些部门的重要性，国家资本占大部分份额，仍居于主导地位，由于这些部门的技术要求高，与外国资本采取合资经营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据该杂志1980年对7535家大企业（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调查，393家国家资本企业占资产总额的48.2%，6561家本国私人资本占40.8%，581家外资企业占11%。^[30]三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布，仍基本上保持上述格局。

“在巴西的经济增长中，政府企业一直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31]这一时期，国家资本企业进一步发展。1960～1976年期间，新建国家资本企业210家，占国家资本企业总数的60%。这期间，政府固定资本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5%左右，强大的国家资本力量是巴西经济迅速发展的源泉。

本国私人资本基础广泛，在巴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本国私人企业90%以上是职工不足20人的小企业，力量薄弱，在资金、技术、生产规模等方面都缺乏竞争能力。巴西政府对本国私人资本企业始终给予支持和保护。巴西银行设有资助民族中小企业开发局。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工业资助特别署不仅规定优先资助中小企业，而且对购买民族私人企业机器设备的消费者亦提供优惠贷款。

这一时期，巴西政府有效地调动了国内资金积累。1965～1975年期间，固定资本总构成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4%增加到25.3%。同期，私人投资水平亦大大提高，私人固定资本构成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8%提高到21.5%。^[32]

（4）积极利用外资。

“从1964年起，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投资款项的源泉，就成了巴西经济模式的重要特点。”^[33]军政府采取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1968年颁布法令修改了古拉特政府时期禁止外资利润外流的法案，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规定外资企业可以优惠汇率汇出利润10%；五年后，优惠8%；利润再投资可作为新投入资本登记。^[34]巴西还与美国签署了投资保证协定。政府放宽政策，加之经济处于高涨势头，对外资有较强的吸引力，从而出现了外资流入的新高潮。1968～1974年期间，流入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27.87亿美元，为1964年以前流入巴西的外资总额的1.73倍，其中4/5集中于制造业，仅化学、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和冶金四个部门的投资占总额的53.3%。^[35]

这一时期，巴西利用外资的形式有三个重大变化：其一，鉴于库比契克政府时期准许外资在巴西建立独立子公司而造成整个部门被外资控制的严重后果，军政府着重采取与外资合资建立股份公司的形式，特别是在那些技术密集的工业部门，采用合营形式，要求外资投入先进技术设备，规定转让技术年限以及规定国产零部件利用指数，这对于促进本国工业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其二，借贷资本成为巴西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1975年借贷资本额比风险资本（直接投资）高1.4倍。其三，借款渠道由以官方贷款为主转为以私人贷款为主。1968～1974年间，巴西未清偿的外债总额由37.8亿美元增加到176亿美元，增长了3.66倍，其中欧洲货币市场私人银行贷款比重由28.6%上升到60%以上。^[36]这一决策的积极意义在于摆脱了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时提出的种种约束，借用私人银行贷款没有附加条件限制，使用方便，可用于发展计划的任何项目投资。但到70年代末，国际经济形势剧变，债务利息率猛增，外债负担越背越重，成为巴西经济发展的严重累赘。这在70年代初，恐怕是巴西决策者始料不及的。

（5）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原巴西银行行长兰戈尼在分析巴西经济增长的源泉时论证，1960～1970年，财政资本对巴西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01%，教育的贡献为15.74%。而在1950～1962年间，美国教育与财政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相等，分别为23%和24.7%；法国分别为10.0%和16.8%；墨西哥（1950～1964年）为6.6%和27.6%。^[37]这一方面表明，巴西教育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能看出，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巴西的教育事业在促进资本更新和技术革命，推动物质生产发展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较，还存在巨大差距。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技术素质的要求，自60年代末以来，巴西政府对开发人力资源追加智力投资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巴西于1968年和1971年先后颁布高等教育改革法和中等教育改革法，使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更适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把智力投资视为是增强“国家物质潜力的一种有益的和必不可少的投资”。教育经费由196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提高到1973年的2.5%，还建立了“教育工资制度”，广为筹集社会资金来兴办教育事业。为促进技术革命，使引进的国外现代技术“巴西化”，进而创新发展，巴西政府把发展重点放在了高等教育上。1972年，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占教育经费总支出的48.7%。高等教育贯彻教学与科研并举，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大学承担国家重点科学技术研究计划并培养高级科技专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增长，1965～1975年期间，高等教育注册学生人数年增长率为16.3%，同期国民经济年增长率为9.2%。政府还大抓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鉴于巴西工业处于中等发达水平，以中性技术为主，就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企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大量需要的是具有中等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巴西建立了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套职业教育体系。除在正规学校健全职业中学教育体制外，还开办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培训在职职工和学徒工。1971年巴西将义务教育由小学扩大到初中，共实施八年免费义务普及教育，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以提高全体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1965～1975年期间，教育事业发展显著，三级教育注册学生人数提高80.8%。每万居民中拥有大中小学生人数由1551人增至2134人。在经济自立人口中，接受6～12年教育的人数比例从1960年的24.1%提高到1970年的34%。

2.加速发展新的“增长点”工业，以此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制造业结构变革。

这一时期，巴西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是采矿、机械制造和耐用消费品工业（包括轻型飞机、汽车、家用电器等），基础材料工业（钢铁），中间产品工业（石油化工、化纤、化肥、有色金属等）。

加速发展采矿业的目的，旨在扩大出口和为国内冶金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1964～1973年间，采矿业部门年平均增长率为15.9%，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7.8%）的两倍。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①1969年建立国营矿业资源勘察公司和亚马孙雷达工程，通过航空摄影对全国地质和矿产资源进行全面勘探，研究估计储量，绘制地质图和矿产图，制订开发计划。②扩建多西河谷矿业公司，新建和扩建大型球团矿冶炼厂，提高采矿业的开采能力和精选冶炼能力。1963～1977年间巴西铁矿砂的生产和出口均增长四倍以上。

在制造业中，巴西政府把发展重点放在飞机制造、汽车和电子电器工业部门。巴西选择和推进这类制造业发展的积极意义：一是技术更新快；二是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三是便于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发展；四是可利用和发展本国中小企业的加工能力；五是可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70年代初，巴西飞机制造业突飞猛进，标志着巴西工业开始了新的技术革命。1969年巴西建立国营航空工业公司，迈出了发展本国飞机制造业的第一步。1969年建厂，1971年投产，十年后，巴西在引进的国外飞机制造技术的基础上，自己设计制造出十几个种类、50多个型号的军用、民用飞机2000多架。其中班德兰特飞机已成为世界最畅销的飞机之一，在世界轻型飞机制造业中居第六位。这一时期也是巴西汽车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1967～1974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22%。以十家大型汽车制造厂为骨干，带动了数百家中小型汽车零部件工厂生产的发展。为鼓励汽车生产，政府将汽车工业产品税由12%降为5%，给巴西尚不能生产的汽车必备零件以进口豁免权；还建立了耐用消费品消费信贷制度，规定购买汽车可享受18个月消费信贷，从而扩大了国内消费市场。1975年，国内的汽车销售量占总产量的92.3%，达85.8万辆，比1965年提高了一倍多。

70年代初，巴西开始实施钢铁工业发展十年计划，东北部、东南部和南部三大石油化工中心计划，全国化肥生产计划等，促进本国原料和中间产品生产发展，以提高自给能力。但由于这类项目建设周期长，一时难以形成生产能力。

3.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联系是60年代战略调整的中心，巴西政府把增加出口和使出口多样化，作为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全国经济发展运动必不可少的战略措施。早在60年代初，“出口即出路”的口号已被提出。巴西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奥·西蒙森论证：“巴西的发展模式必须是外向的，对扩大出口应给予特别注意。这是因为，巴西很难缩减它的进口率，而向外出口的增加，又是巴西能够吸收外资的必要条件。”^[38]也就是说，出口是为了更多地进口，有出才有进，有进才有出。在60年代，巴西发展新兴工业部门所需的设备和中间产品仍有相当部分依赖进口，资本更新和最新技术装备也是靠进口，外资和外债的劳务费用等也都寄托于出口创汇来换取和偿付。

为扩大出口，除采用通常的财政刺激手段，如减免税收、提供优惠贷款、出口补贴以及简化出口手续外，巴西采取了一些独特的措施：①巴西政府于1968年开始实行克鲁赛罗小贬值政策，使本国货币与国外硬通货的兑换率经常地不定期地贬值，以增强巴西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②完善对外贸易基础设施，以开通出口商品的产销渠道。如建设“出口走廊”体系，通过水陆联运体制和港口现代化，把出口商品产地与出口港相连接，消除运输体系中的堵塞，使出口商品及时地运转出口，从而降低运输成本，缩短运转周期。③大力发展本国远洋商船队。1967年巴西政府制定新的海运政策，规定在对外贸易货运中，本国船只载运比例不得低于40%，同时实施了扩大本国商船队的“紧急计划”，通过买船、租船和造船等办法，使本国远洋商船队迅速扩大。巴西商船在进出口贸易货运中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10%提高到1972年的42%。这对扩大对外贸易网，增加出口商品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扩大出口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1968～1974年期间，出口额由18.81亿美元增至76.51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6%，出口系数由1965年的5.7%提高到1975年的7.5%。出口为工业发展进口资本货提供了45亿美元外汇。1968～1974年期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79.3%降为60.4%，工业品出口比重由20.3%提高到37.2%。不过，巴西的出口结构仍然是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

三、“高增长”战略的利弊

1968～1974年是巴西经济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七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商业分别增长11.9%、5.9%、11.7%和11%，人均产值年增长7%以上。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为继联邦德国、日本之后的“巴西经济奇迹”。这一时期，巴西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经济结构也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例如，1960年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为0.9∶1，农业产值略高于工业；1975年变为2.69∶1，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一倍多。1974年，在制造业产值构成中，轻工业与重工业比重分别为40.3%和59.7%，重工业比重比1960年提高了26%。在劳动力构成中，1976年，工业就业人口在全国就业经济自立人口中所占比重为23.1%，农业就业人口占36.3%，与1960年比较，前者增加75%，后者下降32.8%。1970年城乡人口构成分别为54.92%和45.08%，城市人口比1960年增加了22%。从社会指标所显示的结果来看，人民生活得到相应改善，医疗卫生、国民教育、住宅条件、物质消费与60年代以前比较，都有较大提高。

巴西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无疑是建立在过去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奠定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生的质的变化，也表明“新战略”对促进经济发展所赋予的活力。

这一时期，巴西社会经济发展也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仍十分严重，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1970年与1960年比较，占全国人口40%的最贫穷者的收入由占国民收入分配的11.2%降为9%，而占人口5%的最富裕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份额由27.4%增至36.3%。^[39]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然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获益有限。

巴西经济在高速增长时期也出现一些因决策失误造成的问题：

1.政府的发展计划过于庞大，超过国力所能及，从而造成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这明显地反映在巴西商品、劳务、资本的进口系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度提高，1965～1975年期间，从6.2%上升为13%，增加1.1倍。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依赖尤为严重，1968～1973年期间，外债增长2.3倍，其中私人银行货币贷款增长6.2倍，负债率由1969年的10.8%上升为16.1%。^[40]

2.投资重点放在地区开发和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方面，而对发展生产资料部门投资过晚。在经济高速增长之际，生产资料生产能力疲惫，在工业部门的总供给中，为扩大再生产对资本货生产的需求压力，相当部分是靠从国外引进满足的。因为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形成，需要经过由固定资本订货，到生产出成品投入使用，而后才能发挥作用。因此，70年代初，巴西对外部市场工业原料、机器设备的进口依赖进一步加重。例如，1969～1973年期间，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备等资本货的进口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23.3%上升到40.1%；钢铁产品、化学产品、有色金属产品等中间产品的进口由占进口总额的9.5%增加到25.4%。^[41]其中进口钢铁产品占国内总销售量的2/5。

3.能源战略决策失误。60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低廉，巴西采取了利用国际市场廉价石油的能源战略，国内能源消费结构转换为以石油消费为主。石油消费比重由1966年占能源消费构成的32.8%增加到1973年的50%。一般说来，能源的生产结构决定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的选择应根据本国能源资源情况来确定。然而，巴西这一消费结构的选择却完全脱离了本国石油储备贫乏这个条件。国产石油只能满足国内消费的1/5，8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60年代中期，巴西能源弹性系数大于1，1970～1975年期间，能源弹性系数降为0.85。当1973年发生世界能源危机、石油价格猛涨后，巴西进口石油费用成十数倍增加，由1973年的7.7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00亿美元以上，石油进口值由1972年占巴西进口总额的9.3%提高到1982年的53.9%。这一决策失误，导致巴西陷入对进口能源的严重依赖，成为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障碍。

4.长期忽视农业部门发展，造成工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之间严重的比例失调。自30年代以来的历届巴西政府，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采取“以农养工”的政策，靠得天独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靠巴西热带初级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出口优势创造外部积累，再把出口农产品的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增加工业积累。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业生产力低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前向和后向带动关系并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尤其是巴西政府长期忽视农业生产发展，导致工农业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1932～1974年的4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6.3%，工业为8.5%，而农业为4.0%。尤其是在1965～1970年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9.7%，而农业增长率仅为0.4%。农业生产不宜长期发展缓慢，而且其所有制关系、农业生产结构、农业技术结构、农产品出口结构等，都十分落后、僵化。从而导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衡加剧，农业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劳动力和市场的能力减弱，不能适应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